2015年,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八一电影厂拍摄了一部《百团大战》,得到非常好的评价。
该片讲述了1940年抗日战争期间,尤其是张自忠将军以身殉国后,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危难之际和日军展开殊死决战,八路军副司令员彭德怀和副参谋长左权执行毛主席的命令,和日军进行了一场决战,因为当时参与的团达到上百,故名: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的胜利,可谓深深震慑了日寇,尤其是在国民党军连连败退的情况下,提高了八路军的威望。
但鲜为人知的是,就在宣传百团大战时,毛主席却有了非常明显的情绪,那么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1940年的春天,中国大地被抗战的阴霾笼罩,当时抗战已步入第4个年头。
国际局势也发生巨变,纳粹德国在欧洲战场如风暴般迅速席卷半个欧洲,希特勒的气焰嚣张至极,这股恶风也让同在法西斯阵营的日本愈发膨胀。

夏日临近,日寇在中国正面战场悍然发动大规模的枣阳、宜昌战役,其空中部队更是朝着中国重要城市重庆等地疯狂轰炸,狂妄叫嚣着“将在下半年进攻昆明、西安”。
为巩固已占领地区,日寇在华北推行“囚笼政策”,试图用据点、封锁线将抗日力量禁锢起来。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毛主席责令彭德怀在敌后发动一场规模较大的交通破袭战,旨在毁掉日寇设置的“锁链”、摧毁“笼子”。
1940年5月左右,彭德怀与左权在昏暗的作战室里,就着摇曳的烛光,细细研究破袭战的相关问题。他们时而俯身查看地图,时而低声交流讨论,最终达成共识:在华北敌后进行一次交通破袭战,把作战的主要目标锁定在正太路上,同时对平汉、同蒲、白晋、平绥等华北各主要铁路及其他主要公路线展开破袭,以配合正太线的作战行动。
作战方案决定,除第115师和山东纵队不参战外,第120师、第129师及归其指挥的决死队,还有晋察冀军区部队都将投身此次战役。当时,八路军总部将此次战役命名为“正太铁道战役”。
8月20日晚,夜色深沉,繁星点点,仿佛在默默见证着一场伟大战役的开启。百团大战正式打响,根据《战役预备命令》,要求直接参加作战的兵力不少于22个团,其中晋察冀军区10个团、129师8个团、120师4到6个团,另外还有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大部和工兵一部。这一天,彭德怀与左权并肩走进作战室听取战况汇报,作战科长语气坚定地明确报告:共计105个团参战。
聂荣臻、贺龙等将领迅速将消息报告给中央军委:正太战役投入兵力共百个团,于20日晚开始战斗,序战已取得胜利,因此定名为“百团大战”。

他们深知,这是华北抗战以来首次积极主动大规模向敌作战,若宣传得当,对鼓舞全国军民的士气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毕竟这是抗战以来在华北战场上空前未有的壮举。
彭德怀与左权拟好电报后,立即让工作人员迅速将这份承载着胜利消息的电报发送出去。叶剑英接到电报后,马不停蹄地转呈给蒋介石,里面详细统计了八路军的参战兵力。
此外,彭德怀还发布了宣传工作指示,提到“兵力共计百个团,可命名为‘百团大战’”。
《新华日报》的记者陈克寒驻守在八路军总部,专门负责对百团大战进行报道。在众多宣传力量的推动下,“百团大战”这个词如燎原之火,瞬间传遍神州大地,给深陷抗战阴霾的中国军民带来了振奋与希望。
战场上,10月初第二阶段的作战告一段落,日军被八路军的强大攻势深深震撼,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然而,丧心病狂的日寇竟将报复目标对准手无寸铁的百姓。自10月6日起,日寇先后对太行、晋察冀、太岳等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他们见人就杀,鲜活的生命在屠刀下消逝;见屋就烧,袅袅炊烟化作滚滚浓烟,许多村庄瞬间变成灰烬;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锅碗瓢盆也未能幸免,被肆意毁坏。晋察冀军区随即开启反“扫荡”作战,这场战斗持续到1941年1月24日,至此,百团大战已持续了5个多月。
在这漫长的5个多月中,八路军共作战2100多次,歼灭日伪军5万多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毛主席得知这一振奋人心的战果后,对这次战役非常满意,他兴奋地说道:“这样的作战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可以再组织一两次?”

然而,表面上对战役赞扬有加的毛主席,内心却有着深深的担忧,他敏锐地看出了宣传方面存在的问题。
他语重心长地指出:“百团大战这样宣传,会引起日本侵略者对我们的力量进行重新估计,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
实际上,蒋介石一直密切关注着八路军、新四军的兵力情况,其内心对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忌惮从未改变。
早在1938年,徐州战事吃紧之时,彭德怀来到武昌,蒋介石特别关注他的家庭生活情况,还特意提出:“如果有难处,可以去找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关照。”
不久后,更是拿来5万支票送给彭德怀。彭德怀义正言辞,没有接受支票,他表示:“现在八路军在前线浴血奋战,可粮弹短缺、衣食不济,主要靠缴获日寇的物资维持,希望你能按兵员发饷。”
在抗战时期,还有一些国民党顽固分子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制造摩擦和冲突,试图削弱八路军的实力,给抗战事业带来诸多困扰,在蒋介石眼中,八路军的发展壮大始终是个威胁。
当时,也有其他高级将领意识到这个问题,1940年12月22日,毛主席、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彭德怀:蒋介石正在反动,我们尚需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

聂荣臻后来谈及此次战役时也说:“毛主席提到在宣传中出现了毛病,因为最初的构想是对正太铁路和其他主要交通线的破袭战,后来头脑热了,调动的部队越来越多、作战规模越来越大,从而引起了日寇的警觉,他们将进攻矛头对准了八路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另一边,蒋介石、汪精卫与板垣征四郎在长沙举行过“高级会谈”,由于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取得的辉煌战果,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重新审视自身政策,并最终拒绝了日寇的政治诱降。从这个角度看,百团大战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9月18日和9月20日,延安城沉浸在一片喜悦与振奋之中,两次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隆重庆祝百团大战的初步胜利。阳光洒在人们充满希望的脸上,王稼祥在会议上讲话,毛主席也出席了集会。为了扩大影响力,毛主席明确要求宣传不要在12月结束。
从当年9月开始,日寇部署起“毁灭战”,投入15万人进行“扫荡”,得益于毛主席的这一要求,晋察冀部队进入反“扫荡”阶段,一直到次年1月底才宣告正式结束。在日寇的疯狂报复下,华北的八路军在战役之后遭遇困境,但正如“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些困难终究会被克服。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中,彭德怀遭受错误批判,有人恶意攻击百团大战,声称“皖南事变是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引起蒋介石的进攻。消灭新四军八、九千人,这个罪责应该彭德怀负。
甚至还有人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发动对人民解放区前所未有的进攻,也是由于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使蒋介石过早警惕”。他们不仅否定“百团大战”在军事上的合法性、必要性,而且否定了“百团大战”的成功性,认为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无功有罪,十恶不赦。
对此,薄一波这位老一辈革命家、党的资深元老,在晚年为系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撰写了一系列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著作,并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做出了正确评价。

薄一波作为率部参加“百团大战”的当事人,在《七十年奋斗与思考》《领袖元帅与战友》等著作中明确肯定了战役在军事上的合法性,他以率部参战取得很大战果受到表扬和嘉奖为荣。
薄老认为,对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进行了错误批评,“认为此次战役的发动,在敌人面前过早地暴露了我们的力量,是‘战略错误’和‘路线错误’,从而使华北根据地进入了困难时期。这种批评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事实上,1941年以后的困难,是经历了长期战争消耗,进入相持阶段必然出现的,这和百团大战并无必然的联系”。
时隔半个多世纪,薄一波还对自己在华北工作座谈会上没有据理反驳表示愧疚、遗憾,他说:“我和杨尚昆、安子文同志都是参加了并且完全赞成百团大战的,可是在那种气氛下,未能起来据理反驳,内心深感不安和愧疚。”
如今,虽然历史已成历史,但有几个事实必须清楚。
一,彭总领导的百团大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打破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对日寇造成了沉重打击,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二,在战争中,军事行动与宣传策略都需谨慎考量,所谓军事家,实在战场上尤为作为,而作为战略家,必须看到战争的前前后后。事实证明,毛主席高瞻远瞩,站的高,看的远,是名副其实的统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