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第八十八师俘虏了一支国民党部队，一名被俘的国军将领引起了战士们的注意。

这名战俘叫黎强，他不吵不闹，却执意要求见我军高级领导。为此，时任第八十八师补充训练团团长钱申夫单独处理此事。

但他一看见这名国民党战俘，便有些意外，二人经过交谈，对方一口气连报出好几个名字。

最后，这个黎强还让钱申夫给上级部门，最好是能给周恩来同志发一封电报，别的都不用说，只问一句：“我党有无黎强同志？”

原来，这位黎强同志还有着另一层不为人知的特殊身份……

1915年，黎强生于四川安岳，本名李碧光，长大成人后曾用过李唯平，李长亨等不同名字，只有黎强这个名字是他打心底里喜欢的。

这个名字还是我党重要领导董必武为其取的化名，意思就是能力强。所以这位黎强同志，真实身份就是我党的地下特工。

至于他为何从地下特工成为国民党被俘将领？背后还有一段曲折艰辛的故事。

小时候的黎强，受到父母的殷殷期盼，无论是学习还是日常生活，都做得有声有色。彼时的他还受到几位思想进步的表哥影响，向往轰轰烈烈地干一场革命，其中二表哥姚仲蜀对其影响最大。

姚仲蜀曾就读于黄埔军校，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冬他回到老家安岳展开党的工作，年幼的黎强经常为二表哥革命活动站岗放哨。

眼看表弟小小年纪就心向革命，姚仲蜀当然十分高兴，后来他真诚地向黎强提出建议：应该先学好文化知识，再进行革命工作。

黎强一直记着表哥的教诲，高小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安岳中学，后来进入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念书。

在校期间，他广泛阅读《共产党宣言》《两个策略》等进步书籍，还和同学们一起参加进步团体，组织策划了不少抗日救国的学生运动。

如此出色的表现，自然引起我党的注意。

而在成都，黎强结识了一位让他日后走上秘密战线的人，他就是同为安岳老乡，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早年曾在上海中央特科，当时在四川进行情报工作的周俊烈。

在老周的安排下，黎强开始为中央特科做一些秘密工作，那免不了要与“三青团”包括“复兴社”打交道。为此，他总是被同学们误认为是个“两面派”。但为了革命事业，黎强没有任何怨言。

1938年7月，黎强完成学业，与几名志同道合的青年学生一起踏上前往延安的道路。来到延安后，黎强先后参加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

经过半年多时间学习，他被派往山西八路军总部。

此时在延安经历半年多的学习后，黎强已经脱胎换骨，他早已不是当初只会喊打喊杀的年轻小伙，渐渐了解到共产主义的精髓以及中国共产党宽宏伟大的政治目的。

此番前往一线战场，黎强就想着通过自己的知识才能，为全面抗战贡献一份力量。

不过，来到总部的第二天，黎强却接到上级指令，要求他返回四川开展工作。两天后，黎强便踏上了返回四川大后方的征程，来到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

黎强是四川本地人，口音纯正，加上曾在四川多地工作过，容易混个脸熟。经过半年多的刻苦学习，党组织认为黎强反应敏捷，又能耐得住性子，具备一切打入敌营内部的基本素质。

可接到任务后，黎强首先不是想着如何给党组织收集情报，而是想着先如何顺利打入敌人内部。与我们现在看到的谍战剧所不同的是，收集和传递情报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我党地下人员如何顺理成章地进入敌人内部，且担任重要岗位？

从真实情况而言，大多数时候，地下特工们需要靠自己的人脉关系，还要为人处世，才能顺利进入敌人内部。在这一点上，黎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他的父亲原先是四川袍哥会的老大，加上这么些年也结交了不少四川当地的朋友。有了这几层关系，黎强就找到一位姓翟的安岳老乡，此人与国军中一些中层干部交情不错。

经过一段时间的套近乎，黎强不仅进入成都中央军校学习，同样结识了一些国军中下层官员。毕业后，他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中统工作。

为了能更好地替党组织收集情报，黎强进入中统后，先是抓住了内部一个军统卧底，后来又帮上级查清楚了一起选举丑闻。连续立下两功的黎强受到上级信任，最终坐上了四川省特种工作委员会一组主任干事的位置。

在此期间，黎强由周俊烈做入党介绍人，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一直与周俊烈还有刘文哲二人保持联系。

往后几年为了完成情报收集，黎强从不放松各种社会交际活动，获取了许多重大情报，对保护中共人员安全至关重要。

1946年前后，黎强如往常一样在单位上班，突然，一份材料引起他的注意，材料上详细写着中共四川省委内部各项情况。他一看就明白了：中共四川省委内部有卧底，此人必须拔除，不然后患无穷！

他迅速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上级组织，中南局立即对全员进行秘密筛查，最终将嫌疑锁定在了一位姓陈的同志身上。可苦于没有证据，无法定罪，黎强还得继续从中统内部想办法。

为了搞到更多材料，黎强开始主动接近中统四川省第三科科长叶申之。两人经常一起吃喝玩乐，成了无话不说的“铁哥们”。

一天，叶申之喝得酩酊大醉后回到办公室，黎强趁机偷取钥匙，打开保险柜翻阅特情档案，发现了潜伏于中共四川省委内三个叛徒的资料和隐藏于民盟内的中统人员名单。

事后，他马上向上级部门汇报，中共中央南方局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主动断绝与这些人的联络，并通知有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尽快撤离成都。

而在中统任职期间，黎强还机智地解救了他的入党介绍人，也是多年老友周俊烈。

为了长期埋伏，黎强经组织同意，迎娶为人正派的国民党成都党部书记赵选之女赵蜀芳为妻。

婚后，黎强从未违反过组织纪律，将自己的真实身份透露给妻子，赵蜀芳也从不过问丈夫的任何事情。

1947年，解放战争激战正酣，国民党重庆和成都两地当局为配合国民党军队对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准备抓获中共党员与进步人士。

讨论抓捕名单的行动会上，黎强想方设法通过自己所掌握到的一些资料，保护中共人员和进步民主人士。

比如他故意提出：国民党的逮捕任务要执行，但什么人都抓也不好办，只有半数以上机关提出的人名才能列入最后的抓捕名单，不足半数的就不能贸然下手。

黎强的这一想法得到国民党特务头目的一致赞同，许多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侥幸逃脱了这次抓捕。他还设法把逮捕名单传递出去，使得抓捕名单上的许多中共人员得以紧急撤离，大大保存了革命力量。

1948年底，此时的解放战争已进入尾声，国民党军已无力回天，黎强则被调往南京，按照上级指示，他准备继续潜伏，跟着大部队一同前往台湾。

1949年初，黎强被任命为国民党第四十五军三一二师副师长。上任后，黎强便拉着师里大小领导一起喝酒，他这是有意弱化全师的军事训练强度，结果导致三一二师战斗力极弱，许多新兵连枪都不会用，更别说“上阵杀敌”。

4月21日，渡江战役开打前夕，黎强和全师官兵故意走得最慢，在行军途中被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俘获。

时任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第八十八师补充训练团团长的钱申夫，与黎强是延安抗大四期三大队的老同学。两人互相报了家门后，便将手紧紧握在一起。

不过，钱申夫此前听说老同学黎强去了华北前线，但不清楚十年后他怎么成为国民党的师长。

黎强没有耐心解释，他对钱申夫说：“关于我的情况，请您立即报请第三野战军前委，还要致电党中央，如果有可能去询问周恩来同志，只说一句话‘我党有无黎强同志’？只要中央一回电，我的身份自然会真相大白。”

两天后，第三野战军前委接到中共中央军委的紧急电报：速送黎强同志赴北平。虽然这份电报只有短短几个字，却铿锵有力，钱申夫赶紧派专人专车将黎强夫妇送到北平。

在北平，黎强短暂休整两个月，又风尘仆仆赶到武汉，接受党组织分配的新任务——加入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的队伍。

新中国成立后，黎强先后担任西南政法办公室主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校长等职，在多个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直到1999年因病逝世，享年84岁。

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黎强从不居功自傲。祖国的繁荣昌盛是他一生最希望看到的场景，而这盛世也如这些革命英雄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