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八十五岁的陈伯达在北京溘然离世，由于他此前的特殊身份，相关部门对于他的后事采取了低调处理的方式。
几天以后，陈伯达的遗体告别会在殡仪馆中悄悄举行，与同级别人物的遗体告别会相比，这场告别仪式显得有些清冷：除了亲属之外，只有数十位他的生前好友前来吊唁，北京市文史馆作为唯一的官方机构向告别会敬送了花圈。
随着哀乐缓缓响起，人们的心情沉重到了极点，而就在这时，人群中发出一阵痛苦的哀嚎，只见一位年轻女子冲到了棺椁前面。
这个女子不是别人，正是陈伯达的儿媳张兰华，此刻，一身缟素的她难忍心中悲痛，当场大哭起来，受此感染，所有参加告别会的亲友们都纷纷落下了眼泪。
陈伯达是谁？他的遗体告别会为何会如此冷清？而张兰华又是因何在其公公的遗体告别会上当场大哭呢？
文艺青年
1904年10月，陈伯达出生于福建惠安县岭头村，他的祖上虽是秀才出身，但是却家道破落，早已不复当年光彩。
可即便如此，在诗书礼仪熏陶中成长起来的陈伯达，骨子里依旧透着股书生之气，与同龄的年轻人相比，他堪称是一位妥妥的文艺青年。
1919年，15岁的陈伯达成功考入到了厦门集美师范学校，毕业以后，他如愿当上了一名小学教师。
在任教期间，喜好文学的陈伯达将自己的所有业余时光都用在了文学创作上，他爱读诗，也爱写诗，而那时活跃在中国诗坛上的诗人郭沫若便成为了他心中的偶像。
拜读完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之后，陈伯达对于自己的偶像更加痴迷起来，他甚至专门给偶像写信，在这封信中，他不仅向偶像表达了自己的倾慕之情，还详详细细地抒发了自己对于《女神》的读后感。
令陈伯达喜出望外的是，郭沫若不仅收到了这封信，而且还给他寄来了回信，这使他备受鼓舞，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文学创作之中。
1924年，机缘巧合下，陈伯达有机会进入到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为了解决生计，他一边读书一边在报社里勤工俭学，而在当记者期间，他与共产党人有了初步的接触，接受到了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只是，此时的陈伯达还并没有做好投身革命的准备，热爱文学的他还在醉心于文学创作之中。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以后，陈伯达的文学才华终于得到了专业人士的认可，他的第一篇小说《寒天》在当时的主流杂志《现代评论》上发表了，如此骄人的成绩让他欣喜若狂，只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也将就此结束。
此时，正值国民革命时期，受此影响，年仅21岁的陈伯达也选择加入国民党，准备着投笔从戎，为革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然而，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是残酷的，1927年，“四一二”事变爆发，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屠刀之下，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倒在了血泊之中。
血淋淋的现实打破了陈伯达对国民党所抱有的幻想，他义无反顾地决心弃暗投明，明确地向党组织提出，他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此危难之际，陈伯达的赤诚得到了回响，党中央同意了他的申请，并派遣他到武汉开展革命斗争，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他正式从一名普通的文艺青年转型为一位共产主义革命斗士。
到达武汉以后，陈伯达很快便找到了自己的工作方向，擅长写文章的他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出版科科长，在这里，他得以充分发挥自身所长，为党的革命宣传工作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不久，陈伯达又被派往苏联学习，直到1930年底，26岁的他学成归来，被安排到天津负责宣传工作，在他的主持操作之下，红色刊物《北方红旗》顺利出版。
1936年春，刘少奇来到天津担任北方局书记，任命陈伯达为宣传部部长，从此以后他的政治才华得以崭露头角。
主席秘书
1937年7月北平沦陷，在日军的铁蹄之下，京津两地皆是一片混乱，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在党中央的部署之下，陈伯达赶赴到延安地区，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场改变命运的邂逅正在等待着他。
在遇见陈伯达以前，毛主席已经有过几任秘书，由于他老人家本就极富文人气质，不仅好学勤思，而且博古通今，所以他在选择秘书方面是非常挑剔的，而陈伯达之所以能成为他身边任职最长地秘书，自然有着异乎常人的本事。
能够成为毛主席身边的政治秘书，首要的一点便是要有学问，在毛主席看来，人一旦有了学问，就如同站在了高山之上，可以比别人看到更远更多的东西。
而这一点对于科班出身的陈伯达来说自然不在话下，不管是童年时期的家庭教育，还是青年时期的远游求学，从未间断的读书学习让他拥有着极为丰富的知识和阅历。
除了要有学问，毛主席还希望身边的人能经常与他交流心得，最好是与他拥有同样的兴趣爱好，而在这一点上，陈伯达也是有着过人之处的。
毛主席第一次见到陈伯达是在延安的一次座谈会上，当时大家正在探讨孙中山的思想，议论纷纷的场面让毛主席感到有些无聊，直到陈伯达上台发言。
陈伯达的这篇演讲稿不仅逻辑清晰、文采出众，而且还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这让毛主席瞬间感到眼前一亮，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散会以后，毛主席特意把陈伯达留了下来，两个人一起吃了晚饭，在此期间他们相谈甚欢，围绕着古代哲学这个话题，他们谈了许久，彼此间竟有一种相逢恨晚的感觉。
正是这一次谈话，陈伯达的人生之路彻底发生了转折，从此以后，他与毛主席开始了频繁交往，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
在毛主席的提议下，陈伯达在延安举办了中国古代哲学讲座，毛主席几乎每场必到，受此影响，陈伯达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成为了延安理论界一位响当当的人物。
1939年的一天，陈伯达接到了一份调任通知，内容是将他调任为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望着这份来之不易的调令，陈伯达的脸上满是激动的笑容。
上任以后，毛主席便给陈伯达拟定了四个研究课题，在毛主席的悉心指导下，陈伯达的满腹经纶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而他也凭借着自己的才华逐步成为了毛主席身边不可或缺的“一支笔”。
倚仗着毛主席对于自己的信任，身为主席秘书的陈伯达得以顺利地进入到中央领导层，尽管他的职务并不很高，但他所处岗位的重要性却不容忽视，而他的政治生涯也由此开始平步青云。
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至此，其政治事业到达了巅峰。
无言痛哭
作为毛主席的首席秘书，感动于这份知遇之恩，陈伯达最初是一片诚心为党，兢兢业业地辅佐于主席身边，也曾做出过许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
只可惜，人心易变，更何况身处在权力巅峰的陈伯达，在利欲熏心间，他的一颗初心便发生了质变，他逐渐开始学会如何揣摩毛主席的心思，他逐渐开始尝试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取便利。
最终，陈伯达没能守住初心，深深地迷失在了历史潮流之中，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他违背了一个文人本应具有的操守，在一系列错误事件中推波助澜，彻底沦为了政治角斗的工具，犯下了不容辩驳的历史错误。
对于陈伯达的错误行为，党中央没有予以姑息纵容，1970年，经得毛主席批准，中央宣布成立专案组，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先是软禁，之后正式批捕，并判处其18年有期徒刑，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首席秘书最终沦落为了阶下之囚。
时光荏苒，十年的时间匆匆而过，1980年，党中央对于陈伯达一案进行了重新调查，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宣布维持原判，羁押时间也从当年的日期算起，这样陈伯达还需要再坐8年牢就可以恢复自由了。
此时的陈伯达早已是垂暮老人，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相关部门准许他保外就医，就这样，他在宣判后的第二年终于被准许离开牢房，同家人团聚。
就在陈伯达出狱前夕，他的小儿子陈晓农特意辞掉了之前的工作，携带着妻子搬到北京，专程来照顾已是风烛残年的父亲。
陈伯达的晚年是在儿子陈晓农家度过的，在生活上主要是由他的儿媳张兰华来照顾，虽然说是血脉相连，但是长时间不生活在一起，他们彼此之间的隔阂还是有的，如何克服这份生疏、更好的照顾自己的公公，这是张兰华每天都在思索的问题，而这其中的辛酸也只有她本人更为清楚了。
重获自由的陈伯达早已没有了当年的雄心壮志，人到暮年的他似乎只想找回曾经的自己——那个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自己，于是，他把自己关进了书屋，潜心创作，除了偶尔见见几个老朋友之外，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独处中度过的。
对于公公的生活状态，最初的张兰华是非常不理解的，她甚至觉得如此凄凉的晚景有些可怜，但是随着她对公公的逐步了解，她开始渐渐读懂了他，也终于体会到，对于那位历尽沧桑的老人来说，能够重新做回自己是有多么的不容易。
1989年9月20日，正在家中吃饭的陈伯达突发心肌梗，虽被紧急送医治疗，但最终还是撒手人寰。
由于身份特殊，陈伯达的后事一切从简，而在他的遗体告别会上，也只有为数不多的亲友参加。
回顾公公坎坷波澜的一生，张兰华只觉得百感交集，当告别会上的哀乐响起之时，压抑在心中的难言之情终于喷薄而出，她哭了，哭得是如此伤心，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公公陈伯达的一生而哭。
结语：
如果没有投身革命，陈伯达或许自始至终都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如果当初在权欲面前能守住初心，陈伯达的故事或许会有另外一种结局。
只可惜，人生从来没有“如果”，陈伯达走了，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而其儿媳张兰华的无言痛哭也恰好为他这一生画上了一个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