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良

乔良

1955年生，空军少将，1999年出版《超限战》，惊动美国军方，被认为“所谓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理论在前苏联解体后遇到的首次强力挑战”；后又出版一系列佳作，如《超限战与反超限战》、《帝国之狐》等。他的文字以思想性、文学性、可读性于一体，深受读者喜欢。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本公众号特别发布乔良将军为许述、耳文新作《兵道》所写的序言，原题：《锻刀是怎样炼成的》。

比了解战争胜败更重要的，是了解什么原因导致了战争的胜败，而比了解战争胜败原因更重要的，是谁、用什么造成了战争的胜败。

这是我读《兵道》时的强烈感受。

初读之下，你会以为《兵道》是一部通俗版简明战争史。从中国的吴起，一直讲到蒋介石的“国军”；从波斯的大流士，一直讲到以色列的梅卡瓦。一场接一场的战争，一个又一个的战例，虽然并未跳出我有限的战史知识之外，但每场战事都被两位作者讲述得饶有兴味，让你不由得为作者化繁为简的能力击节。

一路读下来，你会发现，作者原本就不是要给你讲战史，更不是复述战史爱好者们早已耳熟能详的那些战争、战役、战斗的细末枝节，而是在探究那些改变了人类历史走向的战争、战役、战斗背后的动力和原因。

先看中国：

重用吴起的楚国和重用商鞅的秦国为什么会雄起？

漠北大捷为何会成为汉军由胜而败的转折点？

王安石的经济改革、军事改革为什么双双失利？

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靠什么所向披靡？

蒋介石为何学苏军、学德军、学美军一事无成？

再看世界：

大流士为何败在小小的希腊？

马略和恺撒，谁对罗马帝国更重要？

从剪胡子开始的改革，如何使俄国成为世界列强？

扶桑小国日本为什么能在十年内连续赢得日清、日俄两场战争？

苏联元帅创造的大纵深作战理论，如何成为德军闪电战的利器？

除了马汉，几乎没有重量级军事思家的美军，为什么拥有领先世界的军事理论？

没诞生过世界名将的以色列军，为何能打遍中东无敌手？

在作者一一为你揭示这些古往今来的历史——战史之谜时，作者的意图也渐渐清晰可辨：人类数千年文明史，翻过来看，就是一部铁与血的战争史。群雄逐鹿，此起彼伏。没有了战史篇章，人类历史真不知该怎样写。既如此，了解战争，了解那些隐藏在战争背后的秘密，特别是洞察那些隐藏在这些秘密背后的规律，对今人尤其是对正处在深度军改进程中的中国军队和军人，就显得格外重要。

但就像自古以来没有两盘完全相同的棋局一样，也从未有过两场完全相同的战局。战场千变万化，胜败转瞬易手。有人大胜，有人大败；有人惨胜，有人惨败，个中因由何在？胜负无定势，战史有定规。何规？沿袭旧习司者多败，求新变革者常胜。这就是说，唯求变者，才有机会操胜战之牛耳。

为什么说唯求变者才有机会获胜而不是必胜呢？

因为求变固然重要，但仅仅有求变之愿、求变之心，则是远远不够的。何况求变还可能是假变、退变形变而实不变呢？能把“变”转化为胜利者，必须是真变、深变、形神器俱变，不如此则不可能稳操胜券。

如何做到这一步？

一本《兵道》读下来，我的看法：无外乎“五善”，即一善使新器，二善创新制，三善立新规，四善用新理，五善拔新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战争中，总是先有新兵器，后有新战法，能在新兵器基础上创造新战法者胜。

成吉思汗旋风横扫欧亚大陆，并非仅靠令人生畏的塞北雕弓和蒙古弯刀，更重要的是向中原汉人学会了使用火器并使之成为攻城略地的首选战法。德军用闪电战，先败英法，再败苏军，靠的是英国人发明的坦克和苏联人发明的大纵深作战理论。

这两段历史告诉我们，发明利器固然重要，但善于把利器与新法结合运用到极致更重要。

历史上那些成功的帝国，一定各有其成功的原因，但把它们放到一起比较，有没有共通之处？

有，那就是不论内陆帝国还是草原帝国抑或海洋帝国，无一例外，在其草创之初或是中兴之时，都必须创立或革新跟自身实力及目标匹配的政治与军事相洽的体制。

因为凡帝国必扩张，无扩张则无帝国，而所有帝国的扩张都是从创立新制开始。这意味着帝国的政制改革必然要有军制创新与之配套，甚至有些帝国的政制改革本身即是军制创新。例如，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这些国家，如果抽掉其军事体制，几乎无政制可言。其成功与衰败，也盖源于“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军事体制。这一点，没有比大秦帝国的崛起更有说服力的了。如果没有商鞅大刀阔斧地对秦制进行政改，同时亦推出一系列强军措施，既激励百姓又激励官兵，使“民乐战者为王”，从而为强秦打造出一支横扫六合的“锐士”之旅，那始皇帝一统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其实践充分验证了一个不是真理的真理：一切成功，都是制度改革的成功；一切胜利，都是制度创新的胜利。

秦如此，罗马帝国、法兰西帝国、大英帝国、美国也莫不如此。哪个帝国不是向政制改革要效率，向军制创新要战斗力，然后才走上胜利扩张之路的？反过来说，哪一个帝国的衰败，不是在规制守旧、创新乏力之后发生的？

由此可知，政制军制的改革与创新，对帝国命运的决定性作用不言而喻。

虽说军事体制是军队的基石，其先进与否是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但光有一套看上去完备无缺的军制并不能保证军队一定打胜仗。

原因何在？

就在于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死的制度靠活的人去执行，则必然出现弹性，而这弹性其实是人性使然。正因如此，所有军事制度的制定，表面上都是针对不同事项做出的规定，如部队编制、指挥顺序、条令章程、法规纪律，但实质上只为一个目的，即如何把军人人性中的“优”释放到最大，“劣”压缩到最小，使一支军队能整齐划一到像一个人一样去行动。

许多半吊子指挥官，以为靠一个“严”字，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这是对人性的误解，也是对制度法规的误解。要知道人性不能只用制度、法规去约束，更要靠制度、法规去激励。古今胜利之师，从来没有单凭军纪约束取胜的，一定有军功奖励体系与之匹配，所谓赏罚分明是也。

改革家商鞅深谙个中堂奥。他在为秦军设计出一整套新军事体制后，为激励秦军上下有效地执行这一制度，又针对官兵个人制定出与新军事体制配套的新规，既有惩戒性的“连坐法”，更有以军功换爵级的奖励法，使“猛将必发于卒伍”的理念真正落到实处，才使秦军终成虎狼之师。类似规法，在古罗马军团和蒙古大军中也不鲜见，可算是古今治军的不二法门。

因此，那些以为依靠制度就能治军打仗的人应细思之，也必须明白：军制，是针对军队的；军规，是针对军人的，二者相辅相成，却不可混为一谈。尤其是后者，罚，必不可少；赏，亦不可或缺。这才是治军之道。

古人云，天不变，道亦不变。但如果天变了呢，道变不变？

答案是，当然要变。

战争波诡云谲，战场气象万千，作战样式因时、因地、因人、因技术等因素一变再变，必然导致作战理念不断创新。所以，以不变应万变的笃定，在战争中一钱不值。美国人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却让意大利人杜黑提出了“空中制胜”论，又被日本人拿去成功偷袭了珍珠港；英国人发明了坦克，启发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创立大纵深作战理论，却被德国将军古德里安创造出“闪电战”的奇迹。

这些事例都在告诉我们，原创发明固然重要，但比原创发明更重要的是如何把别人的原创发明和理论，迅速转化为自己成功的战争实践。这些事例也反过来告诉我们，对新技术的迟钝会导致对新理论的麻木，而对新理论的麻木必然导致与胜利擦肩而过、失之交臂。

“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故无伯乐便无千里马。一个国家要崛起，一支军队要争胜，即使新器、新制、新规、新理一应俱全，如无人可用，仍是白搭。

汉武帝再英武，如无卫青、霍去病、李广利这些后生，断不可能远逐匈奴于北庭；拿破仑一世枭雄，如无达武、缪拉、拉纳、贝尔蒂埃等一众从平民中擢拔的元帅为其效命，绝不可能打赢除滑铁卢外的几乎所有战役；斯大林如果不从年轻将校中发现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等一代新人，也不可能逆转败局，兵捣柏林。

是故，看一个国家、一支军队是否真正求新、求变、求兴盛，归根结底不是看它是否使用了新器，创建了新制，制定了新规，引进了新理，关键要看它是否启用了能推进发挥新器、新制、新规、新理于极致的新人。如无此善，前述“四善”将乏善可陈。

这就是我读《兵道》的几点心得。我想，这也是《兵道》试图向读者传递的要意。

《兵道》一书自2020年4月20日推出后，第三天便在京东占据“两个第一”：新书推荐榜第一、周销售榜第一。该书在京东有作者的“独家签名版”，有兴趣的读者可及时入手（后附该书在京东的链接，点开后可以看到该书的详细介绍）

《兵道》的主要内容是古今中外21次重大军事改革的回顾与反思，目录如下：

“许述工作室”创始人简介

许述，四川宜宾人，军事学博士，曾在《书屋》等媒体发表文章70余篇，接受过凤凰卫视等媒体采访，受邀到华为等演讲十余次，出版专著《这才是美军》（中将王洪光、军事专家戴旭作序），出版一年5次加印，在京东新书热卖榜常居TOP3，登上三联书店畅销书排行榜，进入美国纽约公立图书馆和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最新出版《兵道》一书（乔良和余戈两位老师作序推荐，王洪光中将和杨国强大校，姜鸣、江晓原、杨浪等名家封面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