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仿吾

1933年10月16日，鄂豫皖省委在红安县紫云寨召开会议，决定派省委宣传部长成仿吾去上海找党中央报告工作，并要求向鄂豫皖根据地指派军事干部。

成仿吾抵达上海汇报完工作后，于1934年初经汕头辗转到了中央苏区瑞金，并向中央汇报了红四方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鄂豫皖根据地所面临的严峻局势，并恳切地请求中央能够派遣得力的军事干部前往鄂豫皖根据地工作，以加强红25军的领导。

中央对鄂豫皖根据地的情况高度重视，迅速做出反应。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红22师师长程子华派过去。

在程子华启程之前，周副主席专门与他进行了一次谈话。

周副主席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形势，指出鄂豫皖红25军长期以来所采取的单纯防御战略已经难以为继，必须有所改变。他建议红25军主动实施战略转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以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

1934年5月中旬，程子华肩负着中央的重托，告别了中央苏区。在经验丰富的交通员石健民的护送下，他们乔装打扮，一路风餐露宿，历经千辛万苦，辗转跋涉了四个月，终于在9月安全抵达了鄂豫皖根据地。

程子华

程子华的到来，为鄂豫皖苏区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但他很快就发现，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红25军的战略方向，在根据地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当时的鄂豫皖根据地，弥漫着一种复杂的情绪。一方面，是对长期坚守的根据地的深厚感情；另一方面，是对日益严峻的军事形势的担忧。

在鄂豫皖省委的会议室里，关于红25军去留问题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几天几夜。会议室的气氛凝重而紧张，不时爆发激烈的争论。

“我们在这里战斗了这么多年，流了多少血，牺牲了多少同志！这片土地，是我们的根啊！怎么能说走就走呢？”一位同志说道。

“可是，同志们，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如果我们继续坚守在这里，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全军覆没。现在敌人的‘围剿’越来越紧，我们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只有跳出去，才能保存实力，才能找到新的出路！”另一位同志站起来，大声反驳道。

会议室里，两种意见激烈交锋，互不相让。一方强调坚守根据地的重要性；另一方则强调保存实力的必要性，强调战略转移的紧迫性。

程子华认真地听取着大家的意见后，详细地传达了周副主席的指示。

周副主席虽然主张战略转移，但也充分尊重鄂豫皖省委的意见，将最终的决定权交给了他们。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反复权衡，鄂豫皖省委最终认为，以红25军目前的兵力，要穿越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线，进行长途战略转移，风险太大，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决定暂时留在根据地，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但残酷的现实很快就证明，单纯依靠内线防御，根本无法改变日益恶化的被动局面。虽然红25军积极寻机出击，取得了一些小的胜利，但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根据地仍然在不断缩小，红军的处境越来越艰难。

一次战斗失利后，部队的气氛十分低落。在总结会上，一位同志心情沉重地说：“看来，我们真的要认真考虑周副主席的建议了，再这样下去，我们迟早会被敌人困死在这里。”

但是，一个新的问题又摆在了大家的面前：即使决定战略转移，红25军究竟应该向哪个方向转移呢？这又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抉择。

就在大家感到困惑的时候，程子华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程子华缓缓地说道：“同志们，我有一个想法，大家不妨参考一下。我以前在山西读书的时候，曾经听说过一个名叫樊钟秀的土匪，在伏牛山一带活动了很多年，势力很大，连国民党的正规军都拿他没办法。既然连土匪都能在伏牛山站稳脚跟，我们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为什么不能在那里建立起一块新的根据地呢？”

伏牛山，地处豫鄂陕三省交界处，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而且是国民党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确实是一个理想的战略转移方向。

郑位三

“子华同志的这个想法很好，很有见地！”郑位三，鄂豫皖省委的主要负责人，率先表示赞同，“伏牛山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们可以认真考虑。”

经过一番讨论，大家的思想逐渐统一起来。不久之后，鄂豫皖省委在花山寨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第十四次省委常委会议。由于程子华当时还不是省委常委，他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会议结束后，郑位三专门找到了程子华，向他详细通报了会议的讨论情况和最终做出的决定。

“子华同志，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郑位三兴奋地说道，“大家一致同意周副主席提出的战略转移的指示精神，认为我们应该主动出击，到外线去开辟新的根据地。至于转移的具体方向，经过反复比较和权衡，我们初步确定，以桐柏山和伏牛山为主要目标。”

郑位三接着告诉程子华，省委已经做出了一项重要的人事任命：由程子华担任红25军军长，全面负责红25军的军事指挥；吴焕先担任政委，徐海东担任副军长，戴季英担任参谋长，郑位三自己担任政治部主任。

听到这个任命，程子华感到非常惊讶和意外。他连忙向郑位三表示：“周副主席临行前曾有过明确指示，让我到鄂豫皖部队后，担任参谋长的职务。请你务必向省委转达我的意见，我认为自己不适合担任军长，这个担子太重了，我担心自己难以胜任。”

郑位三答应一定会将程子华的意见如实向省委汇报。然而，几天之后，他再次找到程子华，带来了省委的最终决定：“子华同志，省委经过反复研究，最终还是决定，由你担任红25军军长。大家都认为，你最合适。”

徐海东

程子华后来才知道，这次他之所以能够被任命为红25军军长，其实是徐海东的主动让贤。

徐海东是当时红25军的军长，此前还担任过红28军军长。他作战勇猛，指挥果断，战功卓著，深受广大指战员的爱戴和敬佩。然而，在这次重要的人事调整中，徐海东却主动提出，让程子华接替自己担任军长，自己则甘愿担任副军长，全力辅佐程子华。

在鄂豫皖省委讨论红25军领导班子人选时，徐海东主动找到了省委书记徐宝珊。

“徐书记，我有一个想法，向您和省委汇报一下。”徐海东开门见山地说。

“海东同志，有什么话尽管说。”徐宝珊和蔼地说。

“我认为，程子华同志比我更适合担任红25军军长。”徐海东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徐宝珊听了，微微一怔，问道：“海东同志，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你担任军长以来，工作一直很出色，部队也带得很好啊！”

徐海东诚恳地说：“徐书记，您过奖了。我虽然打过一些仗，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我毕竟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理论水平不高。程子华同志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高材生，军事理论功底深厚，而且他还参加过广州起义，革命斗争经验比我丰富。我认为，由他担任军长，更有利于红25军的指挥作战，我也可以向他好好学习。”

徐宝珊

徐宝珊听了，沉思片刻，说道：“海东同志，你的想法很好，但省委还要集体讨论，才能做出最后决定。”

徐海东坚定地说：“徐书记，我相信省委一定会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个人没有任何意见，完全服从组织的安排。”

徐海东的这番话，发自肺腑，感人至深。他主动让贤，甘当绿叶，一切以革命利益为重，这种高尚的品格和宽广的胸怀，深深地打动了徐宝珊和其他省委领导。

省委经过认真讨论，一致同意了徐海东的建议，决定由程子华担任红25军军长，徐海东担任副军长。

程子华得知此事后，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没有想到，徐海东这位久经沙场、战功赫赫的红军将领，竟然有如此博大的胸怀和高尚的风格。

但徐海东主动让贤的消息传开后，却在红25军的指战员中引起了一些议论和猜测。

“徐军长打仗那么厉害，为什么要让他当副军长呢？”

“是不是他犯了什么错误，受到处分了？”

各种各样的说法，在部队里悄悄地流传。

徐宝珊得知这些议论后，心里有些不安。他担心徐海东会因此产生思想包袱，影响到部队的团结和士气。于是，他专门找徐海东谈心，希望能够解开他心中的疙瘩。

程子华（后中）、郑位三（左一）、徐海东（右一）

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徐宝珊来到了徐海东的住处。

“海东同志，最近部队里的一些议论，你听说了吗？”徐宝珊开门见山地问道。

徐海东笑了笑，说道：“徐书记，我听说了。不过，您放心，我不会在意的。”

徐宝珊关切地问道：“海东同志，你真的没有想法吗？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说出来，组织上一定会认真考虑的。”

徐海东坚定地说：“徐书记，我真的没有任何想法。当副军长是我自己主动提出的，我完全拥护省委的决定。”

徐宝珊看着徐海东，语气诚恳地说：“海东同志，省委对你一直都是非常信任的。你担任副军长，绝不是因为你工作做得不好，也不是因为你犯了什么错误。相反，省委认为，你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对红25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徐海东听了，爽朗地笑了起来：“徐书记，您把我当成小孩子了？我徐海东是什么人，您还不清楚吗？我这个人，喜欢打仗，喜欢冲锋，但对当官没有任何兴趣。只要能打胜仗，能为革命做贡献，让我当什么都行！”

徐宝珊听了，心中十分感动。他紧紧地握住徐海东的手，激动地说：“海东同志，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红25军有你这样的好干部，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取得更大的胜利！”

在新的领导班子的带领下，红25军开始了紧张的战略转移准备工作。

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的率领下，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西进，开始长征。

时值隆冬，红25军踏上征程，一路风雪交加，饥寒交迫，九死一生。军长程子华与副军长徐海东亦接连身负重伤，差点牺牲。

在庾家河战斗中，红25军遭遇了敌60师的突然袭击。战斗异常惨烈，军长程子华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突然，一梭子弹呼啸而来，击中了他的双手。重机枪子弹的巨大威力，将他的双手打穿，动脉被击破，鲜血喷涌而出。除了双手，他身上还有多处受伤，伤口总计竟达十处之多。

程子华顿时倒在了血泊之中，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将他抢救下来。当时的医疗条件极其简陋，部队严重缺乏医疗物资，没有纱布，只能用白布来代替；没有消毒药水，只能用煮过的碳酸水进行简单的消毒；然后把白布剪成细条，塞进伤口里止血。

程子华伤势极重，昏迷不醒。为了保住他的生命，红25军军医院院长钱信忠，凭借着自己有限的医疗知识和经验，竭尽全力进行救治。

钱信忠

看着程子华血肉模糊的双手，钱信忠心如刀绞。他知道，如果不及时进行有效的治疗，程子华的双手很可能保不住，甚至会危及生命。

为了让伤口尽快愈合，减少感染的风险，程子华多次向钱信忠提出，干脆把双手截掉算了。但钱信忠坚决不同意。他深知，对于一位指挥员来说，双手是多么的重要。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保住程子华的双手。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程子华断断续续地昏迷了两个多月。由于伤势过重，他无法进食，只能靠喝一点鸡汤来维持。战士们轮流抬着担架，带着他翻山越岭，穿越枪林弹雨。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始终把程子华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程子华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感慨万千，他说：

“在受伤之前，我的脾气非常暴躁，动不动就发火。但是，这次受伤之后，我亲眼看到了那么多的战士，为了保护我，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脾气也变得温和了许多。是战士们的牺牲精神教育了我，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革命情谊。”

同样身负重伤的，还有副军长徐海东。在这次战斗中，一颗子弹从徐海东的左眼下方穿过，又从颈后飞出。他当场昏死过去，不省人事。

徐海东

战士们用担架抬着昏迷的徐海东，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行军。四天之后，徐海东才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除了程子华和徐海东，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也身患重病。他因为长期操劳，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只能躺在担架上，由战士们抬着行军。

在这样的情况下，红25军的作战指挥和创建根据地的重担，全部落在了军政委吴焕先的肩上。

在吴焕先的指挥下，红25军转战1800多里，一路披荆斩棘，所向披靡，成功地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圈，开辟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1935年5月9日，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传来：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由于长期转战，积劳成疾，病情突然恶化，不幸病逝于陕南龙驹寨（今陕西省丹凤县城），年仅32岁。

徐宝珊的牺牲，对红25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为红25军的发展壮大，为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徐宝珊牺牲后，根据鄂豫陕省委的决定，由副书记吴焕先代理省委书记职务，继续领导红25军的。

吴焕先

1935年7月15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了红25军。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从西安带来了中央的文件和报纸。红25军的将士们这才了解到，1935年1月，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6月中旬，中央红军在四川西部的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随后，中央红军向青海、甘肃边境方向北上。

得知这一消息后，鄂豫陕省委立即做出决定：红25军西进甘肃，迎接党中央，北上与陕甘红军会师。

在吴焕先的指挥下，红25军士气高昂，挥师西进。他们一路势如破竹，先后攻占了两当、天水、秦安、隆德等县城，翻越了六盘山，直逼平凉，截断了西安至兰州的公路，有力地配合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的北上行动。

然而，在红25军西进的途中，又一位重要的领导人牺牲了。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军政委吴焕先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8岁。

吴焕先的牺牲，是红25军的重大损失，他在红25军中的威望极高，甚至超过了徐海东，被誉为红25军的“军魂”。

开国上将韩先楚就曾说：“吴政委是帅才，是全才，他要能活到今天，那可是了不得！”

吴焕先牺牲后，鄂豫陕省委立即召开会议，决定由徐海东接任红25军军长，程子华担任代理鄂豫陕省委书记兼军政委。

在新的领导集体的带领下，红25军继续向陕北挺进。1935年9月15日，红25军终于到达了陕北延川县永坪镇，与陕甘红军胜利会师。

至此，红25军的长征胜利结束。这支从鄂豫皖出发，最后到达陕北的英雄队伍，比其他主力红军出发得都晚，却是第一支到达陕北的。更令人惊叹的是，经过了艰苦卓绝的长征，红25军不仅没有减员，反而从出发时的2000多人，发展壮大到3700多人，创造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