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事件后，为了适应新的地下斗争环境，我党成立了秘密工作委员会，并下设文件保管处，即我们熟知的——“中央文库”。

当然了，这里的“中央文库”其实是党内的习惯提法，其实它就是我党首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也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共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

对于这座档案文库的建设，中央给予了极大重视，1930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闭幕后，周恩来更是亲自过问了中央文库的筹备情况，其中包括文库的选址、工作人员配备情况等，并且还专门请瞿秋白起草了《文件处理办法》。

看到这里，我们不禁感到好奇：这“中央文库”到底保存了哪些东西呢？

事实上，当时中央文库保管的，是从1921年我党成立一直到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这一期间的重要文书档案。

其中包括党的历届代表大会决议、通告和会议记录、我党与共产国际的往来文电、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手稿以及一些知名烈士的遗书、照片等等，共计两万多份。

这些文件资料不仅是我党发展史的重要见证，同时也是我党最为弥足珍贵的珍宝，它在我党历史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而在当时那个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年代，一旦这些文件资料落入敌手，其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正因如此，中央文库又被称为我党的“一号机密”。

既然中央文库如此重要，那么其保管人员的挑选也必须遵循严格的要求。按照规定，中央文库的保管人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必须是久经考验的党内同志；

二、必须持重、谨慎，严守党的机密；

三、必须离群索居，少与外界交往，不参加任何公开活动，不轻易与人结交；

四、必须具有很高的警惕性。

符合这几条要求的人并不多，再加上他们又经常搬家，因此就连党内的许多高层领导都不知道他们的确切地址和任务。

最初兼管中央文库的是时任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张唯一。

此人办事沉稳、警惕性高，可谓老成持重，以至于当时才30多岁的他就被人称作“张老太爷”。

1931年顾顺章叛变投敌后，中央文库变得岌岌可危，但所幸张唯一在党内职位不高，且身份又比较隐蔽，因此顺利躲过了一劫，中央文库也暂时得以安全。

1932年底，曾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陈为人接替张唯一，专管中央文库。

陈为人早在1921年冬就入了党，是我党的元老级人物，其先后在湖南、北京、天津等地开展过革命活动，后来曾两次被捕入狱，期间受到了严刑拷打，但陈为人始终咬紧牙关、一言不发，其党性、原则性可谓非常强。

而张唯一也正是看中了陈为人的这一品质，才放心将中央文库交给他保管。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更好地保管中央文库，组织上还特地资助他开了一家湘绣店以掩人耳目。

然而，仅过了不到4年的时间，陈为人就因身体状况不得不将此任务交接出去。

那是在1936年秋，陈为人与著名红色女特工‘李云’的丈夫徐强取得了联系，后经由组织决定，让徐强夫妇接替陈为人保管中央文库的任务。

工作交接完不久，陈为人就因病去世了。之后，中央文库的保管任务又交到了周天宝手中，后来又交到了老党员缪谷稔手中。

缪谷稔早在1927年就入了党，是一位可靠的老同志，但其患有严重的肺病，加上保管中央文库责任重大，因此他的生活过得十分清苦，且病情日益严重，1942年时又不得不将此重任转交出去。

接替缪谷稔的是年仅23岁的陈来生。别看他年龄不大，却是一位意志坚定、久经考验的可靠同志。

为了保护中央文库，避免其被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获得，陈来生发动全家力量，多次抢在敌人面前转移中央文库。

从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陈来生带着中央文库不停地转移，他不仅要时刻注意中央文库的安全，还要自行解决经费问题，其艰难程度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1949年9月初，由陈来生亲自押车，将中央文库的各种文件资料，共计104包，毫发无伤地运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然后由市委转交到华东局办公厅。

令人颇为惊讶的是，这些没有纸边的历史文件资料，在炮火连天的革命战争环境中，竟然没有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损伤，完完整整地保存了30年之久，这简直就是奇迹！

之后，毛主席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均批阅签发嘉奖令，隆重表彰所有中央文库的守护者，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守护了这一“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国宝”，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最后，这段珍贵无比的我党早期记忆原貌，完好无缺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并成了该馆的镇馆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