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2月，开国上将韩先楚奉命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在上任前，他点名要一开国中将和他搭档，担任军区政委，而这一开国中将也正有此意，但周总理却坚决不放。

为此，韩先楚将军还先后2次打电话来向周总理要人，但周总理却明确表示：谁都可以调，就他不行！

那么，这位开国中将究竟是谁呢？为何能得到韩先楚将军、周总理如此器重呢？

他就是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总参谋部顾问——苏静将军。

苏静，原名苏孝顺，1910年12月出生于福建龙海县一户贫苦农民家庭。

由于家庭贫困，在他4岁那年，其父就远赴缅甸谋生，他从小跟祖父一起生活。

然而，尽管家境贫寒，但祖父却始终坚信一个道理：男儿想要立足于世，就必须得有文化。于是，全家人便勒紧裤腰带供苏静上学，一家人将希望全部寄托在他身上。

苏静也没有辜负家人的期望，他在学习上非常刻苦，成绩在学校名列前茅，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漳州省立第八中学就读。

而也正是在这里，让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共产党人，并开始在我党的影响下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1930年，弱冠之年的苏静顺利考入漳州第二师范学校继续深造，并于2年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相较于当时红军的很多官兵来说，苏静的文化水平算是比较高的，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还称他为“文化人”，并将他安排到红一军团司令部通信科当参谋。

1934年5月后，苏静又被调到军团侦查科任参谋，负责绘制军团的行军路线图和誊稿、刻蜡版、油印等工作。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踏上了二万五千里的漫漫征程。

当时，苏静所在的红一军团是全军的先锋，身为侦查参谋的苏静则又是红一军团的先锋，负责为整个军团探路。

长征途中，大军每到行至一地，别人都住下休息了，但苏静却不能歇息，他必须得在大军出发赶到下一驻地前，将前路打探清楚，确保整个军团的行军安全。

而侦查任务充满着各种危险。首先来说，长征路上，大部分的时间都行走在高山密林之中，不仅路途坎坷崎岖，而且还有各种毒虫猛兽；其次，沿途还有各种土匪民团的袭扰，可谓危险重重。

当然，这也仅仅只是侦查的第一步，在回来后，他还得立即将行军路线上的地形地貌、道路桥梁，甚至是敌军部署情况等一一画在图上，从而确保大军的行军安全。

苏静文化水平高，工作又极为认真，他画的路线图既清晰又准确，曾多次受到军团首长的表扬。

后来，聂荣臻元帅在其回忆录中说道：“红军过草地，苏静同志在前面开路是有功的。”

据统计，红军长征路程长达二万五千里，而苏静走过的长征路，却远不止这些。

1945年11月，苏静跟随罗荣桓前往东北，在刚组建的东北人民自治军中担任司令部情报处处长。

次年2月中旬，国民党第八十九师的一个加强团秘密向秀水河子一线进犯。

这伙敌人原以为自己的行动万无一失，结果很快就被苏静的情报处侦查得知，苏静立即将此消息上报给东北民主联军前线总指挥部。林总根据这一情报，立即命令附近各军对其进行合围。

经过2天的激战，这伙敌人被我军全歼，并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我军自出关以来的首场比较大的胜利，极大激励了我军斗志。

在这之后，苏静又向“前总”提供了大量准确而及时的情报，极大保障了我军在东北战场上的作战，以至于林总还时常对身边人说：“一个苏静等于10万兵。”

而也正是有了苏静作为后盾，林总在此后的作战中经常通过电台指挥师、团一级的作战，从而使得作战效率大大提高。

辽沈战役结束后，平津战役很快便拉开了序幕，苏静在此期间还充当了“和平使者”的角色，促成了傅作义将军的和平起义，避免千年古都北平毁于战火。

新中国成立后，苏静历任第四野战军暨中南军区副参谋长兼人民武装部部长、总参谋部军务部部长等职，为我军编制、兵员、武器装备的规划论证与管理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5年9月全军“大授衔”时，苏静还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70年后，苏静又历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国务院政工小组组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成了周总理的得力助手，以至于后来韩先楚将军向周总理“要人”时，周总理还不同意，于是便有了我们开头那一幕。

但其实，苏静当时也想回到部队，但周总理坚决不放，直到1978年，他才如愿以偿的回到了军队。不过，也正是这一年，苏静将军就以大军区正职的待遇离休了。

1997年11月28日，苏静将军走完了他精彩而传奇的一生，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