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后，全国的抗战形势变得异常严峻。

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国民政府的诱降；另一方面，日军开始利用重要交通线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扫荡”，不断增加据点，并加紧推行所谓的“囚笼政策”。

为了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使华北乃至全国战局往更有利的方向发展，同时克服国民政府妥协投降的危险，八路军总部决定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战役。

从这年8月开始一直到次年1月，八路军集结105个团总计20余万人，在华北地区对日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百团大战。

此战不仅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同时也极大推迟了日军南进的步伐，从而提高了我党和我军的威望，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的信心。

据相关数据统计：此战，我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毙伤日伪军达5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近6000支（挺），各种炮50余门，其余斩获颇丰。

当然，此次作战，我军也付出了伤亡近2万人的代价。但百团大战战果巨大，总的来说还是应该肯定的。

不过，在这样的胜利中，也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首先最严重的就是宣传上出了严重的毛病。

按照最初的部署，此次战役原本只是对正太路和其他交通线的破袭战，但随着战斗的不断发展，调动的部队越来越多，作战规模越来越大，作战时间也越来越长，因此在对外宣传时就成了“百团大战”，而整个战役也被划分成了三个阶段。

其中前两个阶段的主要目标就是破坏交通线，第三阶段则是反击日军的报复性“扫荡”。

对于这样的宣传，很多人都不是很满意，尤其是当毛主席在听到这样的宣传后，更是提出了严厉地批评。

据聂荣臻元帅晚年时回忆：“毛主席曾对百团大战的宣传很不满意。”而至于不满意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首先来说，宣传“百团大战”无疑是向敌、伪、顽暴露了我军的力量，这样一来，势必会引起日伪军对我军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打击我们。

此外，蒋介石也会增加对我们的警惕，毕竟在他看来，我军的发展，就是对他最大的威胁。

所以，这样宣传“百团大战”，势必会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

而在第二阶段的作战中，为了扩大战果，忘记了我军一直以来所提倡的敌后作战的方针，只顾着去攻打敌人的坚固据点，因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关家垴之战”。

关家垴位于太行山中心，距离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砖壁村仅6.5公里，此地易守难攻。

为了拿下关家垴，彭总给一二九师下了死命令。结果，我军久攻不下，部队损失惨重，师长刘伯承亲自来电汇报战况，并建议暂时撤退，另寻战机。

结果，彭总当即就火了，严令道：若拿不下关家垴，就撤掉一二九师的番号。

军令如山，刘伯承只能顶住敌人的巨大火力，继续指挥部队与敌人死战到底。

战斗又持续了一天，基本歼灭了敌人，但此时日军的大批援军已经赶到，彭总不得不命令一二九师撤出战斗。

怎料，待我军撤走后，日军对关家垴周围的村庄进行了疯狂的报复，数天之内便屠杀群众达6000余人。

在“百团大战”中，一二九师担负的作战任务非常重，打的硬仗也很多，部队伤亡较大，在毙伤日伪军8000余人的同时，自己也付出了7000多人的伤亡代价。

百团大战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已经超过了部队和根据地补给能力的最大限度，部队本身也消耗过大，因此当日军迅速抽调大量兵力回师华北时，我军已相当疲劳，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肃清来犯之敌，导致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和破坏。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损失不小，比如我军著名将领左权将军，就是在1942年太行区反“扫荡”中牺牲的，要知道，他可是抗战期间我军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

此次战役之后，使我各根据地的情况逐渐变得困难，太岳、平西等抗日根据地甚至还出现了缩小的现象。

正因如此，在后来的华北座谈会上，“百团大战”问题被提出来讨论，并受到了尖锐的指责。

在后来的七大上，刘伯承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

“当时我军对华北战场上敌强我弱的形势和敌我斗争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在指挥上更带有某种盲目性……尤其是百团大战的第二、三阶段更多地采用了阵地战的形式，增大了部队的伤亡，伤了自己的元气。”

就连后来彭总也在自述中承认了百团大战中的一些错误。

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上，这一问题被当作旧账给翻了出来，被批得一无是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重新肯定了百团大战。

实事求是地说，虽然“百团大战”中存在一定的错误，但其确实是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我军独立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战果最辉煌的一次进攻性战役。

总体而言，“百团大战”的历史意识还是值得肯定的，其对坚持华北敌后根据地，推动全国军民抗战，起到了不可估量之作用，这无疑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最为光辉的一页。

当然，此战中的教训我们也必须汲取。一句话，即要看到“战果”，也要看到“损失”，只有这样，才能更清楚地认识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