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这就揭示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不同，且创新存在多个层面。那么，如何从生产力发展的高度深化 关于创新的理解？产业创新有哪些动力源？需要怎样的努力？

企业家创新是产业创新的关键动力

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是指产业创新，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把新的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及其“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的过程（约瑟夫·熊彼特，2011）。如果没有引入生产体系，任何新要素及其组合也不可能形成现实生产力而造福人类。二是这种引入过程离不开企业家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冒险行动（富兰克·奈特，2005）。即企业家的另一个功能是克服风险和不确定性。可见“产业创新”的含义远大于通常的“科技创新”。如果说“科技创新”突出创新的技术、人才等要素供给，那么“产业创新”则突出企业家对这些要素进行动员与组织的过程。从语义辨析，“科技创新”中的“科学”，无论是牛顿提出的经典力学还是爱因斯坦相对论，都是对自然界存在的客观规律的发现。既然是“客观规律”，则谈不上“创新”；而“技术”强调的则是遵循科学的发现，发明出相应的装置来复现或运用这种规律。无论是“发现”还是“发明”，并不一定包含“新的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及其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的含义，更不一定意味着“在克服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冒险行动”。“产业创新”则是在上述“科技创新”之外，突出另外两个至关重要的过程，一是工程验证，二是市场拓展。前者需要实现大规模生产的质量稳定性和性能可靠性。后者需要使新产品得到足够多的市场接受度，这两者都不乏在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冒险”。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商品价值的实现过程“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企业家创新历尽曲折的试错，更需要为数甚巨的投入，还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可谓一边“烧钱”，一边进行九死一生的搏命挣扎。总之，“创新”和“克服不确定性”被视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

如果忽视产业创新当中企业家的功能，生产力发展很容易被误以为自然而然地轻松实现，以为经济增长不过是要素不断累积的过程。似乎只要有了资源，有了要素供给——如“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的储蓄和投资，加上后来“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中的劳动力，或者再加上“索罗余值”中的“技术进步”——就会有增长，就会有人类福祉的增进。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中，确有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条件，经济增长要素是有投资、技术、人才、管理等，但这都是“事后观察”的发现。上述要素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并不意味着具备了它们就肯定会有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的发展。借用麦克洛斯基（2018）的比喻，“将创新的时代归功于资本积累，就如同将莎士比亚的作品归功于英语文字或罗马字母”，也可以说一部《红楼梦》由中文字符写成，但谁都知道拥有这些中文字符者并不能创作出这部鸿篇巨制来！

党的二十大强调科技、人才和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也强调国家保障这些创新要素的供给，并非因此就有产业创新。据披露，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30%左右，而发达国家普遍在60%—70%之间。有省级财政审计报告指出，有高校获得经费1.31亿元设立862个项目，成果转化0个；另一所获得经费1.79亿元设立项目702个，仅5个成果市场转化。至于人才培养与使用，问题更突出。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千军万马往公务员队伍挤，一流大学核物理博士毕业生考取大都市一个街道城管身份。如此要素供给，若无企业家的努力，则与产业创新无缘。“企业家是要素整合者、市场开拓者、创新推动者”（刘鹤，2021）。正是企业家们在巨大不确定性条件下，承担着工程验证、市场开拓的高度风险，不断将确定性输入给社会：将确定的工资付给员工，将确定的税收交付政府，将确定的利息付给银行，将确定的货款付给供应商，自身接受不确定的后果。

经典马克思理论中，“企业家”与“资本家”尚无明确分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更有力地推动生产力发展，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伟大的探索和突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发挥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弘扬企业家精神”。党的二十大报告更进一步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2023年5月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要大力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倍加珍惜爱护优秀企业家，大力培养大国工匠”。对企业家功能和企业家精神的洞悉，是我们党对现代市场经济认识的深化，也是对生产力发展理论认识的升华。

风险资本是企业家创新的首要条件

如果说企业家是创新的推动者，那么资本特别是风险投资，则是企业家创新的首要条件。这就涉及对于资本属性及其行为规律的认识。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本的功能和运行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尤其在当代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设想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搞市场经济，当然也就无法预见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对待资本。列宁、斯大林虽然领导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但当时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没有遇到大规模资本问题。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形态的资本。”因此他强调“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要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

回顾经济发展史，工业革命以来的每一次技术浪潮，都是金融革命助推的结果（约翰·希克斯，1987）。第一次产业革命中，以机器大工业为特征的生产力发展，离不开以大型商业银行为主的信贷资本的强力支撑；第二次产业革命中，以分散动力和电气化为特征的生产力发展，离不开现代投资银行驱动下的企业并购与产业重组；第三次产业革命中，计算机的出现、信息网络社会的形成，离不开现代风险投资驱动下的创新生态的繁荣，传统产业得到赋能升级，新产业不断涌现（见图1）。

图1 产业革命与资本嬗变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陈雨露等，“工业革命、金融革命与系统性风险治理”，《金融研究》，2021年第1期，作者绘制

技术创新和应用促使经济结构转变和社会环境变迁，推动了金融业演进发展和升级；反过来，资本的快速积累和有效融通对科技进步转化为工业革命不可或缺。金融革命成为工业革命的重要助力（陈雨露，2021）。

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瓦特因改良蒸汽机而载入史册。但瓦特只是一名技术员，背后真正推动这一技术改良过程的则有两位甘冒风险的投资人，一位是约翰·罗巴克，另一位叫马修·博尔顿。他们先后以巨资支撑着瓦特的生计和工作，以至于前者破产，后者在濒临破产之际才得到回报（张维迎、盛斌，2014）。这可以说是早期在缺乏发达的金融市场时期，风险投资家单枪匹马推动技术创新的故事。二战以来，正是风起云涌的风险投资，引爆了以美国硅谷为策源地的计算机和互联网信息产业革命。到了今天，无论是外国科技巨头如早期的英特尔、微软、苹果，后来的英伟达、谷歌、亚马逊、特斯拉，还是国内的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以及新能源汽车“造车新势力”等，从创立到快速崛起无一不靠风险投资的加持。该领域以特定的机制设计形成不同的合约组合，较好地实现进入与退出、权利与责任、能力与代价、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匹配（龚永泉、郭勤贵， 2021）。金融业不断创新，分层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有机会得到风险投资的青睐。企业家和资本，尤其是风险投资，成为推动现代产业创新的两大动力源。

金融强国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邓小平同志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续探索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以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关键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做出一系列部署。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述了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必须具备的六大核心金融要素，提出建设中国特色金融体制六大任务目标。

发展新质生产力亟待多层次金融市场的支撑。我国在四十多年内一并完成了发达国家用二三百年相继完成的三次产业革命。如图1所示，第一、二次产业革命中的重化工业发展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靠商业银行体系提供贷款支撑。但这种格局下金融安全关键也在商业银行领域。无形中，围绕大型商业银行的金融业态和金融监管，往往占据了我们的眼界和头脑。而新技术和产业创新所需要的更前沿的金融业态创新，或多或少面临质疑。多年来，中小企业发展、新兴技术以及未来技术开发以及转化，动辄存在对商业银行提供信贷的诉求，或转而求助政府组建的各类缺乏市场竞争机制的基金。而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需要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恰恰不能仅依靠传统金融，而要更多地依靠创业风险投资。2024年4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壮大耐心资本”，在建设金融强国中对此必须正视。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高科技产业快速崛起就是风险资本推动的结果。1982—1987年间，风险投资年融资额从1亿美元增至45亿美元。苹果、微软、亚马逊、思科等科技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创投体系与产业革新交互促进：提供专业化非金融支持，包括运营辅导、战略指引、资源支持等（龚咏泉，郭勤贵，2021）。1991年后，养老基金接棒风险资金继续对新兴产业提供支持，美国养老金加速入市成为共同基金规模增长的关键。自1990年起，美国养老金资产占共同基金资产的比重从19.55%上升至46.54%（2023年），投资于共同基金的规模为11.88万亿美元①，带动通讯、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等行业崛起。

可以说，有活力、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是下一步我国突破“卡脖子”技术的解锁器，也是推动我国综合国力上升的推进器。一个有竞争力的金融市场还是今后参与并可能引领全球经济共同发展的加速器。

金融监管的基本目标是防范风险，根本目标是促进创新。金融是把“双刃剑”，历史上多次金融危机对经济发展造成了破坏，严重的甚至中断一国发展进程。防范金融风险在我国现阶段现代化进程中须臾不可忽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党中央立足于严防范早动手和精准拆弹，确保了我国金融经济发展免于其他国家经历的动荡。

对金融监管的基本目标是防范风险，但绝不意味着要抑制金融创新。相反，金融监管的终极目标是促进金融创新，更有力地支撑产业创新。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持续推进金融事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这是对金融创新提出的更高要求。强大的金融监管，因其精准高效的识别能力，法治透明的约束机制，可以及时准确监测并清理机会主义行为。大数据、数字货币技术的引入，也为任何交易行为的事后责任追溯提供了条件。金融监管则完全有条件不再依靠手工作业、准入限制、行为审批等传统方式进行。这样的话，基于数字网络时代的金融业态，种类繁多的风险投资创新都有条件放开。用一句话来说就是，高水平监管更能够为金融创新提供足够的空间。

这就涉及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之间如何实现动态适配的问题。以独角兽企业的发展情况来看，前些年我国一度与美国并驾齐驱，近年来明显放缓，甚至一度被印度超越，从侧面反映了国内金融业的活跃程度下降，风险资本对创新的支撑有所乏力。根据2024年胡润研究院发布的最新全球独角兽企业榜，美国的独角兽企业数量从比中国少3家（2019年）变为比中国多363家（2024年）（见图2）。

图2 2019—2024年中美独角兽数量变化

资料来源:胡润研究院.《2024全球独角兽榜》(Global UnicornIndex 2024)[OB/OE][2024-04-09].https://www.hurun.net/zh-CN/Info/Detail?num=JDW1AWCKDVPA.

营造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市场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因此，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同时，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一是激发新生产要素活力，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在生产力各种要素中，人才最活跃最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要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二是深化财税改革，为不确定性承担者提供激励。在我国的现行税制下，无论是各种流转税、企业所得税，还是各项地方杂税，以及为职工社会保险金的交纳甚至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90%的税款都由企业交纳。换句话说，现行税制较少使取得无风险报酬者承担税收，税制缺乏对不确定性承担者的“奖赏”。要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除了税收政策上持续扩大对新技术和企业技术投资的优惠力度之外，更应深化税制改革，建立真正的直接税制，减轻企业（家）创新的税负。

三是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充分吸纳全球一流人才资源。美国高科技巨头中，谷歌现任CEO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和微软现任CEO萨提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都是印度人；创办英伟达的黄仁勋和掌管AMD的苏姿丰，都是出生于台湾的中国人。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父亲是南非人，母亲是加拿大人，如果在南非或者加拿大，他能创业成功吗？若在欧洲创业又怎么样？这都值得沉思。

改革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重点和节奏，但其追求的方向和目标则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表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度重申的一句话：“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衡量社会制度优越与否的唯一标准是在多大程度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着眼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形成新型生产关系，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开辟强劲的动力源，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开放必将迈出更大更坚实也更关键的步伐。

注：①Investment Company Institute. 2024.

“The US Retirement Market,Fourth Quarter 2023”(March).www.ici.org/statistical-report/ret_23_q4_data.xls.

【参考文献】

[1]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何畏，易家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富兰克·H·奈特.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M].王宇，王文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迪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企业家的尊严：为什么经济学无法解释现代世界[M].沈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4]刘鹤.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1-11-24(006).

[5]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M]，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6]陈雨露.工业革命、金融革命与系统性风险治理[J].金融研究，2021，(01):1-12.

[7]张维迎，盛斌.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33-38.

[8]龚咏泉，郭勤贵.风险投资简史[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

其中时红秀系该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