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案不同判问题，由来久矣！
法院的判决都是对的吗？当然不是！要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同案不同判。
法律是一张普适的网，但撒网的人决定了它如何收拢。当“同案不同判”的争议频现时，公众的质疑往往直指司法不公。这一乱象的背后，是各种复杂因素交织而成的“乱麻”，亟待我们抽丝剥茧，探寻根源。
法律条文的模糊性，是同案不同判的一个重要诱因。法律是用文字构建起来的规范体系，而人类语言天然存在局限性，无法做到绝对精确和周延。法律条文天然具有“抽象性”与“滞后性”，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为了涵盖尽可能多的社会现象，不得不采用抽象、概括的表述方式。像“情节严重”“重大损失”“合理期限”等模糊概念，在不同的案件中，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理解。这种模糊性，本意是赋予法律一定的灵活性，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但在实践中却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成为权力寻租的“灰色地带”。一些人通过对法律条文的肆意解读，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使得同案不同判成为可能。
司法解释的任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同案不同判的乱象。司法解释本是对法律条文的进一步阐释和细化，目的是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确保司法裁判的一致性。然而，在现实中，司法解释却时常出现“朝令夕改”“相互矛盾”的情况。不同部门、不同层级的机关发布的司法解释，有时不仅不能相互补充，反而相互冲突，让法官无所适从。这种任性的司法解释，不仅没有起到统一裁判尺度的作用，反而使得法律适用更加混乱，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愈发严重。
自由裁量权是司法的灵魂，但若灵魂失控，便是灾难。不同法官的专业素养、生活阅历、价值观念各不相同，对法律的理解和对案件事实的判断也会存在差异。在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过程中，如果没有明确的标准和指引，法官就可能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作出不同的裁判。有的法官可能过于保守，严格按照法律条文进行裁判，忽略了案件的特殊情况；有的法官则可能过于激进，过度运用自由裁量权，使得裁判结果偏离了法律的本意。
绩效考核机制的不合理，也是导致同案不同判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当前的司法体制下，办案数量、结案率、调解率、发改率等指标成为衡量法官工作业绩的重要标准，甚至成为法官晋升的“硬通货”。在这种考核压力下，法官往往不得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完成考核指标上，而忽视了案件的质量和公正。为了提高结案率，一些法官可能会对案件进行简单粗暴的处理，甚至在事实尚未查清、法律适用尚未明确的情况下就匆匆下判；为了降低发改率，法官们在判决前可能会向上级法院请示，导致“未审先定”的情况出现，使两审终审制沦为司法行为艺术。这种“结果导向”的裁判思维，使得法律解释成为迎合考核的工具，而不是追求正义的手段，同案不同判也就难以避免。
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侵蚀着司法公正的根基。司法受社会影响本无可厚非，但若某地因维稳压力对某类案件“从重从快”，另一地因经济考量而“网开一面”，法律便沦为政策的附庸。更危险的是，这种“工具化”常以“适应社会形势”之名合理化，实质却是对法律确定性的背叛。如某群体性讨薪案件，法官明知法律依据不足，仍迫于信访压力判决企业承担额外补偿。司法不再是定分止争的终局机制，而沦为政治考量的缓冲带。再如，在一些涉及地方企业的经济纠纷案件中，法院可能会迫于行政压力，偏袒本地企业，作出不公正的判决。
为什么会出现同案不同判？在不考虑控辩双方专业水平的前提下，要么是法官法律素养不够，要么是法官职业道德不够。枉法裁判，是同案不同判现象中最恶劣的一种情况。个别法官为了一己私利，收受贿赂，徇私舞弊，在审判过程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错误的裁判。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法官的职业道德和法律底线，是对司法公正的公然践踏。枉法裁判导致的同案不同判，极大地损害了司法公信力，让民众对法律失去信任，其危害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因素导致的同案不同判。
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存在，不仅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破坏了法治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让民众对司法公正产生了信任危机。法律解释权的失控，本质上是司法权力缺乏有效制衡的缩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多管齐下，标本兼治。
推进司法透明化是当务之急。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只有将司法裁判的过程和结果完全公开，接受公众的监督，才能有效遏制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发生。通过裁判文书上网、庭审直播等方式，让每一个案件的审判过程和判决理由都暴露在阳光下，公众可以对法官的裁判行为进行监督和评价。一旦发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公众可以及时提出质疑，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促使法官公正裁判。
建立健全案例指导制度，并确保其得到有效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应当具有权威性和指导性，各级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必须参照适用。通过类案检索系统，法官可以快速找到与自己正在审理的案件相似的指导性案例，从而统一裁判尺度，避免同案不同判。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类案辅助系统，如法官偏离类案裁判规则自动触发预警。
引入人民陪审团制度，特别是二审和再审案件。人民陪审团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具有不同的生活经验和价值观念，他们参与审判可以从不同角度审视案件，弥补法官思维的局限性。人民陪审团的存在，不仅可以增强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和公信力，还可以对法官的裁判行为进行监督和制约，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减少同案不同判的发生。
同案不同判现象是法治建设中的一块“顽疾”，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当我们在最高法的工作报告里看到“统一裁判尺度”年复一年被重申，就该意识到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制度革新的攻坚战。要打破“解释权在我”的司法傲慢，既需要刀刃向内的改革勇气，更需要将裁判权置于阳光下的制度智慧。毕竟，法治社会的真谛不在于法律条文本身，况且，法律的规定都是对的吗？当然不是！要不然就不会天天修改法律。专业的律师要敢于质疑法律，善于利用法律。驰誉律师，驰誉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