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历程，而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和鲁迅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这两位文化巨匠在早期时如同一对知己，共同推动白话文运动，却在后来逐渐走向了不同的轨迹。

鲁迅和胡适的关系最初十分亲密。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他们的思想主张非常一致，尤其在白话文运动方面。胡适早在民国六年（1917年）就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开始倡导文字改革：“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记者末学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来颇于此事再四研思，辅以友朋辩论，其结果所得，颇不无讨论之价值。因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言之，以与当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研究之。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鲁迅也在民国七年（1918年）发表了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得到胡适的高度评价。这一阶段，他们的友情和合作让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

鲁迅和胡适的合作不仅限于思想，也包括文化领域。他们经常互相赠送书籍，共同探讨问题，甚至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有大量借鉴胡适的资料。这亲密的友情在当时文化界引起轰动，也为新文化运动的推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民国十一年（1922年）的一通电话，标志着鲁迅和胡适的友情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这通电话是溥仪打来的，邀请胡适到宫中见面。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对此有过回忆。民国十一年（1922年）5月17日，电话接通后，胡适听到的第一句问话是：“你是胡博士啊？好极了，你猜我是谁？”胡适试图猜了一下，但觉无聊，便直接问：“你是谁啊？怎么我听不出来呢？”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哈哈哈”的笑声后，说：“甭猜了，我说吧，我是宣统啊！”胡适自然愣了片刻，不知是继续追问，还是自语：“宣统？……是皇上？”小皇帝的声音干脆利落，也有一种居高临下之威严：“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胡适一听，万岁爷找自己，开什么玩笑？但是也不敢贸然否定，他就去找了庄士敦，从庄士敦那里胡适获得了肯定的答复。既然溥仪找了，自己就去见见吧。据溥仪后来回忆，因为当时他并没有将给胡适打电话一事放在心上，也没叫宦官关照一下守卫的护军，所以胡适走到神武门，递上了名片，费了不少口舌也不放通过。后来护军半信半疑请奏事处来问了溥仪，小宦官拿着北京大学教授胡适的这张名片进去传达。小皇帝都愣住了，真来啊？这才放他进来。

爱新觉罗・溥仪

见面的礼节是必须的，深思熟虑的胡适对溥仪行了鞠躬礼，溥仪对胡适行了举手礼，这俩人坐下后，还真是聊了老半天。进清宫见溥仪后一周，胡适写了一首题为《有感》的诗：“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胡适在写给庄士敦的信里说：“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

虽然这次会面引发了广泛的猜测和批评，胡适却认为溥仪是一个孤独的年轻人，希望能找人倾诉，而不是封建臣民的思想。他将此次会面解读为对自由共同目标的一次交流。胡适这是怎么想的？面对指责，胡适也作出自己的解释，称他眼中的小逊帝，无非是一个“处境很寂寞的，很可怜的十七岁少年”，仅此而已。鲁迅对此次会面的看法却开始发生变化。对此鲁迅先生有过深刻的评价：“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扮一下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太平；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当宣统皇帝逊位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嘛。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胡适逐渐宣扬读书人不应谈论政治，这与鲁迅的思想背离。鲁迅对胡适的这一立场感到不满，两人之间的友情逐渐疏远。虽然他们没有公开对立，但他们的合作和交往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亲密。这种分歧突显了思想解放时代的复杂性，即使是最亲近的朋友也会因为不同的立场而疏远。

鲁迅和胡适虽然友情逐渐疏远，但他们各自的影响依然深远。鲁迅以其文学作品和思想影响力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仍然激励着后人。而胡适则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他的文字改革和思想影响着中国的教育和文化领域，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贡献良多。这两位文化巨匠虽然友情走向了终结，但他们各自的贡献和影响仍然闪烁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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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胡适的友情和分歧是新文化运动历史中的一段精彩篇章。他们的合作推动了思想解放，同时也反映了新文化运动时代的复杂性。尽管友情有时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但他们各自的贡献和影响仍然闪耀着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这段故事也提醒人们，在思想领域，友情和分歧常常并存，共同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鲁迅与胡适的友情和分歧代表了中国近代思想解放历程中的一段精彩篇章。这个时期的历史背景充满了动荡、变革和思想碰撞，而这两位杰出的文化巨匠在新文化运动的大舞台上，共同塑造了中国文化的未来，尽管后来分道扬镳，但他们各自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这段友情的初生彰显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共同关切。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标志性事件，提倡白话文和个性解放，鼓励思考和批判传统的束缚。鲁迅和胡适在这个背景下紧密合作，共同推动了白话文运动。这种初期的合作不仅展示了他们的勇气和决心，也表现了他们对中国文化未来的共同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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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胡适友情的升华更加突显了他们在文化领域的默契和合作。他们不仅互相赠送书籍，共同探讨问题，还相互赞美和支持。这亲密的友情让新文化运动更加有力，也为后来的文化发展铺平了道路。他们之间的互相借鉴和影响不仅表明了他们在文化领域的成就，也反映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然而，友情的微妙变化和分歧的产生使这个故事更加丰满。胡适接到溥仪的电话邀请，这一事件成为友情变化的起点。虽然胡适将此次会面看作一个平常的社交事件，但鲁迅对此的不满逐渐加深。这次会面标志着鲁迅和胡适对待封建思想和自由的立场开始有了不同的看法。这种分歧在后来的合作中逐渐浮出水面，使他们的友情受到了影响。

总之，鲁迅与胡适的友情和分歧代表了新文化运动时代的复杂性。他们在初期合作，共同推动了白话文运动，但后来因为思想分歧而友情疏远。然而，他们各自的影响和贡献仍然为中国文化的发展留下了深远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