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御史钱沣上了一道奏折，建议朝廷以成绩来录取乡试、会试考生，彻底取消分省取士的旧制。

钱沣是乾隆朝名气很大的御史，素以刚直敢言著称。他上这道折子出发点是好的，为的是让天下的读书人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

按说钱沣的这个建议不错，可是乾隆皇帝对此极为不满，下旨严厉申斥了钱沣，还扬言说，念钱沣是云南人姑且宽免，假如是江浙人的话，那么必要将其正法。

乾隆为何要发这么大的火呢？其实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如果真的按照钱沣的建议执行，那么毫无疑问，科举考试将会被江浙两省的读书人垄断，过不了几年，朝堂之上的大臣，至少也有80%以上来自江浙。

清代自顺治二年开科取士，至光绪朝废除科举，共开112科（顺治九年、十二年分满汉榜，故多出了两个状元），故状元、榜眼、探花、传胪以及会元分别为114人，进士总数计26849人。

清代状元人数分布为：江苏49名，浙江20名，安徽9名，山东6名，广西4名，直隶、江西、湖北、福建、广东各3名，湖南、贵州各2名，顺天、河南、陕西、四川各1人，八旗3名，山西、甘肃、云南没有状元。

榜眼居前三名的是浙江29名，江苏26名，江西10名；探花则是江苏42名，浙江27名，湖南6名；传胪则是浙江29名，江苏27名，安徽12名；会元氏江苏40名，浙江32名，直隶和安徽各9名。

进士数量江苏为2933名，浙江为2803名。不管是一甲三名还是二甲、三甲进士的数量，江苏、浙江都占有极大的份额。说这两省的考生是学霸，那是完全没有任何争议的。

不可否认，江苏、浙江作为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人口基数也最大，读书人的数量自然也大，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个省的生源质量一直名列榜首。

明代时为了平衡全国各省会试的录取比例，就出台了相应的措施，实行分省取士的原则。清代沿袭明制，将分省取士的制度进一步完善，江浙两省以及直隶的录取比例是最高的，但与读书人的基数相比，应该说录取的比例远不及偏远省份。

换句话说，就是江浙的读书人考进士要比其他省份更难，如果仅以文章才学而论，恐怕这两个省份的落榜生的水平都要高于其他省份的中榜者。这也是当时江浙读书人不惜冒着巨大风险，也要把学籍转到偏远省份的原因。

如果朝廷没有实行分省取士的制度，那么后果可想而知，每一科会试发榜后，江浙读书人将一家独大，其他各省举子势必难有上榜的机会。

御史大致算了一下，整个清代文官正一品大学士的数量为187人左右，其中江苏22人，浙江14人，占了总数的六分之一，这还不包括寄居直隶的江浙人。

尚书级别的高官，也是江浙两省最多，人数超过两百多人，至于侍郎、总督、巡抚一类的，也是此两省位居榜单的第一、第二名。

江浙大学士数量不像状元、榜眼、探花那样占有绝对优势。但是在首席军机大臣中，江浙又是完全占据主流。

了解清史的朋友应该知道，有清一代，汉臣担任首席军机大臣的人数极少，自雍正时期建立军机处以后，仅有八人，分别是：张廷玉、刘统勋、于敏中、董诰、曹振镛、潘世恩、祁寯藻、彭蕴章。

于敏中是江苏金坛人，只不过他的名声不太好；董诰是浙江杭州人，他入值军机处长达38年之久，创下军机大臣在任时间的记录；潘世恩和彭蕴章都是江苏苏州人。

八个汉人首席军机大臣，江苏、浙江占了一半，当然御史的老家安徽表现也不俗，出了张廷玉、曹振镛两个。剩下的刘统勋和祁寯藻，分别是山东、山西人。

江浙两省的官僚集团在朝野内外影响力巨大，这种以地域为纽带足组成的政治利益集团，对皇权多少是有一些影响的。

皇帝为了维持平衡，在科举制度中就对江浙进行限制，从会试的录取名额上来看，江苏、浙江乃至安徽的数量不占有绝对优势，仅是比其他省份略高而已。

限制会试名额，也就是从根子上限制江浙的官僚士大夫集团，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朝堂之上只有江浙籍官员的怪现象。

钱沣是御史，他可以毫无忌惮的向乾隆提出自己的建议主张，但他毕竟就是个御史，不可能具备乾隆那样的大局观，好在他不是江浙人，不然的话，就凭那道奏折，就够他喝一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