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李德被突然通知回苏联，回忆：只有毛主席跟我说了那句话

1939年8月的一个清晨，延安机场上停着一架美式道格拉斯飞机。机场四周聚集了上百人，其中包括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共高层领导。在送别的人群中，一位外国人显得格外沉默。他就是曾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李德。就在前一天晚上，他突然接到通知，要求他立即返回莫斯科。临行前，只有毛主席走到他身边，轻声对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李德在之后的岁月里始终记忆犹新。作为唯一一位完整走完长征的西方人，李德见证了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岁月。他曾在军事指挥上犯过错误，也曾为中国革命做出过贡献。那么，毛主席究竟对他说了什么？这句话又包含着怎样的深意？

一、李德的革命之路

1900年1月4日，在德国慕尼黑城郊的伊斯玛宁镇，一个叫奥托·布劳恩的婴儿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这个婴儿就是后来的李德。他的父亲是一名会计师，母亲是位小学教师。在李德13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这个打击让这个年轻的少年不得不过早地面对生活的残酷。

1913年夏天，由于学习成绩优异，李德被慕尼黑师范学校破格录取。就在他刚刚适应新学校生活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战争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德国，也深刻影响着年轻的李德。在战争期间，他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并开始参加慕尼黑的青年反战活动。

1918年，年仅18岁的李德被征召入伍。作为一名普通列兵，他被派往西线战场。然而，他在部队待了仅仅三个月，一战就宣告结束。这短暂的军旅生涯，却让他对战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战后的德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1919年，李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慕尼黑参与了巴伐利亚苏维埃政府的保卫战。这次斗争失败后，他被捕入狱三个月。出狱后，他辗转到达汉堡，在那里加入了德国共产党。

在汉堡期间，李德在德共中央军政情报处工作。凭借着出色的工作能力，他很快成为德共中央委员会的重要成员。然而，由于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他再次被捕。这一次，他在狱友的帮助下成功越狱，开始了长达数月的流亡生活。

1928年冬天，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李德辗转来到了苏联。次年春天，他被选送到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这所苏联最高军事学府，李德系统学习了军事理论和战术指挥，为他后来在中国的军事工作打下了基础。

1932年春，经过三年的军事学习，29岁的李德接受了共产国际的任务，踏上了前往中国的征程。他先是从西伯利亚铁路出发，经过哈尔滨、大连等城市，最终抵达了上海。当时的上海正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这里也将成为他在中国革命生涯的起点。

在上海期间，李德开始接触中共的领导人。他与博古、张闻天等人多次会面，讨论中国革命形势。虽然一开始他只是作为临时联络员，但由于原定的军事顾问因故未能到任，李德最终接替了这一重要职务。这个意外的任命，使他成为了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也由此开启了他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篇章。

二、中央苏区时期的重要角色

1933年春天，李德正式抵达中央苏区。在江西瑞金，博古和张闻天为他安排了一处三居室的住所，配备了专门的翻译和警卫人员。这种待遇在当时的革命根据地极为罕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中共中央对这位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重视程度。

在担任军事顾问期间，李德参与了中央苏区多次重要军事行动的指挥。1933年9月，他参与制定了第四次反＂围剿＂的作战计划。在这次战役中，李德主张采用堡垒战和阵地战的战术，这与毛泽东提倡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时的中央领导层，特别是以博古为代表的＂临时中央＂，出于对共产国际的信任，倾向于采纳李德的建议。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红军按照李德的战术思想，构筑了大量防御工事，准备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正面对抗。这种战术在初期确实取得了一些胜利，但随着战事的推进，其弊端逐渐显现。

1934年初，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开始。这一次，李德更加坚持他的军事主张。在他的建议下，红军在赣南、闽西地区构筑了更多的防御工事，将大量兵力用于固守阵地。然而，国民党军队这次采取了＂铁桶合围＂的战术，并配合经济封锁，使中央苏区的局势日益艰难。

在这段时期，李德与当时的中央领导关系密切。他经常参加博古主持的军事会议，对红军的作战计划提出建议。同时，他还负责培训红军指挥员，为他们讲授现代军事理论和战术。在他的倡导下，红军开始重视正规化训练，这对提高红军的战斗力起到了一定作用。

然而，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存在着明显的脱节。他过分强调正规战，要求红军按照欧洲战场的作战方式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对抗。这种做法不仅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还造成了红军的重大损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期间，李德还建立了一个军事情报网络。他组织人员收集国民党军队的动向，分析敌军的战术特点。这些工作为红军的作战提供了重要的情报支持。但是，由于过分依赖固定的情报站，这个网络在后来的战斗中也遭受了严重破坏。

到1934年10月中旬，中央苏区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在此之前的几个月里，李德参与了中央关于战略转移的讨论。尽管他对长征初期的一些具体安排提出了不同意见，但最终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决定，随红军主力踏上了万里长征的征程。

这段经历不仅让李德见证了中国革命的重要历史时刻，也使他开始逐步认识到自己此前军事主张中的某些问题。随后的遵义会议，更是成为他军事思想发生重要转变的转折点。

三、长征路上的特殊经历

1934年10月，李德作为唯一一位西方人，随红军主力踏上长征路。这段经历让这位德国军事顾问亲身体验了中国革命的艰辛，也见证了遵义会议这一历史性转折。

长征开始时，李德随中央纵队行军。由于他的特殊身份，红军为他配备了一匹骡子代步。这匹骡子不仅驮着他的随身物品，还装载着他珍贵的笔记本和照相机。在长征途中，他坚持用德文记录每天的见闻，这些日记后来成为了研究长征历史的重要史料。

在湘江战役期间，李德亲历了红军最为惨烈的战斗。当时，国民党军队在湘江沿岸布置了重兵，意图将红军主力围歼于此。在突破湘江时，李德的骡子被敌军炮火击中，他的大部分行李和部分日记都遗失在了战场上。所幸他将前期的日记和一些重要文件放在了随身背包里。

穿越湘西苗寨时，李德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详细记录了苗族的建筑特点、服饰特色和生活方式。在一个苗族村寨停留期间，他还用相机拍下了当地村民的织锦技艺，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后来被收入了他的回忆录。

1935年1月，红军到达遵义。在这座黔北古城，李德参加了著名的遵义会议。会议期间，他的军事指导思想受到了批评。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没有强力反驳，而是认真倾听了与会同志的意见。会后，他开始更多地向红军将领请教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游击战术的特点。

继续北上的途中，李德对中国的山地作战有了新的认识。在四川大山中，他亲眼目睹了红军如何利用地形优势，以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击敌人。特别是在穿越大渡河时，红军勇士们的英勇表现让他深受触动。他在日记中详细描绘了红军战士如何在惊涛骇浪中架设渡船，以及泸定桥战役的惊心动魄。

在翻越雪山草地时，李德体验了最为艰苦的考验。作为一个来自欧洲的军事专家，他第一次遭遇了如此极端的自然环境。在草地上，他亲眼看到战士们是如何在沼泽中开辟道路，如何在极度缺乏食物的情况下继续前进。这段经历让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到达陕北后，李德开始系统整理他的长征笔记。除了军事行动的记录，他还特别注意收集了沿途各地的地理信息、民族风情和社会状况。这些第一手资料不仅记录了长征的历史细节，也为后人了解1930年代中国西南地区的社会状况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在这段近一年的长征历程中，李德的军事思想发生了显著转变。他开始理解并认同红军的游击战术，对毛泽东等人提出的军事主张也有了新的认识。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他后来的军事建议中，也反映在他的日记和书信中。

四、延安时期的工作与生活

到达陕北后，李德在延安度过了他在中国的最后一段时光。这段时期，他的工作重心从军事指挥转向了军事教育和理论研究。在杨家岭的窑洞里，他开设了一系列军事课程，为红军培养军事干部。

1936年初，李德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的军事教官。在这里，他编写了多本军事教材，其中包括《战术基础》和《现代战争特点》等著作。这些教材既包含了现代军事理论，也融入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每周三次，他都会在一间简陋的教室里，为来自各地的红军指挥员讲授军事课程。

在延安期间，李德的日常生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住在一个依山而建的窑洞里，窑洞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方桌和两把椅子。每天清晨，他都会沿着山间小路散步，观察延安的晨景。他还经常到延河边写生，用素描记录下延安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

1937年春天，李德开始协助中共中央军委进行战略研究工作。在这一时期，他撰写了多份关于抗日战争的军事建议报告。这些报告分析了日军的作战特点，并就如何开展抗日游击战提出了具体建议。特别是在研究日军装备、战术特点方面，他的专业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夏天，李德参与了延安军事研究院的筹建工作。他负责设计了研究院的课程体系，并亲自担任战略教研室主任。在这个岗位上，他组织编译了大量外文军事资料，为红军官兵提供了解世界军事发展的窗口。每月一次，他都会组织军事研讨会，与其他军事专家讨论国际形势和军事战略问题。

在工作之余，李德还培养了一些特别的兴趣。他开始学习中国书法，虽然写得不够标准，但他经常用毛笔练习书写中国汉字。他还喜欢收集延安民间的剪纸艺术，并尝试自己动手剪制一些简单的图案。这些手工艺品后来被他带回了莫斯科，成为了他在中国生活的珍贵纪念。

1939年初，李德注意到国际形势的微妙变化。他更加频繁地收听莫斯科广播，关注欧洲局势的发展。在一些私人谈话中，他表达了对即将爆发的世界大战的担忧。这种担忧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1939年8月，一封来自莫斯科的电报改变了李德在延安的生活轨迹。电报要求他立即返回苏联。在接到通知的第二天早晨，李德就必须启程。临行前的那个晚上，他将自己在延安期间积累的部分资料和笔记整理装箱，留给了中央档案馆保管。这些资料中包含了他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研究心得和对未来战争形势的分析。

五、离开中国后的历史印记

1939年9月，李德离开延安，经西安、兰州，取道新疆返回苏联。这趟行程历时两个月，途中他仍保持着记录习惯，详细描述了西北地区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状况。在过新疆时，他特别注意到了这里独特的民族文化，并用照相机记录下了沿途的风土人情。

到达莫斯科后，李德被安排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在这个岗位上，他开始系统整理在中国的经历。1940年春，他完成了第一份详细报告，主要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组织结构和作战特点。这份报告后来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共产国际内部传阅。

1941年，随着德国入侵苏联，李德被调往前线。在莫斯科保卫战中，他担任了一个德语翻译小组的负责人，主要工作是审讯德军俘虏和翻译缴获的德军文件。这段经历让他对战争有了新的认识，也让他更加理解了当年中国红军在艰难环境下作战的不易。

战后，李德开始着手写作他的中国回忆录。这部作品的初稿于1946年完成，包含了大量一手资料和珍贵照片。特别是关于长征时期的记载，成为了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在书中，他详细描述了红军的日常生活、作战方式，以及中国农村的社会状况。

1950年代初，李德的回忆录在东欧多个国家出版，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些出版物不仅记录了他在中国的个人经历，也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革命提供了独特视角。他的照片和日记也成为了珍贵的历史档案，被多个国家的图书馆收藏。

1955年，李德参与了一个关于中国革命史的研究项目。在这个项目中，他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他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的观察记录。这些材料对于完善这段历史的细节具有重要价值。特别是他对红军军事制度的记载，为后人研究中国革命军事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1960年代，已经年迈的李德仍然保持着对中国的关注。他经常应邀在莫斯科的学术机构做报告，分享他在中国的经历。他还整理了一批在延安时期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真实记录了当时延安的社会面貌和红军将士的生活情况。

在晚年，李德将他保存的部分文件、照片和日记捐赠给了相关的历史档案馆。这些资料中包括了他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工作笔记、长征途中的日记残稿，以及在延安期间编写的军事教材。这些档案后来成为研究中国革命史的重要史料。

1966年，李德在莫斯科去世。他的书桌上还留着一份未完成的手稿，是他计划写作的关于中国革命军事战略的研究论文。在他的遗物中，还发现了一些未曾发表的照片和笔记，记录了他在中国期间的所见所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