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5年10月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抵达陕北，直到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与习仲勋共同经历了近三十年的革命风雨。毛泽东不仅是习仲勋的引路人，更是他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指导者。毛泽东赞赏习仲勋坚持走群众路线、务实肯干的工作态度，以及他勇于抵制极“左”思潮的坚定立场。毛泽东还不断给习仲勋施加重任，委以重要任务，并对他进行重点培养。
习仲勋坚定支持毛泽东的领导，积极贯彻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
毛泽东抵达陕北时，及时干预，避免了习仲勋被处决。他坚定地表示：“我深信，为这片根据地付出努力的同志，都是党的优秀干部。”
1935年，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成功突破了蒋介石的层层包围，最终到达陕北根据地，为红军找到了一个稳定的立足点，并确立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向。对于在陕北根据地开辟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红军将领，毛泽东迫切希望与他们见面。
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前，毛泽东虽未与习仲勋谋面，但已多次听闻其名。红军沿途经过的村庄，墙壁和树干上张贴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随处可见，这些布告已经张贴了相当长的时间，落款处清晰地写着“主席习仲勋”。通过这些布告，毛泽东了解到习仲勋与陕北根据地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对他形成了初步的认识。
习仲勋于1913年10月15日出生在陕西富平的一个农家。1928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刘志丹的得力助手，共同在照金地区建立了陕甘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年仅21岁的习仲勋被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在任期间，他推出了边区货币，建立了学校，并创办了《红色西北报》作为政府官方报纸。他推行的政策以民众利益为核心，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喜爱。由于他的年轻和亲民形象，当地群众亲切地称呼他为“娃娃主席”。
1935年春天，陕北和陕甘边两个革命根据地经过反“围剿”斗争后，实力不断增强，最终连为一体，合并形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被任命为中共西北工委的领导成员，同时继续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习仲勋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之一。他的早期工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提供了关键的生存和发展基础。习仲勋在当地开展的革命活动，为长征后疲惫不堪的红军部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使中央红军能够在陕北站稳脚跟，从而为后续的革命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1935年9月，陕北地区“肃反”运动愈演愈烈，波及范围扩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县级及以上干部以及红26军营级以上干部几乎全部被捕。当时，陕北红军领导人为了壮大革命力量，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统战策略，比如争取敌军高层起义、团结中间力量支持红军等，这些策略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然而，这些做法却被错误地扣上了“右倾投降”的帽子。更严重的是，陕北红军中的许多高级领导被诬陷为“反革命分子”。习仲勋也未能逃脱这场灾难，他与刘志丹等人一同被定性为“反革命”，最初被关押在王家坪，随后转移到瓦窑堡，和刘志丹一起被关在一间旧当铺里。执行“肃反”的人逼迫习仲勋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并指责刘志丹等人执行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面对这些不实指控，习仲勋据理力争，逐一反驳，但对方不仅不理会，反而给他扣上了“态度恶劣”“拒不认罪”的罪名，甚至动用残酷手段逼供。尽管如此，习仲勋始终没有屈服，坚决否认这些强加的罪名，并坚定地为刘志丹等人辩护。
在1932年“两当兵变”发生前夕，习仲勋正积极投入革命活动。这一时期，他深入基层，组织群众，为即将到来的武装起义做准备。习仲勋通过秘密联络，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和士兵，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激发他们的斗争热情。他还与其他革命者密切配合，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确保起义能够顺利进行。习仲勋的领导和组织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为“两当兵变”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后，刚安顿下来就得知刘志丹和习仲勋等人被捕的消息。他心想：一个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历练、深受群众拥护的苏维埃政府主席，怎么可能是反革命？于是立刻下令：“立即停止抓捕、审查和处决，一切等待中央处理。”他还对周恩来说：“我们刚到陕北，虽然了解的情况不多，但我看到群众政治热情高涨，对革命道理理解深刻，陕北红军战斗力强，苏维埃政权稳固。我坚信，创建这片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优秀干部。”
时间紧迫，必须立即行动！毛泽东与周恩来等高层领导商议后，决定派遣新任苏维埃国家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带领中央工作组前往陕甘晋省委所在的瓦窑堡展开调查。调查结果证实，针对习仲勋等人的指控纯属捏造。在确认事实后，毛泽东迅速为习仲勋和刘志丹等人恢复了名誉。
毛泽东带着中央机关一到瓦窑堡，就急着要见那些差点丢了性命的陕北根据地创始人。见到习仲勋时，他有点意外，直接说：“没想到你这么年轻。”那会儿，习仲勋才22岁。两人聊了聊，习仲勋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做事果断的风格让毛泽东印象深刻。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革命队伍不分地域，习仲勋从未将陕北根据地视为陕北人的专属领地，始终坚定支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有人试图挑拨中央与陕北干部的关系，散布“陕北救了中央”的言论，这种说法在部分陕北干部中引起了共鸣，甚至一些老同志也附和这种观点。习仲勋对此坚决反对，他明确指出：“这种说法应该反过来，‘中央救了陕北’。”他耐心地向根据地老同志解释：在毛主席和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之前，陕北根据地不仅面临国民党的重兵围剿，还深受“左”倾路线的危害，导致大量优秀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基层军事指挥员被枪杀或活埋。如果没有毛主席及时到达陕北，根据地很可能在极“左”路线的摧残下彻底崩溃。如果党中央和毛主席晚到四天，那些准备活埋我们的坑早已挖好，我们这些人恐怕早已命丧黄泉！
在被捕的危急时刻，习仲勋坚守信念，毫不妥协，赢得了毛泽东的器重。党中央和毛泽东逐渐赋予他更多重要职责。1936年1月，习仲勋被任命为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党团书记。同年6月，中央决定派他参与西征，并担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8月，习仲勋再次受命前往关中，负责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同时担任中共特委书记和游击队政委。9月，党中央将他调回保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题是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同时批判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
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后，习仲勋被任命为中共关中地委书记，同时兼任公署专员、军分区及关中警备区第1旅政委。1942年7月，他转任中共西北中央局党校校长。在陕甘宁边区南部的重要区域，习仲勋持续领导当地党政军民，与敌人展开激烈斗争，确保了陕甘宁边区南大门的安全，也保护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
毛泽东高度评价了习仲勋在边区建设中的贡献，强调其始终将党的利益置于首位。他指出，习仲勋在领导边区工作中展现了卓越的能力和坚定的党性，为边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特别赞赏习仲勋在推动经济建设、改善民生、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努力，认为其工作充分体现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原则。这种评价不仅肯定了习仲勋的个人能力，也反映了党对边区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明确要求。
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14日，中央和毛泽东在延安组织了一次重要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边区的历史背景和当前情况，旨在澄清过去的一些争议问题。会议期间，中央决定表彰在根据地建设中表现突出的22位优秀干部和生产英雄，其中包括习仲勋和王震等人。
为了增强表彰活动的教育作用，毛泽东回到住处，亲自为优秀干部题词，点明他们的突出特点和榜样价值。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人站在一旁观摩。毛泽东首先为王震写下"创新精神"四字，接着为华池县县长李培福题写"心系群众"。稍作思考后，毛泽东面带微笑，在一块长约30厘米、宽15厘米的白布上为习仲勋题写了"以党为先"八个大字。题词上方写着"致习仲勋同志"，落款则是"毛泽东"。
1943年2月，习仲勋担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同时兼任独立第1旅政委。
毛泽东的题词对习仲勋来说，就像一面激励他不断改进自我、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的镜子。他常随身携带，不时翻阅反思，以此自省。1943年2月，习仲勋被任命为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同时兼任绥德米脂警备区和独立第1旅政委。绥德作为边区最大的分区，人口达50万，政治环境颇为复杂。在调动前，毛泽东与习仲勋交谈，鼓励他接受新环境的挑战，认为这是锻炼的好机会。习仲勋不负众望，在分区内领导军民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策略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支持八路军前线作战，赢得了党和人民的广泛信任和支持。
习仲勋经常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研，通过培养典型和总结经验，推动了大生产运动，有效提升了当地的经济水平，为“三三制”边区民主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期间，他坚决抵制并纠正了“左”的错误倾向，保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利益。1945年6月，习仲勋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同年7月，他担任陕甘宁边区集团军政委，与司令员王世泰一起指挥部队在淳化爷台山地区成功反击了国民党军的进攻。为了让习仲勋更好地熟悉党中央的全局工作，毛泽东提议并经过中央决定，任命他为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在调动前，习仲勋向毛泽东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认为自己长期在地方工作，缺乏在中央机关的经验，担心难以胜任新职务。毛泽东鼓励他说，正是因为他在基层有丰富经验，才需要他到中央来工作，这样他可以在新的岗位上动脑筋、调查研究，努力把工作做好。毛泽东的这番话让习仲勋深受鼓舞和激励。
毛泽东决定让习仲勋挑大梁，任命他为西北局书记。他特别强调，习仲勋是群众中成长起来的领袖，具备深厚的群众基础。这一选择体现了对年轻干部的信任和重用。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高岗作为原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书记，奉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命令，带领一批干部从延安出发，前往东北，负责建立东北解放区，为全国解放提供战略支持。在决定西北局新书记人选时，毛泽东提出：“我们需要一个年轻有活力的人来担任西北局书记，这个人就是习仲勋。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当时，习仲勋年仅32岁，是各分局中最年轻的书记，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对他的高度认可和信任。
毛泽东在安排习仲勋的工作时，有过多次想法。最初，他打算让习仲勋跟着王震去南方。1944年10月，毛泽东对习仲勋说，我们不该一直待在陕甘宁边区，为了全国解放，建议他随王震南下。不久后，毛泽东又考虑让习仲勋跟高岗去东北，或者跟陈毅去华东，但都是担任副职。最终，毛泽东决定让他担任西北局的主要领导，成为西北地区的关键人物。当时，习仲勋刚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毛泽东对他说：“我反复考虑，你还是留在陕北，先建设好、巩固好陕甘宁边区，这是目前最重要的事。”
习仲勋是一位真正从基层成长起来的领导者。他非常重视实地调研，认为任何理论都必须结合具体情况，不能死板地套用书本知识。他经常组织西北各省的工作会议，与各界人士交流，提出问题并派人实地考察，确保及时掌握各地动态。在他的推动下，甘肃省工委编写了多份关于少数民族生活的调查报告，如《甘肃回民调查概况》《清水回民调查资料》等，这些资料为西北局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1946年6月，习仲勋担任中共西北局书记，同时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
习仲勋始终坚决贯彻党的组织原则。他在西北局任职期间，对基层组织进行了针对性调整，选拔了一批经验丰富、了解当地情况的优秀干部。在用人方面，他坚持唯才是举，只要工作需要就大胆启用，对不能胜任的干部果断调整。他既给予干部充分的自主权，又注重具体工作指导。在他的领导下，西北地区迅速打开了新局面：陕西成立了12个跨县区的地方工委和15个县级工委，组建了五支规模不同的游击队；甘肃建立了5个地级工委和17个县级工委，各工委都组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这些组织积极配合解放军解放西北地区。
毛泽东注重培养习仲勋的军事指挥能力，将其纳入彭德怀的指挥体系。在具体部署中，毛泽东明确指示相关部队由彭德怀和习仲勋共同指挥。这一安排不仅体现了毛泽东对习仲勋的信任，也为其提供了实践锻炼的机会。通过参与实际作战指挥，习仲勋在彭德怀的指导下，逐步积累了军事指挥经验，为日后独立承担军事任务奠定了基础。这种培养方式既保证了部队的统一指挥，又实现了人才梯队的建设，显示出毛泽东在军事人才培养方面的远见卓识。
毛泽东对习仲勋的军事才能评价很高。他了解到习仲勋在陕北与刘志丹合作时，多次参与制定军事策略。毛泽东对习仲勋寄予厚望，打算让他担任大规模部队的指挥职务，以便掌握大兵团作战的技巧。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建议任命习仲勋为野战军大兵团领导。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逐步赋予习仲勋重要的军事指挥职责。自1947年起，习仲勋先后担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和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副政委。
1947年2月，胡宗南的军队计划攻打延安。2月10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军委做出决策，将独1旅、358旅、新4旅、教导旅、警备1旅和警备3旅整合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由习仲勋担任政委。
在毛泽东领导陕北战役期间，他指派习仲勋与彭德怀共同指挥当地的野战军。从3月17日开始，西北野战兵团及边区部队正式由彭德怀和习仲勋指挥，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则出任副政委。习仲勋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协助彭德怀运用毛泽东提出的“蘑菇”战术，成功指挥了多次以少胜多的战斗，包括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战役，这三场胜利显著削弱了国民党胡宗南部队的攻势。随后，习仲勋还参与了陇东和三边战役的指挥，进一步展示和提升了他的军事指挥能力。彭德怀对习仲勋的军事才能给予了高度评价，毛泽东也决定给予习仲勋更多的军事锻炼机会。1947年7月，中央决定习仲勋再次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与司令员贺龙共同负责西北地区的地方武装和后方工作。
毛泽东非常注重培养习仲勋的领导能力，并经常给予指导。1947年12月，党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时，习仲勋向毛泽东汇报了陕甘宁边区的战争、生产和民众情绪等情况。毛泽东鼓励习仲勋要加强理论学习，指出虽然长期忙于实际工作，缺乏学习时间，但可以挤出时间来学习。毛泽东强调，尽管目前我们在山区活动，但未来需要管理城市。他建议习仲勋每年读一本薄书，这样十年就能读十本，逐步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还指出，个人经验是有限的，受制于时间、地点和条件，要将经验提升为理论，就必须抓紧学习，仅凭旧经验无法应对新形势。
毛泽东支持习仲勋对土改中过激行为的批评，明确表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在土地改革过程中，习仲勋指出了“左”倾错误带来的负面影响，认为这些行为偏离了正确方向。毛泽东对此表示认可，强调应避免过激做法，确保土改工作稳步推进。这一态度反映了党内对政策执行的审慎态度，以及对错误倾向的及时纠正。双方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为土改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指导。
毛泽东对习仲勋的坚定执行中央决策的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习仲勋具备出色的洞察力，由于亲历过“左”倾路线带来的危害，他对这类倾向的识别和抵制表现得异常敏锐和果断。
1947年冬天，人民解放军连续取得胜利，各解放区纷纷开展土地改革。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苏维埃时期的老区，还是抗战期间的半老区，都出现了与新区土改做法相同的问题，甚至有些行为过于激进。1948年初，习仲勋在一个月内连续三次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发电，重点讨论了“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特殊性”、“如何避免土改中的‘左’倾情绪”以及“根据不同地区特点实施差异化土改”等关键问题。他明确表达了对“左”倾做法的反对意见。
1947年冬天，习仲勋（右一）与马文瑞、张邦英、张经武、李卓然（前）、贾拓夫、王维舟、林伯渠、贺龙、杨明轩等人一同出现在陕北绥德县的义合镇。
习仲勋强调，在老区开展群众运动时，必须坚决抵制“左”倾形式主义。他在1月4日给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如果在老区机械照搬一般土改做法，就会犯下严重错误。他认为，那种认为地主和富农占农村人口约8%的观点在老区完全不适用。习仲勋指出，老区的群众运动应避免“左”倾形式主义。他以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为例，提到辛店贺家石村发生了民兵吊打地主和干部的事件；在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有一些打手专门负责捆绑、殴打、吊打和拷问，导致人心不安。他分析说，这种“左”的情绪并非群众自发产生，而是由干部引导的。
1月19日，习仲勋再次向毛泽东报告了关于“义合会议”的问题。义合会议是1947年冬天在陕北绥德义合镇召开的陕甘宁晋绥边区干部会议，主要讨论土改和三查工作。然而，会议期间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一些人打着“支持贫雇农、反对中农”的旗号，采取极端手段，如乱斗、乱扣、乱打、乱拷，甚至随意没收财产、将人赶出家门。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提出了“志丹四大家族”的说法，将陕甘宁苏区创始人刘志丹及其战友马锡五、王子宜、曹力如等人的家属列为土改对象。部队司令员张达志的弟弟遭到吊打，还被勒索银洋。此外，一些烈士家属也被赶出家门，甚至一些劳动英雄因家中有余粮而成为斗争目标。习仲勋在电报中明确指出：“义合会议中隐藏着‘左’的情绪，加上晋绥地区的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出现了严重的‘左’倾偏差。”他还强调：“一旦出现‘左’的偏向，用不了半个月，一切都会被彻底破坏。”
习仲勋在电报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视角，对老区的阶级分布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指出，在老区的一些村庄，真正的贫农和雇农并不多。这些贫困人群中，有的因为突发灾害陷入困境，有的是地主、富农成分下降后未能成功转型，还有的则是因为懒惰、挥霍导致贫穷。他强调，如果让这些人主导土地改革，就等于将权力交给不合适的群体，甚至导致一些基层干部因恐惧而逃离或自尽。他明确表示，真正可靠、积极的群众主要集中在中农阶层和部分贫农中。
毛泽东在1月29日批示中表示，他完全支持习仲勋提出的建议。他特别强调，华北和华中等老解放区如果存在类似问题，必须迅速纠正“左”的错误。他指出，只要领导层采取适当措施，这些错误可以在几周内得到纠正，不应拖延。他还提醒，在纠正“左”的错误时，要避免让基层误解为不再需要采取行动。随后，周恩来起草的《关于老区半老区土改问题的决定》被下发到各个解放区。
1949年2月，习仲勋被任命为西北军区政委，同时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由彭德怀担任。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习仲勋在西北局的工作中展现了卓越的领导能力。他决策迅速，行动稳健，通过实际工作深刻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为恢复国民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对习仲勋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出色表现感到非常满意，称赞他运用统战策略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他感慨地说：“仲勋，你的能力真是让人佩服，诸葛亮的‘七擒孟获’也不过如此，你甚至比他还要高明。”
1949年10月，年仅36岁的习仲勋登上天安门城楼，参与开国大典。与他一同出席的毛泽东56岁，朱德63岁，周恩来51岁。习仲勋当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兼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代主席。作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核心领导人，他虽年轻，但已积累了丰富的革命和领导经验。
1952年年初，习仲勋被任命为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面负责西北地区的各项事务。有一次，党内一位资深同志去拜访毛泽东，发现毛泽东正在仔细阅读习仲勋从西安寄来的报告，题目是《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这份报告详细介绍了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统一战线以及民族工作等方面的内容，写得非常透彻，见解独到。它为中央在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社会结构复杂的西北地区推进政治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参考依据。
毛泽东心情大好，便向一位老同志打听：“你觉得习仲勋这人咋样？”老同志回答：“年轻有本事。”在延安那会儿，老同志就听毛泽东这么夸过习仲勋。毛泽东琢磨了一下，接着说道：“现在他已经是‘老手’了。”
1952年7月，习仲勋奉命前往新疆，成功处理了一起民族冲突事件，有效稳定了当地局势，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关系。此外，他还促成了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的归顺，成为他在西北地区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成就。毛泽东得知这些情况后，在与习仲勋见面时称赞道：“仲勋，你真了不起，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要高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对习仲勋的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比诸葛亮还厉害”。
1948年，贺龙、马明方、习仲勋、林伯渠、贾拓夫、王维舟几位重要人物齐聚绥德。这一年，他们共同参与了一系列关键活动，为后续的历史进程奠定了基础。这次会面不仅标志着他们之间的紧密合作，也反映了当时局势的紧迫性。他们的聚集，为后续的行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指导。
西北地区地域广阔，生活着汉、回、藏、维、蒙等十多个民族，总人口超过2350万。该地区政治局势复杂，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面对这一现状，习仲勋强调，所有工作都必须以民族团结为前提，遵循“稳步推进、谨慎行事”的原则。他提出：“首先要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领袖的支持，再逐步展开群众工作，不能本末倒置。”这一方针成为习仲勋处理新疆民族问题的核心策略。
毛泽东在培养习仲勋的过程中，特别注重其在中央机关和国务院的领导工作能力。毛泽东曾评价习仲勋为一位真正的政治家，能够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评价不仅体现了对习仲勋工作能力的认可，也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和实践能力。通过这样的培养，毛泽东希望习仲勋能够在未来的工作中继续发挥其独特的领导才能和理论素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刘少奇意识到国家即将进入全面建设阶段，于是向毛泽东提议从各地抽调主要领导干部进京工作，并对中央和国务院的机构设置进行优化调整。这一建议得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认可并付诸实施。
在西北任职期间，习仲勋展现出卓越的政策执行力和领导才能，这赢得了毛泽东及党中央的高度认可。为了增强中央的领导核心，中央决定选拔一批地方干部进京，习仲勋成为重点考虑对象，并计划赋予他重要职责。毛泽东认为，习仲勋不应仅局限于地方事务，而应到中央接受更全面的锻炼，以提升其处理全国性事务的能力，为未来承担更高职位做准备。在赴京之前，习仲勋诚恳地向毛泽东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认为基于自己的经验和能力，可能难以胜任全国文教宣传工作。毛泽东回应道，尽管蛇看似可怕，但印度人却能熟练操控，关键在于深入了解并掌握事物的本质规律，只要做到这一点，任何工作都能游刃有余。
1951年秋，习仲勋被任命为中宣部部长。毛泽东对此特意与相关人员进行了讨论。某天傍晚，林默涵和胡乔木在中南海划船时，偶遇正在湖边藤椅上休息的毛泽东。他们划船靠近岸边，向毛泽东致意。毛泽东随即告知他们：“很快会有一位新部长加入你们部门。习仲勋同志将担任宣传部部长。他是一位真正的政治家，坚持实事求是，是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的代表。”
1949年夏天，西安第一野战军的几位高层领导合影留念。照片中从左到右依次是李井泉、贺龙和习仲勋，他们分别担任第一军和第二军的重要职务。这张照片记录了当时军队领导层的核心成员，展现了他们在历史关键时期的集体形象。作为第一野战军的主要负责人，这三位将领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合影成为那个特殊历史时刻的珍贵见证。照片不仅反映了当时军队的组织架构，也体现了第一野战军在西北地区的重要地位。通过这张照片，我们可以直观地了解1949年夏天西安第一野战军领导班子的组成情况。
1953年初，习仲勋被选为中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次年3月23日，该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首次会议。会议期间，全体委员拍摄了合影。照片中，前排从左至右依次为黄炎培、郭沫若、彭德怀、陈云、周恩来、宋庆龄、毛泽东、刘少奇、李济深、张澜、董必武、沈钧儒和何香凝，而习仲勋则站在后排最右侧。
基于毛泽东的推荐，习仲勋被委以重任。1953年9月，他开始担任政务院（后来改称国务院）秘书长一职。随后在1956年9月，他成功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58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毛泽东特意邀请习仲勋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在游泳间隙，两人进行了深入而坦诚的交流。毛泽东言辞恳切，鼓励习仲勋在未来的工作中更加努力，发挥更大的作用。
1954年5月28日，习仲勋随同毛泽东会见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与会代表。照片中，前排从左至右依次为徐特立、习仲勋、林伯渠、朱德、毛泽东、刘少奇、吴玉章和邓小平。
1958年秋天，周恩来指派习仲勋带领一个小组前往西北地区进行调研。习仲勋没有草率行事，而是深入调查实际情况，努力解决存在的问题。他对西北地区干部在“大跃进”中的盲目指挥以及敦煌县实行的“一县一公社”和“十包”（包括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托上学等）等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他指出，人民公社的核心特点是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但再大再公也不能搞到一县只有一个公社，公有化程度再高也不能包揽所有生活需求。他进一步强调，不能从集体所有制直接跳到全民所有制，更不能从社会主义直接跃进到共产主义。按需分配不能取代按劳分配，如果生产关系的发展脱离了生产力水平，最终只会破坏生产。
1959年，得知中央有意提名他为国务院副总理后，他内心十分忐忑。他主动写信给毛泽东和邓小平，表达了自己的顾虑。信中，他坦言对自己的工作表现不够满意，并诚恳地表示：我仍然愿意继续留在现任岗位上，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出色。因此，恳请中央在新一届副总理人选中不要考虑我。
1959年4月，习仲勋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他在这一岗位上持续工作到1962年10月，期间积极协助周恩来处理国务院的各项事务。然而，由于康生借小说《刘志丹》对他进行诬陷，习仲勋最终被迫离职。在任期间，他不仅深入参与了中央工作，还显著提升了自身的综合管理能力。周恩来对工作要求极为严格，但对习仲勋的表现非常满意，常将许多重大任务直接交给他处理。习仲勋在国务院的任职时间累计超过十年，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
在"文革"那段极其艰难的岁月里，习仲勋被下放到洛阳的工厂参加劳动。尽管身处逆境，他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毛泽东，毫不动摇地维护党和毛泽东的威信。面对种种挑战，他依然对党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充满信心，从未有过丝毫怀疑。在那些日子里，习仲勋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对党的忠诚，坚持自己的信念，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