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17年：百万投资与风险隐患

2017年8月，深圳投资者张某某通过中间人介绍，向深圳市三方无人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三方公司”）转账110万元，用于投资无人机相关项目。投资时，张某某仅通过口头承诺确认“若项目未达预期可退还本金及利息”，未签署书面协议，资金经第三方账户转入公司。

企业背景：公开信息显示，三方公司成立于2016年，注册资本500万元，主营无人机技术研发，但无核心专利或重大项目披露。

二、2019-2023年：追索无果与项目真实性存疑

2019年起，张某某因资金需求多次提出退出投资，但被告知需“等待项目进展”。截至2023年，其未获得任何分红或书面协议。张某某发现，三方公司名下虽有多处高估值资产，但宣称“长期亏损”，业务真实性引发质疑。

2023年，张某某委托第三方考察发现，公司宣传的“无人机清洗设备”及“无人艇”项目无实际成果，核心技术依赖外包。公司法人王某某以“涉密”为由拒绝提供资料，仅展示部分宣传视频。

三、2024年：司法调解下的协议“协议罗生门”与金额变动争议

2024年12月，张某某与三方公司法人王某某首次协商，王某某口头同意退还本金，但次日以“资金问题”为由反悔。张某某到当地反映后，深汕合作区政法委牵头鹅埠司法所对该事宜进行调解。

调解过程：

初期协商：张某某提出退还本金加利息共计210万元，但对方以“经营困难”为由拒绝，双方协商僵持近一个月。

金额调整：2025年2月，经司法所协调，双方同意将退款金额调整为150万元，并签署两份分期支付协议，但均未履行。

最终协议：2025年3月，第三次协议在司法所签署，明确“经法院确认后支付150万元”，并要求中间人见证。然而，因“手续未完善”，协议未能推进。

四、争议焦点：协议执行与部门协作

企业信用信息显示，三方公司自2017年起发生34次股东变更，早期投资人陆续退出，王某某最终持股超90%。张某某质疑：“110万元既未登记为股权，也未明确为借款，资金流向不明。”

对于金额从210万元调整至150万元，张某某称系“迫于执行压力作出的让步”，但强调“即便降低金额，协议仍未被履行”。法律人士分析，此类调解协议若缺乏强制执行效力，易因一方反悔陷入僵局。

部门回应：

司法所表示“已依法推进调解”，但因“企业账户受限、债务复杂”，执行遇阻；

政法委相关负责人称“需平衡各方权益”，但未透露具体措施。

五、制度反思：如何破解调解困局

此案暴露的不仅是投资风险，更折射出基层纠纷解决的短板：

调解与执行脱节：协议缺乏强制力，部门协作效率低，导致维权周期延长；

信息透明度不足：企业股东频繁变更、资金流向不明，投资者难以追溯；

证据链薄弱：口头承诺、无书面协议等问题，加剧举证难度。

建议与改进方向：

对投资者：留存资金用途凭证，定期核查项目进展，优先选择合规融资渠道；

对监管部门：探索调解协议与司法执行衔接机制，强化企业信息披露要求；

对调解机构：明确部门职责与协作流程，避免因“程序瑕疵”损害公信力。

张某某的案例，表面是一场个人与企业的投资纠纷，实则暴露了民间融资监管与基层调解机制的多重漏洞。从最初承诺的210万元本息，到调解中被迫接受的150万元退款，再到最终执行落空，这一过程不仅折射出投资者维权之艰，更揭示了基层治理中亟待弥合的“信任鸿沟”。

制度漏洞下的执行困局尽管司法所、街道办等多部门参与调解，并促成三次协议签署，但协议最终因“手续不全”“账户受限”等理由未能落实。张某某提到，警方调查报告已明确资金流向疑点，但部门间协作效率低下，导致调解沦为“程序游戏”。此类现象背后，暴露出基层调解机制与司法执行的脱节——若协议缺乏强制约束力，调解的公信力将大打折扣。

程序空转与公众信任危机此案中，投资者多次质疑：“若调查报告已提交、协议已签署，为何执行仍无下文？” 这一问题直指基层治理的痛点——程序完备性不等于结果正义。当调解部门以“依法推进”为回应，却未实质性推动问题解决时，公众难免产生“形式大于内容”的质疑。长此以往，不仅损害政府公信力，更可能催生“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的社会风险。

改革方向：从“被动调解”到“主动治理”要破解此类困局，需从三方面发力：

强化调解协议效力：探索赋予调解书部分强制执行力，避免“签而不行”；

打破部门协作壁垒：建立跨部门联动的纠纷解决机制，明确权责与时限；

完善融资监管链条：要求企业披露股东变更、资金流向等关键信息，从源头降低投资风险。

一起民间纠纷的七年拉锯，不应成为基层治理能力的“负面注脚”，而应成为制度优化的契机。唯有将“群众满意”作为衡量治理效能的标尺，才能真正筑牢社会信任之基。

（注：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涉事企业信息已做脱敏处理；所述事实基于公开资料，争议细节以司法机关认定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