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的人口都在老龄化，在投资、消费和就业，乃至政府政策的方面，都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社会变化。
2024年最有趣的一个新闻是日本在GDP和人均GDP上被双超：在GDP上，日本被德国超越，落到世界第四；而在人均GDP上，日本则被邻国韩国和意大利超越，敬陪G7末座。如今日本和美国的人均GDP，早已被拉开一倍左右。
但是，如果我们将OECD国家的老龄化率和人均GDP投射在一张图表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发达国家劳动力的劳动产值差距其实不大，真正的差距来自于劳动人口的比例。例如，日本社会每100位20到64岁的人口要供养55.4位65岁以上的老人家，而韩国的这一数字则是26.3位。原先日本的人均GDP在4.8万美元左右，韩国在5.5万美元左右——如果按劳动力产值调整，日本每个劳动力的产出大概在7.3万美元，韩国在7.0万美元左右，还是你半斤我八两，谁也不差谁的水平。
正如人性会变一样，老龄化社会下人的投资风格也在变。我们常说老人家怕两件事情——“人还在，钱没了”和“人走了，钱还在”。因此，大部分人的普遍退休曲线，都是根据自己的预期寿命和退休后预期开支，去计算自己在工作年龄应该存下的钱。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人走了，钱刚好花完”。
可以预想到的是，在计算理想存款金额的时候，利息率（尤其是退休年纪前后的利息率）的变化，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变量。如果退休前存钱时的利率高，退休后用钱时的利率低，从而高估利率的话，那存钱时可能存的钱会太少，用钱时钱恐怕就会入不敷出；但是如果反过来，存钱时因为利率低而多存了钱，但是用钱时却恰逢高利率年代，那每个月的利息有所增加，老年生活瞬间就充实很多。如果再加上利用汇率进行异地养老，那可能日子会过得更加舒服。
这个案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如今的香港。香港是一个典型的老龄化社会，有五分之一，160万长者。这群老人家往往在50到60年代出生在香港或者内地，并在60年到70年代移居香港。他们的人生路途可谓一路多舛——80年代香港前途不明朗，港元暴跌，市面通胀；90年代遇上亚洲金融风暴；00年代先后遇上非典肺炎和雷曼危机，随后再遇上持续七年的零利率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港人对未来的前途自然倍感悲观，保持相对较高的储蓄水位。
但是在2023年，当很多1960年出生的港人开始考虑退休时，却发现世界已经大不相同。美元和港元的利率维持在4%左右的水平——相比自己在储蓄时几乎翻了一倍。利率翻一番意味着每个月的利息也翻一番——而这翻出来的一番，几乎完完全全是可支配收入。
同时，美联储加息下非美货币对美元的竞争性贬值，又使得实施联系汇率制的香港成为了亚洲的币值孤岛——2020年头，1港元兑14日元，2023年年头1港元已经是17日元，如今是20日元了；人民币来看，2023年头1港元大概是八毛九，如今已经是九毛四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也概莫能外，货币统统对美元和港元贬值。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香港老头老太们当然用脚做出了投票。入境处的统计数字显示港人热衷于往外跑：周末去深圳和珠海，短假期去日本，再长一点去加拿大澳洲……可谓是“钱在香港存着，人在外面活着”。
香港如此，美国当然也是一样的。美国老人家看着高利率下每个月多出来的可支配收入，自然会想着去多体验一下生活，“发现更广阔的世界”。这直接推高了美国护照的申请数量。2013年奥巴马时代零利率弱势美元政策下，美国只签发了1353万本美国护照，全美只有1.2亿本护照流通；而到了2023年拜登时代高利率强势美元政策下，护照签发数直窜2402万本，流通数达到了1.7亿本。即使2013年签发的护照全数到期更新，还有1050万本护照新签发给了美国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的就业态势是必然会产生变化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白领工作”的减少。
我个人一直有一个评估经济发展阶段的方法——比较医生和律师的工资。医生和律师的培养难度和周期大体相若，因此两者薪资很大程度上由需求决定。在社会年轻、经济上升期的时候，大家积极投资兴业，对于起草合同这样的法律需求上升，对律师的需求自然高于医生；但反过来，在社会老化，经济稳定甚至下行的时候，对医生的需求就会高于律师。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律师是典型的“投资驱动工作岗位”，其需求随着市场上投资增加而增加。同样的工作类型还有很多——如果投资减少了，就没有研发新产品的需求，工程师、大学教授的需求也会减少。
由于这些工作的性质属于投资驱动，因此理论上国债利率越低的时候，市场资金（包括自有资金和借来的资金）越倾向于投入企业，对这样的工作岗位越有利。反过来讲，如果国债利率越高，市场资金倾向于直接存国债吃利息，资金就会远离企业，对这样的工作岗位是不利的。
但是，市场上也会有很多“消费驱动工作岗位”。这些工作往往由市场上对消费的需求所驱动。而消费会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变数——借贷。
在社会年轻人比例高的时候，以借贷驱动消费是行得通的。这个时候，低利率一方面为年轻人创造了足够多的“投资驱动工作岗位”，保证了年轻人的收入，那么有收入自然也就有消费；另一方面，低利率使得年轻人认为存款不如消费，自然也会把钱拿出来。因此，在年轻人为主导的社会，低利率毫无疑问有利消费增长。
但是，老龄化社会下，银行显然不太乐意借给老人家钱——因为老人家已经失去了主动收入能力。因此，无论市场利息如何低，老人家的贷款利息都是高的。这使得低利息社会下老人的消费欲望会被极度压制：低利息的背景下，每一分消费都在动用本金，生活自然必须量入为出。
日本社会就是这样的例子。在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一直维持超低利率政策。超低利率在当时刺激了一批基建投资，但是由于老龄化社会下消费受限，“虚不受补”，这些投资也没有起到预期中的效果。
同时，日本中年人在1995年左右开始为自己的退休做打算。由于日本央行彻底的零利率政策，老人家的生活开始非常两极分化。那些在东京等大城市工作，见识比较广的，选择将自己的存款换成外汇，在海外国家投资，成为欧美投资者口中的“Mrs Watanabe渡边太太”——2009年，40岁以上的人占日本外汇投资者的八成；如今的2024年，已经占到了八成了；而那些没有那么幸运的老人家，则往往将现金放在家里（因为反正存银行也没有利息），量入为出地过日子。
这也造成了日本社会的东京一极集中——因为东京始终是外国人最多，和外国交往最密切的日本城市。长此以往，东京和其它地方的利息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并最终形成今天的局面。
但是，如今反过来的美国社会非常有趣。美国社会从2004年开始第一次加息，当时恰好是婴儿潮一代（1945年到1950年出生的人）届满六十岁的日子。由于美国老年人参与政治更加积极（选民数量、投票率都偏高），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尤其是可以批准美联储主席的参议员，整体来讲年龄都偏高（2005年到2015年尚且可以维持在60岁左右，但是这十年来是越来越高），因此整体而言在个人利益上以反对降息的人占多数。因此，鲍威尔在降息的议题上是有顾虑的。
虽然维持美国的高利率会对美国的行政部门造成压力（政府需要支付更多的利息），但是这某种意义上正中共和党议员的下怀——压力之下行政部门才会考虑降低开支，同时更少的人员编制势必将带来“更小的政府”。因此，尽管同为共和党人，但是参众两院的议员和总统本人的意见，还是会在行政和立法部门的角色和作用的分歧上体现出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高利率给了老人家更多（两倍甚至三倍）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反过来释放了老人的消费力。这种消费力直接体现在了旅游业等服务性行业上，创造了一些“消费驱动工作岗位”——例如酒店等服务性行业的工作人员。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的失业率，并且创造了对外来移民劳动力的强烈需求。
但是，“消费驱动工作岗位”往往并不如“投资驱动工作岗位”那般需要高等教育，因此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非常荒谬而矛盾的情况：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工作越来越难找，“学历无用论”正在重新抬头；另一方面，“消费驱动工作岗位”的供给紧缺又会导致美国社会通货膨胀，从而进一步使得美国社会的情况复杂化。
我们把事情说回香港。在美国的情况下，尽管美国社会出现了通货膨胀，但对老人家而言，离开美国还需要两张机票钱；但是对于香港老人家而言，最便宜只需要四块钱就可以深圳打个来回了。因此香港社会面临的情况最为棘手——如果降息，老人家更加不敢消费；如果加息，老人家选择跑深圳消费。
总而言之，老龄化社会和年轻人、中年人为主的社会，在投资和消费偏好上实在有太多的不同。拉丁语有一句俗语Tempora mutantur, nos et mutamur in illis（时代在变化，我们也在随时代变化），也就是中国话讲的“时移世易，谋势而动”；在这样的社会下，我们投资、消费和就业的逻辑，也得随此调整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