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88年12月，王炳南缓缓走向他生命的终结点。病室的世界一片洁白，和窗外的白雪一样，王炳南躺在病榻上，遥望窗外的远景……

夫人姚淑贤又送饭来了，王炳南无力起身，他平静地看着妻子，讲起了风云滚滚的大事记，已经述说到哪儿了?

是的，建国初期。他想继续讲，示意妻子记录。他的嘴唇在嚅动，但是，没有声音。姚淑贤俯下身去，仔细地听到了这一句:“我一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王炳南是谁，他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经历呢？今天，笔者便带大家走进他的传奇。

1908年1月1日，王炳南生于陕西省乾县城好峙村。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王炳南在少年时代便投身革命，是陕西学运的中坚。

1925年初，他在家乡三原中学读书时加入共青团，第二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乾县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此时的他年仅17岁。

在当地，他组织领导农民群众开展抗粮抗税斗争。随后又去淳化一带从事建党工作。由于从事革命活动，为反动政府所不容，家乡呆不下去了。

1929年，王炳南由父亲的歃血之交、西北军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资助出国留学，先赴日本而后转德国柏林大学就读。

在德国期间，王炳南公开的身份是专门攻读政治学的大学生，但他真正的工作，是组织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建立抗日小组。

王炳南旧照

王炳南在柏林学习工作了5年，广泛结交好友，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

在柏林，王炳南结识了一位柏林大学青年大学生、哲学博士安娜利泽，两人坠入爱河。1935 年，二人在伦敦结婚，安娜利泽随丈夫姓改名为王安娜。

新婚燕尔的王炳南夫妇情意绵绵，恩爱无比。然而，为了革命事业，王炳南不得不回国，而王安娜也跟随丈夫千里迢迢来到了中国。

1936年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派王炳南回国，做争取杨虎城将军和十七路军抗日的统战工作。

1936 年3 月的一天深夜，当王炳南叩响西安大莲花池街王家宅院的院门时，他还不曾料到，他就要亲历一场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

就在王炳南夫妇回到西安的当夜，甚至还没来得及走进家人专门为他俩布置的新房，王炳南便被急切想见他的杨虎城将军召去。

见到炳南夫妇，杨虎城很是高兴，劝他们不要住没有现代化卫生设备的家里，说着便拿出很多钱来，让他们住旅馆。王炳南谢绝了。

杨虎城和张学良

回西安不久，王炳南患了严重的咽喉炎，高烧不退。恰在这时，马海德医生和斯诺博士从美国来到西安。

斯诺以记者身份进入解放区采访红军生活。他们正在访问杨虎城，王炳南夫妇应邀出席作杨的翻译，王安娜即请马海德医生为王炳南诊治。

从此，王炳南与他们两人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友谊。

由于王炳南生病，杨将军执意让王炳南夫妇搬进他的“官邸”住下。经多次密谈，杨委托王炳南为他物色人才，帮助他改造部队。

他知道王炳南是共产党员后非常高兴。王炳南受到当时中国西北部最有权势的人的信赖，成为杨虎城的“忘年之交”。

1936 年 11 月，杨虎城返回西安不久，急电要王炳南速返西安议事。此时正是“西安事变”的前夜。

杨虎城和张学良

在上海时，经杜重远先生介绍，王炳南又与张学良将军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成为张、杨之间沟通意见、携手团结的牵线人，为推动抗日统一战线作出了贡献。

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到止园找杨虎城密商应付时局的办法。蒋介石逼他们剿共，已经使他们无路可走了。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早上，猛烈的敲门声把王炳南从睡梦中惊醒，是杨虎城的卫兵奉命来通知王炳南去开会，以研究下一步的对策。

西安事变期间，王炳南协助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做了大量的工作，毛泽东和朱德亲笔致信，给他予以高度赞扬。

抗日战争时期，王炳南在上海、武汉、重庆等从事统一战线、国际宣传和外事工作。那时，周恩来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党在国统区的工作。

1938 年，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了对外宣传小组，由王炳南具体负责，受周恩来直接领导。

周恩提出国际宣传组的任务是:对在武汉的四十多名外国记者要保持经常的联系;同在武汉的外国机构建立联系;对国民党接待的外国友好人士和进步团体，也要尽可能参加接待;对外翻译毛主席的著作等。

毛主席在抗战期间写的《论持久战》等著作最先就是由这个小组翻译介绍到国外的。就这样，外事宣传小组的工作在王炳南具体领导下，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1938年8月，“工合”总会在汉口正式成立，并迅速发展成为有着一定国际影响的社会团体。在周恩来指示下，王炳南等先后安排了白求恩大夫、印度医疗队去延安事宜。

中共国际宣传小组的工作有声有色，使很多外国驻华人员和记者同情革命，赞同抗日主张，乐意宣传中共的廉洁、民主，积极揭露国民党的种种弊端。

对此，蒋介石大为恼火，据说有一次他大发雷霆，认为国民党庞大的宣传机构远不如共产党的一个小组。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在武汉的中共所有机关都相继迁到陪都重庆。翌年，叶剑英代表南方局宣布正式建立中共外事组，王炳南被指定为组长。

“炳南不但是我的左右手，他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呢!”周恩来曾这么说过。事实上，由于王炳南与许多政治家、军队领导人都保持着个人的良好关系。

通过这些，他不断为公务十分繁忙的周恩来收集各种珍贵情报，让各界人士都知道周恩来的立场。

1945年，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奉召回国，杜鲁门特派美军名将马歇尔将军为特使访问中国。王炳南在美军总部得到马歇尔来华的确切时间后，及时通知了周恩来。

1945年8月28日，平素烟雾迷蒙的山城忽然阳光普照，一扫阴霾，晴空万里。下午3时半，毛泽东的座机在九龙坡机场降落。

机舱门打开了，王炳南由于工作关系，首先登上飞机，向毛主席报告迎接人的名单，引毛主席下机。

毛泽东雄健魁伟，神采豁朗，头戴盔式帽，身着灰布衣，一边徐徐走下飞机，一边潇洒地挥动着右臂含笑向欢迎的人们致意，美方记者拍下的精采照片记载了这一历史时刻。

这次，也是王炳南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后来，王安娜与毛主席如亲如友地共话家常，他们谈社会、谈文学，谈辣椒粉做调味品的菜的特色，谈各种话题。

毛主席见到王炳南这个新秘，亲切询问：“你是哪里人啊？”

王炳南临时担任毛主席秘书，如今主席就在身边，心中有些惴惴不安：“陕西三原人。”

毛主席说：“哦，我在陕北十年了，陕北的小米养育了我们，陕北人民可是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啊！”

听毛主席这么说，王炳南身后感染，原本紧张的心情瞬间放松了。后来，毛主席和王炳南渐渐熟了，还充满豪情地说：“你是我们的‘王外长’!”

一次，当话题谈到王安娜的儿子黎明是黑眼睛、黑头发，皮肤都接近中国人的颜色时，毛泽东幽默地说:

“这真有趣，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一般说来，你们德国人总是以德国的强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么也敌不过中国人，我们的人种好像比你们强呢?"

有一次，王炳南陪毛主席去见陈立夫，他想，同陈立夫这种人怎么谈呢?一见面，毛主席先以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批评国民党背叛革命、实行反共剿共的错误政策，引狼入室，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

毛主席还谈到，共产党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主席说:

“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

毛主席谈笑自若，胸怀坦荡，词锋敏健，陈立夫则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

1946年4月28日，也就是中共代表团由重庆移往南京的前夕，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举行向文化界人士的话别茶会时，感慨万端地说:

“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差不多 10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商谈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

“已经谈老了!”这对王炳南来讲，意味着什么呢？他可曾想到，这将成为他生命的写照，他的日后大部分时光将要在外交谈判桌上度过！

国共和谈破裂后，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外事组，由于周总理忙于军务，叶剑英兼任主任，王炳南担任副主任。

新中国诞生后，王炳南即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部长助理。协助周恩来筹组创建外交部，他可说是外交部元老之一。

1949年9月30日，在新中国建立的前一天上午，周总理兴奋地告诉大家:从现在起，中央外事组的工作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要开始办正式的外交了。他还告诉王炳南说:

“明天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将发表一个公告，典礼结束后，要将主席的公告和我的随附公函立即送发留驻在北京、南京等地的外国使馆或领事馆。你们赶紧着手准备，把公告和信件打印好。这将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个外交文件，是通过使领馆向外国政府发出的第一个照会。”

周总理对王炳南等外交干部处处严格要求。有一次，苏联一个商务代表团即将到中国访问，总理电话打到外交部和王炳南的家，均无人接电话，凌晨4时，周总理亲笔致信王炳南：

“连打1小时之久的电话，外交部无人值夜班，你家也无人接，致无法从电话中与你通话。现特函告:今早6 时零刻苏联商务代表团车抵北京，望你按时到东车站去接(以办公厅主任名义)，不得延误。”

信中虽无只字责备，但字里行间无不包含了责备。王炳南感慨地说:“总理在工作中严谨细致，一丝不苟，而其思路之敏捷，办事之快利，又如骏马之驰，疾电之光，令人折服!”

在强将手下，王炳南学到了许多珍贵的东西，并充分展示了他的才华。

1954年4月下旬，著名的日内瓦会议将要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被任命为我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首席代表，代表团秘书长就是王炳南。

王炳南率先组队先期到达日内瓦，安排总理和代表团的住宿和安全问题，了解会议具体日程和注意事项。他们在日内瓦近郊租了一幢备有漂亮花园的大别墅，使总理和代表团都挺满意。

在置装问题上后来还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当时，王炳南认为中国代表团成员的服装要庄重、严肃，就选择了一种黑色面料，为每个代表做了一套中山装。

后来，当中国代表团成员穿着这套服装出现在日内瓦大街上时，只见路上行人都恭敬地立定，向他们脱帽致敬。以后他们才闹明白:在瑞士，师是穿黑色衣服的，很多人误认为他们是传教的牧师。

1955年4月，王炳南出任中国驻波兰大使。三个月后，外交部来电通知王炳南担任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方首席表。

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团长、国务卿杜勒斯曾经给美国代表团立下了一条不准与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的纪律。

18 年后，美国总统尼克松有意安排，他第一个下飞机踏上中国首都的土地，首先不无夸张地向周恩来伸出了手。

日内瓦会议快结束时，有一天王炳南他们聚在酒吧间里喝茶，美国代表团副团长史密斯主动和总理的翻译浦寿昌攀谈。

这一举动引起了王炳南的重视，并很快告诉了总理。总理说好，可以找史密斯谈谈。第二天休息时，王炳南一直观察，寻找机会让总理和史密斯直接交谈。

当他看见史密斯一人走向柜台喝咖啡时，便赶紧把总理引到那里去。史密斯见周总理向他伸出手时，急忙用右手去端咖啡，左手拿雪茄，这样就无法握手了。

同时，他却一边笑容可掬地和总理打招呼，客客气气地聊了一阵。会议最后一天，史又主动找到总理交谈。

末了，他抓住总理的胳膊摇晃了几下，笑咪咪地走开了，他用摇手臂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周总理的钦佩。

会议期间，美国极力想通过第三国来办理美国朝鲜战俘和美国在华被押人员问题。得到这个信息，周总理连夜召集代表团研究，决定让英国代办转告美国，有关中美双方的问题可以由在日内瓦的中、美两代表团进行直接接触。

中方代表王炳南，美方代表是约翰逊。从6月5日至6月21日，在国联大厦内，双方先后进行了4次会谈。

中国积极主动，通情达理的态度，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的高超的外交斗争艺术，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固执与僵硬形成鲜明的对照，使美方常常陷于被动地位。

于是，日内瓦会议意外地成为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并在中美之间的巨大鸿沟上架设了一座接触的桥梁。事实上，门一旦被打开，谁也不愿意再关死了。

中美大使级会谈正式开始于1955年8月1日，到1970年结束，长达 15 年，会谈了 136 次。王炳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会谈中的第一任代表，参加了从开始到 1964年的9年会谈。

这一时期，正是美国当局极端敌视中国，中美两国处在隔绝和互相对立的年代。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会谈中，一个最尖锐、最突出、最不可调和的主题即台湾问题贯穿于会谈始终。会谈9 年，美方首席代表先后换了三任:先约翰逊，而后比姆，而后卡伯特。

而王炳南则一直奉陪到 1964 年，王炳南奉调回国，出任外交部副部长，期间几经风雨。1976年，他因为在会上为邓小平讲话，情况不妙。

叶剑英元帅得知此事后，专门给他赠了名为《远望》的诗作，并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对王炳南来说是巨大的鼓舞。

54年前，王炳南的第一位妻子、金发碧眼的王安娜，从1931年起积极参加了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为此曾两度被捕入狱，

自 1936 年她随王炳南来华后，就一直在中国生活了 20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王安娜热爱中国，称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由于她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她的特殊身份及其才干，王安娜成为一个不平凡的女子。1955年，王安娜和王炳南和平分手，回到了德国定居。

从 1975至1986 年，大约12 年，王炳南担任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党组书记。他亲自接待了上百个官方和各方面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又组织许多团体出国访问。

他亲自率团访问过五大洲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为表彰他对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工作，卢森堡大公国、波兰政府、奥地利维也纳市长都曾授与他勋章。

1979 年，在新中国成立了30年之后，中美两国宣布建交。是年，王炳南飞越太平洋，首次访问美国。

1988年12月22日，一个风雪交加冰凉刺骨的凌晨，王炳南静静地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