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冬瓜

编辑|冬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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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5月5日，一名叫做卓长仁的男子，伙同其他几名男子，扛着“争民主、争自由”的大旗，挟持一架飞机，随后到台湾落脚。

卓长仁在台湾享尽荣华风流，谁料到他后来摇身一变，居然成了杀人重犯。

这是怎么回事？

图|卓长仁

1983年5月5日上午10时40分，中国民航296号班机由沈阳东塔机场起飞，准备飞往上海。

飞机起飞后不久，领航员王培富从驾驶舱出来找东西吃，当他走到客舱发现后排有几个人很可疑。他们不仅一直交头接耳，神情也十分紧张。

王培富让空姐盯着这几个人，他则快速回到驾驶舱向机长王仪轩汇报情况。果不其然，后排的两名乘客很快站了起来，并往前走去。

空姐询问道：“请问你们二位，要干什么？”

“上厕所。”

“您的方向错了，厕所在后边。”

两人有些无奈，只能朝着反方向走去。

王仪轩立即意识到不对劲，他当即下令让机组人员做好反劫机准备，所有人都拿出了木棒、消防斧，还锁上了驾驶舱门。

那几个人似乎感到了不对劲，其中两人立即站了起来，他们掏出手枪，对着乘客们大吼道：“不许动！谁敢动就打死谁！”

就在这时，飞机上的警报铃响了，枪声紧接着也响了起来。卓长仁领着其他几名暴徒，直奔驾驶舱来。

此时，驾驶员正驾驶着飞机飞在渤海上空。突然，几发子弹打穿驾驶舱门。接着，舱门口就传来猛烈的响声。

报务员王永昌立刻意识到，暴徒已经开始实施劫机了！他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大连航空站，与此同时，驾驶员驾驶飞机迅速下降，打算在青岛机场降落。

图|客机

可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暴徒一脚将舱门踹开，随后全部冲了进来。守在门口的两人见暴徒冲了进来，立即拿着棍子和消防斧要打。

可是，驾驶舱实在太拥挤了，棍子和消防斧都无法施展。劫机犯一看有人反抗，准备开枪反击。就这样，王永昌和王培富两人被打伤了。

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保证飞机和乘客的安全，机长王仪轩示意机组其他人停止反击，并将受伤的两人抬了出去。

驾驶舱内只剩下机长王仪轩、驾驶员和两名暴徒。

此时，为首的暴徒卓长仁结合另一人分别拿枪指着正、副驾驶员的脑袋，大声吼道：“不听命令，我要让全机人同归于尽！”

随后，卓长仁猛推驾驶杆，大声喊道：“148度！148度！去汉城！”

按照当时飞机所在的位置，148度就是汉城的方向。

王仪轩心中大惊：“此人是个行家，他居然懂行！”

原来，为首的暴徒卓长仁曾经是辽宁省航校毕业的，所以他懂得一些航空知识。王仪轩想在大连或者丹东降落，于是，他趁卓长仁不注意，驾驶飞机调转方向。

“不对！方向不对！往东飞！”

图|卓长仁

卓长仁暴怒，他用飞机不断敲打着王仪轩的头，大吼道：“你再敢耍花招，老子直接崩了你！”

随后，卓长仁打了一发子弹，命令道：“向南飞，去汉城！”

王仪轩看卓长仁已经急红了眼，机上的乘客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他只能驾驶飞机，飞回正常高度。

当飞机越过三八线后，汉城上空响起了警报。下午2点左右，正在巡逻的4架南朝鲜飞机开始拦截客机，并武力胁迫飞机降落。

王仪轩发现飞机上的燃料只够飞行10多分钟，再找其他出路已经不可能了。于是，王仪轩只好驾驶飞机在汉城东北的一个小镇春川附近的佩奇营军用机场降落。

飞机刚听闻，就被一辆卡车团团围住。

暴徒得意忘形，依旧十分校长。卓长仁持枪站在舱门口，大声喊着自己的要求：“我要见台湾驻韩国大使！不然整个飞机的人都要成为我的人质！”

南朝鲜方面并没有立即答复，而是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办法。暴徒扣住旅客，不让任何一人离开。直到8个小时后，暴徒才终于缴械，并被韩国当局拘留。

图|卓长仁

劫机事件后，最难的一个问题就是外交问题。

当时，我国和韩国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并未外交关系。即便如此，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并作出三点决定。

首先，责成民航局长立即前往朝鲜交接处理此事；

其次，通过外交途径请日本和美国对韩国施加影响，保证旅客和机组人员的安全；

最后，以国际民航组织缔约国的身份，要求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主席出面交涉，维护国际公认的“海牙公约”。

5月7日12点30分，中国民航代表团33人乘专机抵达汉城。当天下午，中韩双方代表礼节性地见了面，只持续了20分钟。

第二天，谈判继续。经过谈判达成一致，将旅客、机组人员和客机无条件地送还中国。第三次谈判主要集中在处理劫机犯的问题上。

起初，中方要求将全部劫机犯交由中国处理，可汉城方代表却坚持就地惩办劫机犯，不同意引渡。韩国方面一再保证，劫机犯已经被关押了，届时一定依法严惩。

为了尽快将旅客和机组人员带回国，中方最终在文件上签了字。

图|卓长仁

当时，台湾驻韩国“大使”听说大陆客机被劫持后，大为兴奋。

此人四处活动，称要一卓长仁等6名主犯为“反共义士”，还要求韩国当局“尊重他们个人意愿”，将他们送到台湾。

为此，台湾当局还组织了一支由18人组成的律师代表团，来到韩国将劫机犯接回台湾。

1984年8月13日，卓长仁劫机案在汉城开庭审判，以卓长仁为首的6个人仅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台湾当局为了反共宣传需要，通过种种途经，竟然将卓长仁当成“争自由”的英雄接回台湾。

台湾当局不仅为这6人安排了工作，还每人发了300万美元作为赏金。直到1988年，劫机首犯卓长仁已经在台湾大陆问题研究中心工作4年。

在这4年里，卓长仁不仅当“传声筒”，更是当“活电台”。根据台湾当面透露，卓长仁在台北等地的学校、工厂、机关和台军中共发表近百场演讲，胡编乱造了上百万字的材料。

后来，卓长仁逐渐不受控制，这一举动触怒了台湾当局。没过多久，他就被赶出了研究中心，送进国民党“政战学校”进行洗脑。

1988年4月11日，卓长仁抛弃发妻，和多年来姘居的高东平举行了婚礼。

图|卓长仁（左）

1991年8月6日，台北国泰医院副院长王欲明的儿子王俊杰，被人发现勒死在轿车的行李箱里。经过警方细致调查，确认卓长仁和王俊杰存在金钱往来。

两个月后，台湾当局下令收押卓长仁以及另外两名嫌疑犯。

1992年5月，卓长仁因勒索和杀人被台湾检方提起公诉。这年12月28日，卓长仁被判处死刑，并被执行死刑。

原来，卓长仁伙同他人购买期货，后来在经营不当的情况下连续亏损，负债累累。于是，卓长仁诱骗王俊杰到台北县淡水镇某处，将其杀害后，并向王家勒索5000万新台币。

后来，王家报警，卓长仁吓得不敢再打电话了。

1991年11月，卓长仁曾向台湾新闻界披露：“由于台湾的一些人对我进行政治迫害，我想回大陆东北老家了。”

可惜，他这一个愿望再也没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