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nirvana

伊莎贝拉·L·伯德（Isabella L. Bird），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旅行家、作家、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士。她一生曾多次独自远行，足迹遍布亚洲、美洲和中东地区。

1896年，她来到中国西部，深入四川，并在川西北梭磨土司的领地进行短暂旅行，她以女性的身份踏入川西北高原边地，记录下了一段珍贵的风土人情与绝美的自然风貌。

这批照片是由伊莎贝拉·L·伯德拍摄的黑白照片，然后我做了彩色处理还原，希望尽可能的还原19世纪末川西北的最真实的影像资料，其中的梭磨土司官寨复原图做了多次处理后，感觉还原得还是非常真实。

梭磨土司官寨为第8代罗尔伍土司在雍正年间所修建，位于梭磨的木尔溪村，名为梭磨砍尔·罗尔伍宁。

如今，原梭磨土司官寨宏伟的建筑已荡然无存，惟有一高约4米的土司碉楼，还站在山坡上，昭示着当年那段历史。

按时间推算，当时的梭磨土司是邓登班玛仁真，其实已经统治不住下面这些头人了，所以这本书的标题是《AN ACCOUNT OF JOURNEYS IN CHINA, CHIEFLY IN THE PROVINCE OF SZECHUAN AND AMONG THE MAN-TZE OF THE SOMO TERRITORY》，翻译过来就是《中国旅行记——主要在四川省及索摩地区部族中的见闻》，可能这个说法来源于清朝官方的定义，所以我标题还是写成了走进梭磨土司领地。

清晨，灌县城内尚未完全苏醒。薄雾笼罩着田野，远处山影隐隐，独轮车在青石板路上咯吱作响，一声接一声，仿佛是在宣告新的一天的开始。

街头已有零星挑夫和行人出现，肩挑竹篮，或推车载物，在晨曦微光中穿行。

小贩推着热气腾腾的米粥车从巷子里转出来，香气扑鼻。

entrance to grounds of city temple, kuan hsien

灌县城隍庙前入口

灌县城隍庙

庙宇前，香炉已点燃，淡青色的烟丝升起，在檐角游动。鸡鸣声从屋后传来，夹杂着不远处河道上船夫的吆喝声，一切都显得井然而有序，充满生活的节奏感。

灌县木桥

灌县位于成都平原西部，是一片有着千年灌溉文明的沃土。

李冰父子在公元前所建的都江堰，使得岷江水得以疏导，使成都平原免于水患，也孕育出如今这片阡陌纵横、稻浪翻滚的富庶之地。

此刻正值四月，田野之间绿意正浓，油菜花已谢，然而其他的花却开得正艳。

那是色彩的盛宴：白如雪、粉如霞，深红、洋红、淡紫、紫罗兰色交织成斑斓的波浪，在微风中起伏荡漾，几乎要将农舍与道路都淹没。

花海之间点缀着古老的庙宇与红砖青瓦的农宅，天地静美，仿佛一幅不动声色的春日画卷。

然而，我们的旅程正从这里启程，逐渐离开这片被灌溉与秩序驯服的土地，走向群山之中，一条通往高原深处的道路，正在悄然展开……

从灌县出发不过数日，风物便已大异于原来。

城市逐渐远去，庙宇钟声与田间人语被留在身后。马蹄踏在碎石与泥土交织的山路上，发出沉实的声响。

山坡起伏，山道狭窄，河流贴着山根奔涌向前，两岸的林木愈发浓密，松柏夹杂着刺柏、杜鹃和野茴香，草丛中时而探出一两株野花，像不愿落幕的旧梦。

这条通往川西北的道路，并非一条明确的线索，而更像是被时间与脚步磨出的路径。

崎岖山脊一个接一个，需不断攀爬陡峭山梁，再从另一侧缓缓下行。

藏寨

沿路偶有村落，多为藏族与羌族混居的小村，房屋以石砌为主，屋顶压着大块石板，以防山风掀起。

这些小村落，基本依靠满足旅人需求维持生计，但餐馆常常藏在不起眼的地方，街道上并不显眼。大米稀缺，有时甚至买不到。

我们每次停留时，常常见不到那些令人垂涎的现成熟食摊位，而这是在中国其他地方旅途中常见、也令人怀念的景象。

与平原之上的青瓦白墙不同，这些居所少了雕饰，多了稳重和防御感，仿佛一切都在准备迎接高原上的未知。

走在这样的山道上，人渐渐沉默下来。

话语仿佛被风吸走，只剩下呼吸的节奏和蹄声的韵律。

路边的溪流清澈冰凉，跳石横亘，白水翻滚，有时需涉水而过，有时则要沿着削壁上狭窄的石槽小心翼翼地通过。

交通逐渐变得稀少，路上行人不多，多是藏民赶着牦牛、或妇人背着柴火往返于山村之间。

偶尔遇见，他们会停下脚步，目光并不回避，也不刻意亲近，只是淡淡地看着你，像风中长大的野树，沉静而自足。

在一个山谷中，我们首次见到了简易的滑索桥——一根粗绳横跨在山谷两侧，下方是几十米高的激流。

当地人将滑轮挂在绳索上，整个人腾空滑行，速度极快，靠惯性冲上对岸斜坡后，再靠双手将自己慢慢拉上终点。有老人，有妇女，甚至还有背着柴火的小女孩，动作娴熟，如履平地。

那是我第一次见识真正意义上的“悬空穿越”。

其中一位年长的妇女，肩头挑着两边的包裹，双脚离地的瞬间，风拂起她头上的布巾，她在半空稳稳滑过谷底，阳光在她满是皱纹的脸上打出一片温暖的光。

她花了近十分钟才爬上终点，途中还不停地往手心吐唾沫，以缓解麻木的疼痛。

这里的男人们是健壮的山民，用马鞍式背架驮着货物，迈着坚定的步伐前行，而不是像汉地那样在晃动的竹竿上小跑。甚至连女人也能肩挑重担，吊挂在索桥上穿越，孩子们则有种天生的自由气息。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在这里，通行不仅是生活的一部分，更是一种身体记忆，一种与山共生的意志。

越往西去，越能感觉到文化的层次逐渐剥离：牌坊、对联、钟鼓楼这些汉地常见的元素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石塔、经幡与转经筒。

村中屋顶设有小庙，风吹动的经轮日夜不息。香火的味道从烟窗里飘出，夹杂着酥油与青稞酒的味道，在高原的风中沉沉浮浮。

我们已离开了“熟悉的中国”，进入一片更接近天空的土地。

当日落将山峰染成暗金色，我们终于抵达一座依山而建的小村庄。

一条蜿蜒的小径穿过低矮的石墙，山间的风带着松树的清香从高处扫过来，夹杂着远方牛羊的鸣叫声。

这片地区却连基本的粮食自给都难以做到。因此，许多男人上山打猎，捕杀鹿和野猪，冬季时把这些猎物运到灌县（Kuan）出售。

村民站在门口张望，神情平静，不惊不扰。我们的随行骡夫一声呼唤，一位年长的男子快步迎出——那是他的哥哥，今日的东道主。

房屋依山而筑，是一座三层的石屋，带着厚重的灰色质感，门口石板斜铺，屋檐处挂着风干的谷穗和兽骨。

男主人边笑边说他家不是客栈，请我们务必不要带走什么东西——这并非不信任，而是山民的本能警觉与直率。

我的房间在屋顶，是他们所谓的“上好客房”。

屋无天花，四壁粗砌，石缝间塞着干草防风。

一扇窄窗框上，嵌着一个由风力驱动的小型转经筒，日夜嗡嗡旋转，如一种永不休止的祈愿。

夜色降临，屋顶逐渐热闹起来。

邻村的年轻人们顺着梯子爬了上来，男女老少盘腿而坐，烧起篝火，围炉而谈。他们用我听不懂的语言说笑，偶尔用夹杂着汉语的词汇与我们搭话。

几乎所有的妇女都颇为俊美。她们身上佩戴着大量银饰和珊瑚饰品，一边纺线一边打趣，举止自由，甚至可以说有些大胆。

有人以为我是另一支部落的人，问我是否从更远的雪山来。

我笑着点头，便有女孩掩嘴而笑，也有人递来热水，示意我靠近火堆。

在这样的夜晚，语言不再重要。

火光映出他们银饰与珊瑚项链的轮廓，头巾在夜风中轻轻摆动。

妇女们一边纺线，一边絮语，孩子们在屋檐下追逐。

月亮升起时，石屋的影子拉长在地，转经筒的嗡鸣仍在，仿佛天地之间只有这一个声音未曾沉睡。

夜半，我靠着墙睡下，头顶是满天星斗，银河像泼洒的盐粒划过天际。

耳边仍能听见炉火未尽的劈啪声和偶尔的羊铃响动。风透过石墙缝隙，带来山谷间的寒意，却不刺骨，反倒让人安心。

这屋顶，不只是睡觉的地方。

白天，它是打谷场、是摔跤场、是女人织布的工坊；晚上，它是聚会的客厅、祈祷的庙堂、孩子们的游乐场。

它是生活的中心，是人与天最近的地方。

第二天清晨，我在第一缕阳光照上脸颊时醒来。

火已经熄灭，屋顶空无一人，只有炊烟从下方厨房缓缓升起。

一位老妇人站在屋角的香炉坛前，面朝东方，正用一束紫杉枝条点燃清香。

她双手合十，目光清澈，仿佛在向天地问安。

我站在她身后，静静地看着，不忍打扰。

那一刻我意识到，旅途并不仅是前行，它也关于抵达——哪怕只是短暂的一夜。

晨雾还未散尽，我们已重新上路。

此行继续攀爬在连绵不断的山脊之间，脚下的路时而是狭窄的石缝，时而不过是一道踩出痕迹的羊肠小道。

马蹄不时蹬滑，碎石滚落入看不见底的深谷。两侧山壁峭立，风声呼啸而过，有如悬在空中的呼吸，令人心头收紧。

我们来到一处峡谷。对岸清晰可见，距离却深不可测。

下方是湍急的河水，声如雷鸣。横跨两岸的，是一根粗麻绳，上面挂着滑轮筒。

然而，并非所有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如此和谐。就在这段旅途中，一位脚夫病倒了。他体力不支，面色赤红，额头滚烫，走几步便摔倒在地。

我请求其他脚夫帮忙分担他的行李，好腾出一头骡子给他骑。他们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他与他们一起跋涉了十二天，吃同样的饭，睡同样的地铺，却在生病时被视作“累赘”。我问他们，是否真的准备将他留在这里。他们大笑：“他没用了，让他死在这儿吧。”

那一刻，我看见了某种冷漠。比峡谷更深，比山风更冷。

他渴望一口水，水壶就在几步之外，却无人愿意伸手。

只有凯先生回应。

他脱下自己的棉衣，在夜晚的霜气中为病人盖上。

第二天，我们一同行走，我步行，让他骑上骡子，凯先生则几乎是一路搀扶着他走完。

其他人看着，嘲笑我们的“愚蠢”。

他们笑我弯腰为他擦汗，笑我放弃坐骑。可我不觉得那是愚蠢——人不能只为山水动容，也要为人情所动。

我们再一次穿越吊桥时，我不禁多看了那条绳索一眼。在这悬崖之间，每一个人都曾把命交给它，毫不怀疑。而人与人之间，却常常连一条“绳索”的信任都没有。

这一天旅程我们最终抵达了“威州”这个村落，那里峡谷突然开阔，而岷江分成几股支流，在巨石遍布的河床上喧嚣沸腾地奔流。那是个野性十足的地方，群山环绕，只有一条村街，一座漂亮的吊桥，几间建在河滩上的水磨，以及在岩壁台阶上攀爬的山羊。

我在街尾的一家新旅店住了两晚，那家旅店就悬在河的一条支流上。我的房间没有天花板，村里人不在时会去守护村庄，以防敌人来袭。

有人认为这些塔状建筑是粮仓，但在那个文明程度下人们所谓的“推测”并不太可靠。

也许我的看法，在缺乏更多证据的情况下，也好不到哪儿去！

但根据多方证词来看，这些建筑确有两到三层楼高，楼层通过“梯子”相通，即那种至今仍用于攀登屋顶的刻槽木柱。

有人曾向我展示过在其中一座建筑里发现的大型粗陶罐，可能是用来储水的。

这些建筑的屋顶在后期或许曾被用作烽火台，但我更倾向于认为，它们最初是作为避难所使用的。

有迹象表明，当时用可轻易移除的石坡和土坡将物资运上门口，甚至能将牲畜驱赶进去。

在敌人来临时，再将坡道移除，出入口就靠那些能拉进建筑内部的刻槽木梯。

这些塔楼就是人畜共处的庇护所：牲畜在下，人住在上，食物和饲料共同储存在其中。

这一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那些塔的构造特点。

再往前走，天色与地貌都变了。

天空仿佛被拉得更近了，云低压压地挂在山头，阳光从裂缝中斜洒下来，投在山坡上的一缕光，像是神明偶尔落笔的金线。

我们在高原上的一座大村庄“Mia-ko”停留了一夜——这是一个群山环抱之中的聚落，屋舍层叠，有塔楼、有堡垒，还有一座颇为宏大的喇嘛寺，外形方正，像一座城墙斑驳的古老工厂，内部却安静如林，只有十名僧人静修其中。

迎接我们的是头人“图仁”家族的长者，一位白须苍苍的老人，他是我们骡夫的父亲。

这一家人是典型的高原大家庭，儿女们成家后仍与父母同居，共享一个庭院，一处仓房，一排牛棚。

他们的屋舍建在高台之上，用巨石垒砌，屋顶平坦宽阔，不仅是晾晒粮食、聚会饮茶的场所，还是他们朝拜天地的所在。

清晨醒来，我站在屋顶。风从雪山吹来，带着昨夜新降的寒意。

远山如黛，山顶处，一座孤峰在阳光下泛出淡红的光辉。有人告诉我，那便是“嘉拉山”——他们称之为“山中之王”。

火已升起。屋角的香炉前，一位妇女正烧着紫杉枝条，面朝东方，默默祈愿。

孩子们在石地上玩耍，一位老人缓缓旋转着屋檐下的转经筒。

那声音低低的、单调的，却奇妙地带来一种安宁，就像这座村庄本身，寂静中有着厚重的时间感。

寺庙前挂满了风马旗，经幡随风猎猎作响，阳光打在褪色的布帛上，透出隐约的咒文。

寺内供奉的是藏传佛教三尊，佛像面容安详，香火不断。墙上有壁画，虽已斑驳，却仍能看出飞天与圣兽的轮廓。

我随村民一同进入庙中，坐在屋角静听诵经。

那一刻，我感受到一种特别的静谧，似乎人心在海拔一万英尺的高处，也变得清明许多。

尘世的喧嚣、旅途的疲惫、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都仿佛被这念诵的梵音洗净。

远观梭磨土司官寨

下山时，我们经过一片草地。草地之上，枫树与石栎交错其间，玫瑰与铁线莲顺着树干攀附而上。松林如海，林间透出白色的铁线莲花，如同薄雾在林中游走。

我记得那天，蝴蝶极多。它们翩翩而起，颜色鲜艳，仿佛是风中游动的光。

而在它们飞舞的背后，是群山沉默无言，雪线以上，一片洁白。

此行已至高处。我们走了很远，从灌县平原一路上行，穿越人间烟火，也穿越荒凉、峻峭与冷漠。

而在这一刻，我仿佛真正理解了“距离带来的敬畏”——远离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看得更深、更高、更远。

我们的路线不断攀升，沿着河流右岸陡峭的山脊，一道接一道，似乎永无尽头。

一路上，白瀑从山崖飞泻而下，水雾在日光中凝成一道道虹影，壮美而寒冷。

下午，我们经历了一段极为艰难的攀登，终于抵达一座高耸的山脊。

山顶上，有一个孤立的村庄和一座红墙金顶的喇嘛庙，俯瞰着四面交汇的山谷——北方来的马塘河(Matang)，东边蜿蜒而来的荣家河（Rong-kia），以及南方奔涌而来的金塔河（Kin-ta）。

梭磨土司领地的木桥和碉楼

这三条溪流在山脚交汇，形成一条宽阔而湍急的河道。当地人称它为“荣家河”，意为“银水”；而汉人则称其为“大金川”或“大金水”，据说是大渡河上游的一部分。

我们从山脊东侧下行，这一面尤为陡峭。通道是一道锯齿形的陡坡，岩石裸露，风声呼啸。途中经过一座带转经筒的山门，香火未断，风中嗡鸣声回荡在山谷。

顶上是一片由石砌小屋围成的村落。

我们被安排在一间低矮的房屋中，屋里烟火未散，地面湿滑，仅容数人坐卧。

空气中混合着木烟、牛粪和湿衣的气味，我最终选择坐在屋外，阳光照不进的岩壁旁，静静看着村民来来往往。

人群中并无敌意，只是带着一种不加掩饰的好奇和安静。

我们的随行伙伴凯先生性情一如既往地乐观，主动上山寻找更合适的落脚点。

那一夜，我们在昏暗与疲惫中暂歇一晚，次日继续踏上归程。

这些高山部落拥有相对独立的内部秩序。每年仍向清廷进贡，却几乎不受直接统治。

部落成员可自由建屋，不缴地租；反之，汉人若在此定居，需得允许、纳租，甚至不得私自烧炭。

若有部族成员杀害汉人，理论上可引渡审判，但实际中常以亲属出面赔付“血银”私下了结。

当地头人和他的士兵

若一位汉人想迎娶当地女子，需向部落首领——“土司”——缴纳三十两银子作为婚资。土司拥有极高威望，掌管税收、审理纠纷，并每月召集各村头人议事。

每年，还有特使赴京，带着贡品，象征性地维系着这片土地与帝国的名义连接。

在这样的体系中，边疆既被包容，又被柔和地隔绝。清朝的统治策略或许正是以这些“半独立的缓冲地带”来维持稳定与疆界的呼吸感。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夜宿各地头人之家，有时条件简陋，有时意外地宽敞。记得在一个名为“库尔桥”的村落，我们走了整整十一小时，抵达时，主人尚未归来，我在村口坐了近两个时辰，身边是猪、狗、鸡群一同栖息。

那夜，是我最后一次在屋顶、星空下入睡。

清晨醒来，雪线之上，一座山峰在朝阳下闪耀着红光，轮廓近乎神圣。当地人称它为“嘉拉山（Ja-ra）”，意为“山中之王”。

那一刻，我站在高原的风中，久久不语。

返程途中，我们曾误入岔路，夜行于崖边小径，脚夫几度跌倒，最终在五百级石阶尽头，找到一处驿站——“杂谷脑”。那里是边界的一隅，亦是归程的起点。

再往下，我们重新进入汉地管辖之域。官府、护照、驿丞、客栈……一切熟悉的不便又重新回到身边。

在“理番厅”，地方官员前来探访，递上几份象征性的礼物，旅程就此告一段落。

关于这个嘉拉山，后来作者这么说过：Captain Gill met with a mountain of the same name on his Tibetan journey, soit would appear that Ja-ra is a Tibetan name, I could not unearth any Chinese namefor the montain.

所以我怀疑伊莎贝拉·L·伯德说的不知道是不是贡嘎山，king of mountains 蜀山之王，这本书很多我都是音译过来的，比如杂谷脑是Tsa-ku-lao，所以地名这东西，我也是连猜带蒙，有些实在搞不清楚的就没有写名字了，比如Mia-guo（米亚罗？？），Ti-ku。

还有比如这个，标注的是 heshui hunter 和notched timbers，很有可能是他们的向导，当时很多西方旅行者都把土著向导写成hunter，而notched timbers这个开槽木料，应该就是旁边的独木梯，这个现在你去藏寨羌寨都还看得到。

这个Ancient towers at Canpo，Canpo应该是甘堡，翻译过来就是甘堡藏寨的古碉楼。

这个标注的是理番厅的Rock Temple，其实就是现在薛城古镇的筹边楼。

这个的标注是：canyon of the Rong-Kia，那这个峡谷可能是作者也对这个地方不清楚地名，所以直接写的Rong-Kia的峡谷，这个Rong-Kia也很有可能是嘉绒的英文译法，当然还有Rongga、Gyarong等译法。翻译过来可能就是嘉绒的峡谷。

这个的标题写的是Bridge at Mien. Chuh，应该是绵竹的风雨廊桥，1896年的时候拍的，你看，是不是还是非常漂亮，我也放这篇文章里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