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国庆节，天安门城楼上烟花璀璨，开国上将苏振华却成为“显眼包”：怀抱幼子，身边簇拥着五个年幼的孩子。
孩子的母亲明明没有牺牲，毛主席为何说出“再找一个”？
1912年，苏振华出生在平江一个贫困农村家庭，父亲在他年幼时便因病去世，家里的重担全压在母亲身上。苏振华还有四个兄弟姐妹，母亲为了拉扯他们长大，没日没夜地劳作，付出了所有的心血。
苏振华6岁时，就开始帮母亲放牛割草，最快乐的时光是每晚趴在母亲怀里，听她讲村里英雄的故事。他最爱听岳飞抗金的传说，仿佛自己也能成为那样一位披荆斩棘的大英雄。
1910年，清政府虽然倒台，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每当山下的土豪劣绅强行收租的哨声传来，村民们便像惊弓之鸟一样四散奔逃。年幼的苏振华看着母亲和村里人辛苦攒下的一点粮食被抢走，心里愤愤不平，却无力改变。
1920年代，平江这片土地终于被革命的火种点燃。14岁的苏振华，在平江农民运动中，第一次接触到了共产党的思想。他听彭德怀的演讲，听那些老一辈革命家讲为什么要打土豪、分田地，要让穷人也能过上好日子。
苏振华有了参军的念头，母亲却充满担忧。苏振华的大哥苏溪梅早年为了谋生，当了国民党的士兵，却在一次战斗中被炮弹夺去了生命。母亲不愿再失去另一个儿子，她多次劝苏振华回家种田，苏振华始终没有回头：
“母亲，我不能像哥哥一样白白牺牲，我要为穷人打天下，只有革命，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他的坚定让母亲哑口无言，却又心如刀割。
1928年，彭德怀发动平江起义，这个革命的浪潮彻底改变了苏振华的人生轨迹。他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彭德怀的队伍，但由于年龄小、个子矮，起初并未被允许参军。他并不灰心，而是天天跑到红军驻地，向士兵们讨教枪械知识，默默地锻炼自己的体能。两年后，他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名红军战士。
在革命队伍里，苏振华展现出极高的军事天赋。他学习迅速，练就了一手好枪法，在战斗中机智果敢，总是能够出奇制胜。在一次剿匪战斗中，他与几名战友深入敌后，通过佯装投降的方式，成功将一伙装备精良的土匪瓦解。
这一战役后，苏振华的名字迅速传遍部队，被彭德怀称为“少年英雄”。他的才华和胆识，让他从一名普通士兵逐渐成长为一名指挥员，而他的执着与忠诚，也让他赢得了战友们的信任和爱戴。
1934年，苏振华跟随红军参加了漫长的长征。他目睹无数战友倒在征途上，也亲身经历了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饥饿、寒冷、伤病都没能击垮他，他一次次带领队伍突破敌军封锁线，为红军保存了宝贵的力量。他常说：“只要有一口气，我就要把这条路走到底。”
为了能拴住儿子，母亲在苏振华参加红军前为他娶妻，希望儿子能留在家中过安稳日子，承接家族的香火。
余姣凤是一个苦命却懂事的女子，母亲早逝，她从小就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不仅擅长操持家务，还在田间地头毫不逊色于男子。这样一个朴实勤劳的姑娘，成为了苏家最理想的儿媳人选。
母亲强硬地要求苏振华答应这桩婚事，他虽满心不情愿，却为了让母亲安心，最终点头了。婚后没多久，苏振华便在一个深夜趁着妻子熟睡时，悄悄背上行囊，朝着红军驻地的方向奔去。
他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熟睡的余姣凤，低声说：“姣凤，对不起，我不能守着你过这样的日子。等革命成功了，我再回来接你。”
1934年，苏振华踏上了漫长的长征之路，彻底失去了与余姣凤的联系。而在平江老家，余姣凤的生活却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她在红军离开后不久，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可国民党的围剿和株连政策让她和婆婆无处安身，她带着孩子东躲西藏，忍饥挨饿，最终积劳成疾，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此时的苏振华，正在漫漫长征途中，与生死擦肩，全然不知家乡已是天人永隔。当多年后，他从其他人口中得知余姣凤的死讯时，他独自一人站在山头，眼含热泪，久久无语。
1937年，苏振华结束了在抗日军政大学的学习，开始在抗战战场上担任重要职务。他身边并不缺少欣赏他的女同志，但大多是热烈外向的性格，让他感到有些不适应。他内心渴望的是一个温柔、安静却坚韧的伴侣。一个名叫孟玮的河南姑娘，悄然走进了他的生活。
孟玮是一位师范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出身书香门第，性格文静内敛。她虽身为女子，却毫不逊色于男同志的坚强与独立。她可以在烈日下与男同志一起背运炭块，也可以在敌机轰炸的混乱中沉着冷静地指挥撤离。
苏振华被她的气质深深吸引，而孟玮也对这位身经百战的年轻指挥员心生敬仰。在罗瑞卿和胡耀邦的撮合下，两人很快走到了一起，结成革命伴侣。
孟玮陪伴苏振华渡过了最艰难的战争岁月，无论是与日军的浴血奋战，还是解放战争中的颠沛流离，他们都彼此扶持，携手共进。在战火中，他们生育了六个孩子，两个女儿和四个儿子，给这个特殊的家庭带来了难得的温暖。
新中国成立后，苏振华肩负起更多的责任。从剿匪到经济建设，再到1957年出任海军政委，他常年奔波在外，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妻子和孩子。孟玮独自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她将孩子们教育得很好，但她内心深处对丈夫的怨怼却在一点点积累。
有一次，苏振华从外地回家，孟玮当着孩子们的面质问他：“你到底是家里的一员，还是只把我们当累赘？”苏振华愧疚地低下头，却没有时间多做解释，因为他马上又要赶往下一个任务。
1959年的国庆之夜，天安门城楼烟花绚烂，整个广场沸腾在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欢乐气氛中。人群中的苏振华，一手抱着五六岁的幼子，一手牵着年幼的女儿，身旁还跟着四个一脸稚气却懂事地紧贴着父亲衣襟的孩子。
他们是这场盛大的庆典中唯一拖家带口的存在。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看到这一幕，忍不住叹息：“老苏，你一个人拉扯这六个孩子，实在太难了。”
苏振华苦笑着回应：“没办法，生活总得继续。”
毛主席听到这些，拍了拍苏振华怀里孩子的小脑袋，语重心长地说：“老苏，这么可爱的娃娃，给他们找个妈吧，别犹豫了。”
作为一名高级将领，1959年的苏振华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担任海军政委的他肩负着海军现代化建设的重任，这是一项关乎新中国未来国防力量的重要任务，他几乎每天都在为军队发展四处奔波。
因为工作太忙，苏振华经常和妻子发生争吵，关于离婚的话题也提了不止一次，苏振华是不想离得，但在革命工作面前，私生活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他希望妻子以大局为重。直到1959年，孟玮认认真真的提出了离婚，苏振华决定找毛主席寻求解决办法。
令他意外的是，毛主席并没有“劝和”，而是开门见山地说道：“人家既然已经决定了，就放手吧。夫妻缘分走到尽头，勉强是不成的。”
离婚后，苏振华独自带着六个孩子生活。他一方面要处理繁忙的军务，一方面又要兼顾家庭。他不是一个擅长表达情感的父亲，但他尽可能地为孩子们提供最好的照顾。他总是叮嘱自己：“这六个孩子是我最重要的责任，我不能再让他们感到缺失。”
每当有人劝他再婚时，他总是摇头拒绝：“再找？谈何容易？我是一个年近半百的老兵，一身伤病，还带着六个孩子，谁愿意跟我过这样的日子？”
1959年的国庆之夜，当毛主席对他说“再找一个吧”时，他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微笑着回答：“知道了，谢谢主席关心。”
一次偶然的机会，苏振华作为政委应邀前往海军晚会观看演出。在舞台上，一个身姿轻盈、气质优雅的女演员吸引了他的注意。她名叫陆迪伦，是一名海军文工团的演员，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是同盟会会员，母亲周梦素是一位进步人士。
那天演出结束后，苏振华主动找到陆迪伦，向她表示了对她表演的赞赏。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他们的交谈却意外地轻松自然。陆迪伦对这位威严而谦和的将军颇有好感，而苏振华也在她身上看到了与众不同的闪光点。
之后的日子里，苏振华找借口出现在文工团的活动中，与陆迪伦有了更多的接触。他并没有急于表白，而是用真诚和耐心一点点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
陆迪伦对苏振华的感情也逐渐从敬佩转化为欣赏。她知道，他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将军，但她更看到的是他作为一个父亲的柔情与担当。面对这样一个大她整整24岁的男人，她没有丝毫的退缩，反而被他的坚毅和责任感深深吸引。
她很清楚，接受苏振华，就意味着接受他身后的六个孩子，但她并不害怕。相反，她认为这是一份值得她去承担的责任。苏振华的坚持与诚意，最终赢得了陆迪伦的心。他们的结合，不仅是两颗心的靠近，更是一个新家庭的重建。
婚后，陆迪伦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她的伟大与付出。作为继母，她并没有把苏振华的孩子们当成负担，而是视若己出。孩子们也渐渐接受了这个温柔善良的女性，把她当成了真正的母亲。苏振华看在眼里，心中感激又感动，他常常感叹：“遇到小陆，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运。”
在苏振华晚年，身体状况的每况愈下，他不得不面对更多的病痛和折磨。陆迪伦总是无微不至地守护在他身边，为他擦汗、喂药，甚至为他调整心情。她从未抱怨过一句，总是用最坚定的陪伴给了苏振华最大的安慰。
1979年，苏振华病重，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他握着陆迪伦的手，吃力地说：“小陆，这辈子能遇到你，值了。”陆迪伦伏在他耳边，轻声说道：“老苏，下辈子啊，我们还做夫妻。”
苏振华去世后，陆迪伦并没有选择另嫁，而是将余生都献给了对苏振华事迹的宣传和纪念。她参与撰写《苏振华传》，用十年的时间记录了这位将军的一生。从年轻时的英勇善战，到晚年的温情与孤独，苏振华的一生在她的笔下成为一部不朽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