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华夏人杰地灵，从古到今涌现出了多不胜数的能人异士，其中有人因功勋卓著而名垂青史，有人因道德崇高而标榜千秋，还有人因民间崇拜而化身神明，比如像关圣帝君之类的英雄神、文昌帝君之类的文化神和妈祖之类的功能神。甭管是哪种神，以凡人之躯获取神格，其过程必然都是艰难曲折、极其不易的。

神袛源于信仰，关帝的忠义是其成神的信仰源泉。至于文昌和妈祖，则分别是古代读书人孜孜以求的“学而优则仕”和古代渔民每次出海所祈愿的平安顺遂。这些信仰都是古代社会的现实需求，属于题中应有之义的范畴。然而有时候现实会以另外一种残酷的面貌呈现出来，使人难受。今天要说的就是一个暗藏了残酷现实的成神故事，故事的主角叫包拯。

包拯塑像

1、道德楷模

众所周知，古代王朝推崇以孝道治天下，“孝”被视为每个人立身处世的基础。包拯之孝或许无奇，但是在功名利禄面前却也显得珍贵。史载包拯出身于庐州（今安徽合肥）的一个书香门第，其先祖可追溯至春秋时期的楚国名臣-申包胥，其祖父包士通初在私塾任教，后入仕为屯田员外郎，其父包令仪曾在宋太宗时期考中进士、后官至南京留守。

老话说得好，“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良好的家世让包拯从小就知诗书、达礼仪。他在刘太后垂帘听政（仁宗当朝）期间以29岁的年纪成为天子门生，当时吏部准备按制授其建昌（今江西永修）知县，可他却心念家中父母，申请到离家近的地方任职。这种做法或许与现代的职场规则相悖，但是与当时的孝道相合。

包拯家乡所在地

如果事情只到这一步，倒也没什么可说的，偏偏吏部改授他和州（今安徽和县）监税时，他还是觉得不能照顾到父母，毅然辞官回乡奉养父母。直到父母辞世、守孝期满，他才在大家伙的劝勉下重新入仕，也就是说他将最适合干事业的10年时间（29岁-39岁）用在了“孝”上面，不能不说其孝心确实至诚。

有道是廉能带孝，孝可促廉，孝廉不分家。包拯为官20多年，始终坚持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其吃穿用度一如寻常百姓。说来读书人都喜欢质地上佳的文房墨宝，而他在担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府期间却没有贪占过一方端砚（四大名砚之一，与宣纸齐名）。不像他的那些前任，动辄向下摊派数倍于进贡数量的任务，自己拿不说，还给京中权贵到处送。

肇庆端砚

2、直而不挠

包拯比很多怀才不遇的士大夫要幸运，他生逢宋仁宗这样的明君，要知道仁宗朝可是两宋风气最好的时代，君明臣贤、群星闪耀，有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有位列“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和“三苏”，还有富弼、韩琦、文彦博、吕夷简和狄青这样的名臣名将。换个角度来说，包拯在这样的名人堆里脱颖而出更显难得。

如果要给包拯贴一个最具特色的标签，那么毫无疑问就是“刚直”。他虽说在改革弊政和兴利治世方面也有所建树，但很难越过范仲淹和王安石这两座大山，唯有“刚直”才是他的特写。51岁那年，包拯因历职有绩而被宋仁宗召回朝廷出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这也是他得名包待制的由来，他在任上不避权贵，频频给他们上眼药。

宋仁宗画像

仁宗有一次准备让贵妃张氏（后追封为温成皇后）的伯父张尧佐兼任一系列远超常规的显职，包拯对此表示了强烈反对，说到激动的时候，他的口水都喷到了仁宗脸上，最终迫使仁宗妥协。要换一般大臣，还不得上赶着给贵妃示好？可他“直”得很，一点面子也不给贵妃留，简直就像魏征复生一般。有人说刚直的人往往比较刚愎，包拯却直而不愎。

有一次他遇到一件关于劫货伤人的案子，原告的东西不仅被抢，还在防卫期间被打伤，包拯准备按劫财之罪判被告笞刑，可他的佐官却以“盗而伤主，法不止笞”为由对包拯的判决表示反对。如果是一般大臣，碰到这种事情肯定会维护自己作为主官的权威，可包拯却没有这么做，他知错就改，加重了对被告的处罚。

有直就有正

1、断案如神

宋朝的市井文化十分蓬勃，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话本小说的发展，尤其是底层百姓喜闻乐见的公案类话本。巧的是包拯曾经断过一些比较有传播价值的案子，一来二去，包拯就成了公案类话本中的常客，比如以两兄弟财产纠纷为主线的《合同文字记》等。待到元朝的杂曲兴起后，包拯的断案形象进一步深华，有《包待制智赚生金阁》和《包待制智勘鲁斋郎》等。

事情发展到后面，甭管是不是发生在包拯身上的案子，民间都热衷于给他贴金。再加上早前的那些故事题材不断改编，各种版本竞相涌现，直接把包拯捧上了神坛。可以说民间流传的包拯就是司法之神，阴阳两界就没有他断不了的案子，如果正常得推理解决不了问题，就会适时出现鬼神之力来帮他，比如《三现身》中的受害人化身鬼魂给包拯作破案提示。

包公断案

内在的变化也会引起外在的变化，包拯既已成神，面貌自然也需要做一番改变。于是民间将其形象从一个白面长须的清秀之人变成了世人熟知的“包黑子”，甚至在他额头上还加了一个月亮印记，活生生的半神半人。如此内外结合，什么施公（即施世纶）、刘公（即刘墉）、于公（即于成龙）在包公面前都得靠边站。

舆论的力量就是这么强，包拯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死后会被舆论抬到如此高度，如果能提前知道，或许他会多判些案子，让自己更加名副其实。不过不管他怎么用心，他毕竟只是凡人，而只要是人，哪有不犯错的道理？史载包拯在担任开封知府期就错判过案子，比如曾经有个犯人按律应当受仗刑，结果犯人和衙役串通，蒙蔽了包拯，最终使他宽宥了犯人。

包公的戏曲形象

2、百姓期盼

佛家讲因果，包拯之所以能成神，最大的原因不是他本人多么厉害，而是百姓对心中那个“包公”的殷切期望。自古官司难打，百姓想要一个“包公”来改变现状。虽说这个“包公”并不真实，但是却饱含了百姓们的希望。其一，“包公”不会吃完被告吃原告，能够减轻百姓在发起诉讼时的经济负担；其二，“包公”手里不会有冤案，能够让百姓获得公平和正义。

想想《窦娥冤》中的窦娥，小小年纪就被父亲卖到蔡家当童养媳，长大后还没过几天太平日子就被人诬告下毒害人，但凡那个受理案子的桃知府能够有点“包公”的智力，也不至于无能到靠着屈打成招来尽快结案。“包公”虽说不是真实的，但是像桃知府这样的庸碌之官却在古代王朝不胜枚举。面对这些官吏，百姓们能怎么办？

窦娥冤

窦娥死后之所以能平冤昭雪，一来，她有天助，说六月下雪就下，二来，她有一个当官的父亲。试问寻常百姓在蒙冤的时候又岂有这样的条件？明明知道“包公”是假的，可百姓非要创造出来一个“包公”，不为别的，痛苦需要呐喊。或者说“包公”就是百姓用自己的痛苦来供奉的神，在他们看来，只有神才拥有超越现实的力量。

此外，百姓口中的“包公”故事无处不在彰显“天道报应”之说，讲究“善恶皆有报”。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思想有利于当时的社会道德建设。或许统治者也正是出于此种考虑，才有意识地放任民间的“包公”崇拜，不然“包公”实难成神，要知道封建王朝的决策权可并不在百姓身上。当然，包拯本人所具备的刚正不阿、爱民如子等精神也是他成神的必要条件。

百姓希望有更多明察秋毫、执法如山的清官

综上所述，真实的包拯只是一个以“刚直”闻名的宋朝大臣，在司法方面的成绩称不上多么耀眼，可他本人的一些良好品质为他树立了十分正面的形象。随着公案类文学作品的兴起，他的断案形象愈发丰满，直至成神。然而和其他的神不同，包拯成神之路上面的最大推力是底层百姓在司法不公面前的痛苦，一想到这层面，很难不让人感到难受。

老百姓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没有士大夫的那些弯弯绕绕，往往就是从简单的道德标准出发，而老百姓认知下的历史人物之道德又大多源于小说、戏曲。没办法，封建王朝能够给老百姓提供的舆论载体是有限的，情绪大、渠道窄，“包公”内里蕴藏的各种情感寄托自然会由量变引起质变。总而言之，“包公”是谁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百姓心中的期望正所谓“唯将冷面坚如铁，不让人间邪气生”。

参考文献：

《宋史》

《包公案》

《元杂剧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