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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炸仰光的B-29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苦苦坚持的重庆政府一度产生了速胜的希望，但是这种希望很快就被更大的痛苦和打击替代了——日本军队轻易就征服了东南亚，他们的机动舰队在太平洋四处出击，横行无忌。而那些原来高高在上的英美军队则是被打得落花流水。

战时中国的处境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比原来更加险恶了，因为除了“驼峰航线”，中国事实上已经和盟国隔绝了。

日军的连战连胜，已经严重地动摇了西方列强的威信，而英美两国公开的优先欧洲和地中海战场的决定，又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民的失望和痛苦。尤其是1942年缅甸战役全面失败后，随着国内情况的日益恶化，即便重庆政府还没有完全丧失最后的信心，但是他们还能坚持多久呢？

于是，美国人站出来担负起了鼓舞中国人士气的任务：既然没法源源不断地将物资送进中国，那么就给带点精神鼓励和提升一下国际地位吧：

1943年1月11日，在美国的提议下，英国和美国一起和重庆政府签署了放弃治外法权的条约。结束了这两个列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城市里面的租界权。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中国才真正摆脱了政治上的被奴役。

在同年的12月底，美国废除了“排华法案”，中国人就此被列入了每年的移民限额中，而且通过这条途径进入美国的中国公民有资格获得美国国籍。罗斯福在签署这项法案时，还声称“这是我们不仅视中 国为进行战争中的伙伴，而且将视中国为和平时期的伙伴的又一明证”。

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更是向中国保证，自1894年以来，日本从中国夺走的的全部领土将归还中国。

在罗斯福和赫尔的极力争取下，美国顶着英国和苏联的强烈质疑，不仅让中国1945年成为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发起国之一，联合国宪章还给予了中国在安理会中的一个常任理事国席位。（注1）

上述一切，无疑让蒋介石政府踌躇满志，得意洋洋，觉得自己真的扬眉吐气，和三大国平起平坐了。

驻印军的坦克驶入缅甸八莫。

然而，抬得越高，摔得越惨。中国获得如此高的国际地位的后果之一，就是后来中美关系被严重破坏（注：此处特指民国政府）：

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蒋介石政权根本就没有半点能力去履行它们享受如此崇高地位而相应要承担的责任。

美国人希望看到的中（华民）国，和实际上的民国完全是两回事。中间的差距比地球到太阳的距离还要大得多。按照国民党政府自己的包装，他们是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和万众拥护的政府，它正在成功地、深入地实行一种长期的防御战略（持久战），也正在积小胜而变大胜，逐步钳制和削弱日本侵略者。

国民党政权这样装潢门面当然并不是什么大错。因为重庆政府需要得到帮助，因此他们就必须装出自己是完全值得帮助的样子，还必须装出他们是可以妥善运用这些资助的样子。

于是，在他们的对外宣传中，小小的接触战被夸大成了战役，小规模的战斗胜利被夸大为战略大捷——结果，当被说成是二流的、战斗力严重下降、还被中国军队持续消耗了很多兵力的日本人却在1944年从北到南打通了半个中国——当其他盟国在战场上捷报频传，中国却要比过去更加濒临崩溃，而随之四散崩塌的，还有西方盟国对于国民党中国的理想化印象。

《窒息的重庆》，美国时代周刊，1944年12月出版。

西方盟国对蒋介石中国的印象就此走入了另外一个极端：它们选择性地忘记了1937年-1938年中国勇敢的战斗，也彻底否认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独力对抗日本，并且从未屈服的事实。国民党中国的形象从过去的洁白无瑕，光芒万丈变成了一团漆黑——和过去一样，这种认知同样不符合实际。

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华盛顿对于重庆的被动感到恼怒和不耐烦，美国人开始强行要求中国人按照美国的指点来行事，还要按照美国人的建议和办法来整顿内部事务。

蒋介石当然会对此心怀不满，因为在当时的世界各国中，政治分裂、军事将领能力低下，政府官员打发战争财的并非中国的专利。但是他却无法解决因为中国的军事危机而导致的中美关系危机。

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再一次胜利和国民党军队面对进攻时的被动无能的表现，还引发了美国另外一种担忧：即便攻占了日本本土，在中国的日本军队仍有可能继续战斗，这样岂不是就会让战争再拖延好几年？！

如果真出现这种可怕的情况，那么苏联参战就会显得更为重要，这么做的直接后果就是极大加强苏联战后在东北亚的影响力。这种前景可不会让美国人感到高兴。

史迪威提出了他的解决办法：

要么直接派出美国远征军登陆中国参加地面战斗。

要么任命他为陆军上将并将指挥所有中国军队的权力交给他。一旦他获得任命，史迪威就可以完全可以自己做主，并拿出“租借法”提供的武器中的一部分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因为在史迪威和他的团队眼里，共产党才是美国租借法物资的最有资格的接受者，也是最适合未来的美国远征军的中国盟军。

当时，几乎在华的所有美国官兵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和“反动、腐败的”的国民党完全相反，共产党是一支“有生气的、进步的”力量。因此，史迪威建议要美国坚持国共联合和改组国民党，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美国就要转头去支持共产党。

“迪克西”代表团访问延安时，身穿延安制作的棉服合影。

美国之所以会认真考虑支持延安的建议，是和1944年的背景直接相关的。美国人也知道，更富有活力，更受农民欢迎的共产党是有可能赢得内战的。但是他们并不想让共产主义这种敌对的意识形态来统治中国，因此，很有必要在苏联下场前，抢先成立国共双方的联合政府。

在这种大背景下，史迪威的建议得到了参谋长马歇尔、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总统罗斯福的支持。1944年7月7日，罗斯福对蒋介石说：“我认为目前的危急形势要求（我们）把权力委托给一个人，让他组织所有在中国的同盟国军事力量，包括共产党部队在内。”总统建议的人选当然就是史迪威将军。

蒋介石可能同意这种挖掉他根基的建议吗？当然不可能，但是他同样不能正面拒绝，因为他还要依靠来自美国的帮助，更加不敢公开对抗罗斯福。所以他原则上表示同意，但是要求华盛顿指派一位高级军官来商讨这个问题。

于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帕特里克·赫尔利将军前来商谈此事，在罗斯福的一再催促和施压下，毫无退路的蒋介石同意，在保障不损害他的权力并答应一个条件的前提下，他可以让史迪威指挥全部中国军队，其中也包括中共军队。

这个条件就是，蒋介石必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全权分配根据美国“租借法”运到中国的物资。

当时掌握分配权的史迪威坚决反对蒋介石的条件。因为他认定，“花生米”决不会把任何东西分配给共产党或史迪威自己在缅甸作战的部队。

这是多么离奇的一个现象啊！一方面，美国总统不顾伦敦和莫斯科有很多人的反对和怀疑，坚持必须把中国当作强国和“四大国”之一来对待；但同时他却又强按着中国元首的脑袋，让他同意由一名美国指挥官作为中国政务和军务的真正主宰者。

如果这个任命变为现实，那么战时中国不仅会在事实上成为美国的卫星国，还会沦为美国的附属国。蒋介石即便还能够坐在国家领导人的宝座上，也不过是个受背后“太上皇”管教、指挥的“儿皇帝”。

驻印军的机枪组在扫射日军阵地。

在对日作战方面，蒋介石和美国的立场实际上是无法调和的，1944年的中国战局已经很清楚地说明，国民党军队是无法承担起对日作战的主力重任的，这并非底层官兵素质和能力不行，而是国民党这个腐败无能的烂摊子做不到这点。

岌岌可危的战场给蒋介石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国民党军队在河南丢掉了30-40万人，而很快日军就会进攻广西。这个时候，他也终于同意放手让美国人按照他们的建议去加强国民党军队了，但提供租借物资给共产党却是他万万不可能同意的，因为这么做很可能导致他的统治的垮台。

对于美国人来讲，如何在尽量减少美国人伤亡的前提下打败日本人才是头号目标，谁愿意打仗，谁就应该得到军火——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向共产党武装提供装备物资，对于美国来讲，就是一个军事方面的权宜之计，压根就扯不到什么意识形态的高度。重庆政府的缺陷和中国华北地区的重要性，共同导致了这一结果，因为在中国东北和华北的日军部队规模极大，在美军的参谋们看来，挖掘延安的军事潜力就是最好的办法。

当重庆政府和美国人讨价还价的时候，日军逼近桂林，惊慌失措的蒋介石出了一个昏招：他威胁美国人，如果不同意他的要求，他就要命令撤回正在怒江前线作战的中国远征军部队，让卫立煌带人驰援昆明！

蒋介石的“最后通牒”引发了一连串爆炸：

当时正值缅北战役的最后关键关头，中国远征军正在血战龙陵，而龙陵也是新开辟的利多公路沿线最后一个没有被中国控制的交通要害。如果远征军奉命后撤，就意味着整个缅北战役功亏一篑，前功尽弃。

而最令史迪威愤怒的是，整个缅北战役就是为了重新打通通往中国的陆上交通线，一旦利多公路全线贯通，抗战中的中国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急需的援助物资。

被吓坏了的蒋介石做出的这个不可理喻的决定，从昏聩程度上来讲，丝毫不亚于当年朱仙镇大捷后，岳飞收到的十二道金牌。而从性质的恶劣程度来讲，还犹有过之。

驻印军在展示缴获的日军装备

美国人被彻底激怒了。

此时中国战场的战略地位早已一落千丈，由于从海上进攻日本的可能性已被证实，苏联也已经答应参加对日作战，哪怕再不乐意，美国政府也只能接受早先在中国的军事安排事实上是失算的，现 在那里除了是个可以拖住敌人的战区外，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也正因为如此，魁北克会议上确定的战略里，盟国的目标就只需要让中国人继续战斗而已了，美国既不打算向中缅印战区派出作战部队，缅甸的战斗也打算尽可能的交给英国人，而中国驻印军会进行一定程度的配合作战。

在美国人看来，中国的战局是如此令人失望而困惑：华东濒临全面崩溃，可蒋介石却在威胁拒绝协助打破对中国的封锁的作战行动。愤怒的美国陆军部当即起草了一封措辞强硬的电报，罗斯福总统在上面签了字。

平心而论，这封搞糟了后继一切的电报多少带着一些白种人惯有的优越感——因为这样一封照会是绝对不会原文发给任何一个欧洲政府的首脑的——也许是罗斯福当时已经没有精力再顾及蒋介石的尊严了，也许他只是没有太注意就签了名，但是后果都是一样的。

在这封史迪威亲自送交给蒋介石的电文里，罗斯福要求蒋介石增加在怒江前线的中国军队，加强那里的攻势；否则，蒋介石本人要“准备接受后果并承担个人责任”。

另外，电文里还要求“立即让史迪威将军不受限制地指挥你所有的部队。。。否则，那么你以及我们 试图拯救中国的努力都将落空。”

从军事角度来讲，这封电文里面的话都很有道理。可这是一封发给他国元首的照会啊！电文的语气就像一个被榆木疙瘩脑袋气坏了的老师和家长，反复教训那个屡教不改的顽劣学生一样，字里行间就透露出一个意思——作为一国领导人，你的统治水平太low，还不听我们的建议，看看，现在捅出这么个大漏子，都没法收场了！

如果美国真打算中断援助，蒋介石估计会慌得要命，可是美国不敢这么做啊——万一这个大元帅真和日本人媾和了怎么办？

同样，蒋介石从幸灾乐祸的史迪威手里接过电报后，私下里同样被气得发疯。又惊又怒之余，他当即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可是他既不能拒绝美国的要求，也不能完全听从美国的要求：当面拒绝无疑在为美国抛弃国民党创造条件，接受则更不可取——美国今天可以在违背他意愿的情况下将史迪威强加给他，那么明天岂不是同样可以强行让他接受对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方案？！（注2）

蒋介石和宋子文商量后，他相信美国人会继续支持他。于是，蒋总司令摊牌了，他不但拒绝让史迪威指挥，而且正式要求美国调回史迪威将军。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了，罗斯福下令，“毫不迟疑地把史迪威调出中国。”不管这样做是对还是错，只要美国还打算继续支持蒋介石政府，那么罗斯福就只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这是蒋介石中国和美国关系的一道分水岭。过去美国一直认为只有蒋介石能够统一中国，因此华盛顿总是担心没有了他的中国会重新陷入军阀混战和割据的局面。

但是从这时开始，一种新的声音开始出现：虽然蒋介石要依靠美国，但是美国未必一定要依靠他。这也正如外交官员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所说：“我们不应该无限期支持一个政治上已经破产的政府。”

走到召回史迪威这一步其实是早晚的事情，这和“醋酸乔”那乖戾的性格，最后递交给蒋介石的那封电报关系不大。所有的根源来自于美国人很早就开始的尝试：因为重庆政府的依赖和被动性，所以可以把美国的解决方案强加给蒋介石。

而对于蒋介石而言，他之所以那么反对史迪威整编国民党军队的做法，是因为他无法接受让中国军队为国家、为自己而战，实际上，如果他真的能够在思想上接受这一点，那么经过两年的努力，至少蒋总司令的嫡系部队是完全有能力抵挡住日本人在1944年的进攻的。。。

中国驻印军士兵经过一辆被击毁的日军坦克，一具鬼子尸体就躺在附近。

注1：丘吉尔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就发现，“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甚至在最上层的美国人心目中占有极不相称的重要地位”。但这位务实的政治家同时也强调，“我愿意永远帮助中国人并对他们以礼相待。作为一个民族，我钦佩他们，喜欢他们，也同情他们一直遭受的政治腐败。但是，决不能指望我接受一个我认为是完全不真实的价值标准。 ”

斯大林同样如此，他在德黑兰会议上就对中国在战时和战后的贡献表示了严重怀疑。

注2：史迪威在递交电报后，整个人眉飞色舞，感觉这些年受的恶气被痛快地发泄了一番，他还在日记里写了首打油诗表达自己的畅快心情：

我早就等待复仇——

终于有了机会， 我盯着花生米的眼睛，并踢了他的屁股。

鱼叉已经备好，猎物出现，时机绝佳，我差点儿把手柄都插进去，让叉子彻底插进他身体。

小杂种颤抖了一下，已经没法言语。他脸色发青并开始颤动还竭力挣扎不要尖叫。

尽管我们饱经纷争，尽管我受尽磨难，最后终于轮到我出手并让花生米吃了苦头。

我知道自己还要受苦，并要经受磨难，可是我欢欣鼓舞，因为撕了花生米的脸面。

（花生米就是史迪威给蒋介石起的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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