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春夏之交，金冲及17岁，正在复旦大学史地系一年级读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他参加共产党的原因，源于他在抗战胜利后的思想变化。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金冲及还是上海复旦中学高二学生，只有14岁，见到国土重光，极度兴奋，但政治上还十分幼稚。
因为长期生活在沦陷区内，他对国民党当局在大后方的所作所为几乎没有什么了解，加上年龄小，还把他们看作“国民政府”和“国军”，对他们的到来感到亲切和喜悦。
最早进入上海市区并到处张贴“安民告示”的，是原在上海周围的“忠义救国军”，司令叫阮清源，但他们不是正规军，群众口碑也不好，尽管耀武扬威，却没有多少人理睬。
不久，第三方面军司令长官汤恩伯来上海了。金冲及在上海租界时期看到过汤在南口抗战的报道，因此也赶到静安寺街头，同市民们一起欢迎他的车队。汤就站在一辆敞篷的吉普车上向两边行军礼。
不久，蒋介石也到了上海，在跑马厅召开大会。自动去的市民总有几万人，乱哄哄的，没有什么秩序。他讲的话金冲及一句也听不见，只是远远看到他不断挥动的白手套。这两次，他都是自发去的，并没有人动员和组织。
但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民众的巨大失望来得实在太快，也太强烈，完全出乎大家意料。
国民党的政府官员、军事机关、特务机关不顾一切地搜刮金子、车子、房子、女子、票子，被称为“五子登科”。人们把这种“接收”称为“劫收”。物价在胜利初的短时间内有过大幅下跌，却迅速变为令人吃惊的疯狂飞涨，民众到了难以生存的地步。
此时，中国共产党的报纸、刊物在上海不能公开发行。金冲及常读的刊物，是原在上海的爱国民主人士唐弢、柯灵主编的《周报》和郑振铎主编的《民主》，稍后又有黎澍主编的《文萃》。
《民主》在这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老百姓今日的心境，比起8月11日那时满望着揩泪眼看太平的心境来，在短短不到三个月中间，也已经像有隔世之感了。何况老百姓今日的生活真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呢？”著名记者陶菊隐也写道：“一幕紧接着一幕。上海市民不禁痛心疾首地问道：难道这就是天亮了吗？”
一个政府竟在这么短时间内失尽人心，实在罕见。
另一个更加的敏感问题又深深刺痛亿万中国人。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受尽了外国列强的压迫和侮辱，被称为“劣等民族”。抗战胜利后，上海街头商店的大玻璃橱窗里，用日光灯拼成“V”字（即胜利），下面并摆着杜鲁门、艾德礼、斯大林和蒋介石四人的照片。这是以往从来没有见过的。中国人觉得终于可以抬起头来了。
可是，紧接着又看到美国人来到中国，耀武扬威，为所欲为，甚至任意杀害和污辱中国同胞，这种强烈对比使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无法忍受。
黄浦江上经常停着二三十艘美国军舰，灯光四射，却看不到中国军舰。有一次金冲及和同窗好友邱慎初、丁彬荣来到外滩。丁彬荣说：怎么想个办法用炸药炸沉它几艘。这虽是年轻人冲动的表达，但也反映出当时人们那种压抑的愤慨心情。
复旦大学校门口的翔殷路也被改叫魏德迈路。这样用外国军人名字作为中国路名，实在罕见。市区内还常常看到美国水兵搂着中国女人，坐着吉普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这些女人有个称号叫“吉普女郎”。
据国民党官方统计，从1945年9月12日到1946年1月10日的120天内，就发生吉普车祸495次，死伤244人。
金冲及曾在报摊上买到一期《文萃丛刊》，里面有篇《臧大咬子传》，讲的是上海的三轮车夫臧大咬子，因为向美国兵索取车资而被美军打死，国民党政府却公然声称无权审理此案。这样的惨案层出不穷，不断刺痛着每个爱国者的心。
1946年圣诞节前夜，在北平更发生美国海军陆战队两名水手在东单广场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的暴行，而国民党中央社消息中竟称受害者“似非良家妇女”。这哪里还称得上是一个刚刚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独立国家？
再看看经济状况。民族工商业大量倒闭，商店中和地摊上却摆满美军的剩余物资和商品，如被称为“玻璃丝袜”的尼龙长筒丝袜、“克宁”奶粉、“台尔蒙”水果罐头等。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946年底会发生席卷全国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在1948年夏又发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这样全国规模的抗议运动。
更刺痛人心的，是国内的政治局势。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期待不再发生内战，青年学生希望学好知识和本事，参加国家建设。八年抗战付出了那样惨重的代价，如果又发生全面内战，怎么得了？因为国民党当局对发动全面内战还没有作好准备，因此有过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协定的签订，有过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人民一度燃起过一线希望。
但国民党当局发动全面内战的决心已经下定。1945年12月在云南昆明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国民党军警冲入西南联大等学府，用手榴弹等杀害反对内战的爱国学生四人。1946年7月，国民党军警又在昆明相继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两位反内战的爱国教授。
闻一多在悼念李公朴的会议上作了一篇讲话。他说：“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他讲完这段话后，走出门，就被国民党当局的军警开枪暗杀了。
当时和金冲及住在同一间学生宿舍的同学、复旦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何志禹，看到金冲及枕边放着纪念闻一多、李公朴的书，就注意接近他，引导他参加反会考运动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本来，金冲及是个性格温和的高中生。这以后，就一步步变了。
在抗战胜利前金冲及也看过斯诺的《西行漫记》。抗战胜利这年冬天，他在武康大楼旁报摊上还买过一本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但他都是把它们当成历史书来看，并不懂得它们的政治意义，对中国共产党还谈不上有多少深切的了解。
李闻惨案发生后，周恩来就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提出强烈控诉。他的凛然正气和合情合理的恳切剖析，深深地打动了国民党统治区许多人的心。人们正是从周恩来身上初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
国共谈判破裂，周恩来离开上海时，英文《字林西报》在报道中刊登了周恩来和有关人士的大幅照片。金冲及特地去买了一份。和周恩来同机回延安的李维汉，当时在日记中写道：“国共谈判破裂了，但我党满载人心归去。”
这时，中国共产党出版的报纸书刊已无法看到，但几个还未被封的进步书店，如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等，出版的读物还能读到。
第一本对金冲及影响最大的书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艾思奇以生动明白的笔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因为是在十五六岁时认真读了几遍，他头脑里种的种子特别深。
金冲及平时去得多的是生活书店和新知书店，买来读的有生活书店的“青年自学丛书”、新知书店的“新知丛书”。但对他及同辈青年影响最大的，是邹韬奋的著作。邹韬奋出版的书，金冲及几乎全都看了。给他印象特别深的是他的《经历》《患难余生记》《抗战以来》《对反民主的抗争》那几本书。
邹韬奋对国民党当局的揭露锋利、真实、一针见血，给金冲及的印象极深，也大大增加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在金冲及周围的同学中，爱读邹韬奋著作的同学很多，这也许大大超过今天人们的想象。
1947年4、5月间发生的反会考运动，是金冲及第一次实际投入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
4月中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布一道通令，规定高中毕业班学生在通过本校毕业考试后，还要参加全国统一会考，考试内容包括高中三年内全部课程，需要会考合格，才算高中毕业。
通令的目的是把高中毕业班学生束缚在会考的准备上，没有时间和精力卷入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去。结果却适得其反，犹如火上浇油，激起高中毕业班学生的强烈反对。
上海市委中学工作委员会研究后认为反会考斗争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而斗争的发展又必然触及下一步将要发动的抢救教育危机运动，决定放手领导。5月3日，上海几十所中学学生联合成立“反对会考联合会”。地下党在联合会中设立党组织，由中学委员会委员钱李仁领导。
复旦中学在何志禹等带领下，也宣布罢课抗议，并且集中到教室里制作旗帜和标语，准备上街游行，大家的心情十分兴奋。
最终教育部被迫宣布取消本届会考，运动取得了胜利，这给了金冲及很大鼓励。
紧接着，就是席卷全国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在5月20日那天，以在南京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学生为主，还有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学生代表，共6000多人，在南京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抢救教育危机”的联合大游行，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当游行队伍到达珠江路口时，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阻拦，军警以铁棍（时称“狼牙棒”）毒打和消防水龙猛冲，当场殴伤流血141人，重伤15人，逮捕23人。
复旦中学和交通大学都在上海市区西侧的华山路上，极为邻近。交大的同学到复旦中学高年级各教室讲演，详细叙述南京珠江路血案的经过。同学们极为愤慨，在何志禹等带领下，全校宣布罢课，并且派代表去见复旦老校长李登辉。
李是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基督徒，一生都献给复旦的教育事业和学校建设，有着很高的威信，这时就住在复旦中学对面。代表们回来转述老校长的话：“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你们学生不出来讲话，谁来讲？即便没有交大的同学来，你自己也应该讲！”这让金冲及深深为之感动。
复旦中学和交大离得很近，步行十几分钟就到交大。金冲及是住读生，几乎天天到交大去看学生运动。
从4月初起，交大便开展了护校运动。因为政府拒不解决学校的严重经济危机，强令交大停办航海、轮机两科，还表示交大的校名也可以更改，交大师生便决定在5月13日集体赴南京请愿。
政府停止火车的驶行，交大有铁道管理等系，学生就自己驾驶火车到真如车站附近。因很长一段铁轨被拆，军警又架设机枪布防，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才撤回学校。这些事件也给金冲及很大刺激。
还有一次，交大同学们请李平心教授来校在体育馆演讲，军警冲入校内，武装包围体育馆。同学们手挽着手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双方相持很久，军警才撤走。金冲及始终坐在现场，这对他又是一次深刻的教育。
暑假到了，金冲及旦中学毕业，报考了三所大学（北大、复旦、金陵）的历史系和一所大学（东吴）的化工系。其中，北大没有录取，其他三个录取了。报历史系，是因为他从小就爱好读历史。报化工系，是怕毕业后找不到职业，而化工是民族工业中发展得比较快的，如橡胶、制药等厂，毕业后较易找到工作。
他在复旦考作文时，是在子彬院。作文题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说》。监考的老师是周谷城教授，这年49岁，穿了一套白西装，在考场里走来走去看大家作文。大学很难考。复旦史地系是16个考生取1个，共取15人；新闻系更难考，是40个考生取1个。
录取是分别发榜的，登在报上。金冲及先看到金陵大学的通告，就先进了金大。在金大读了一个星期后，复旦发榜，也录取了。金冲及家在上海，就从金陵大学退学，回上海进了复旦大学史地系。那时他16岁，有的同班同学比他大5岁。
抗战胜利后，上海共有四所国立大学：交大、复旦、同济、暨南。交大的地下党和进步力量最强。同济学生的进步力量最初也很强，但校方很反动。复旦是双方力量都强，斗争十分激烈，但进步力量不断上升。暨南从校方到学生中，反动势力都很猖獗，但也有党组织和一定进步力量。
进入复旦大学时，金冲及很兴奋。入学后却发现复旦的学生运动正处低潮中，政治空气相当沉闷。
这年暑假，校方宣布免去张志让教授的法学院院长职务、周谷城教授的史地系主任职务，还解聘了洪深、顾仲彝、马宗融等一批进步教授。五二〇运动中最活跃的学生领袖有的被逮捕，有的被开除，有的被迫撤离。还有四个被捕的同学有释放，被囚禁在曹园。学生自治会门上贴着封条，不能再进行任何活动，让人看了就觉得伤心。所有教室下课后就上锁，防止学生在里面开会。
学校的训导处分课外活动组、生活管理组两个组，都由特务控制。
入校第一年的暑假，他和同学油印了一份简单介绍各系科情况的材料，供来报考的学生在选择志愿时参考。他发完后走到登辉堂（后改名相辉堂）北面比较冷僻的地方，后面有人悄悄跟过来，突然用手插到他裤袋里。金冲及回头一看，是训导处课外活动组的人员，名叫史逊。
金冲及平时还称他为“先生”，现在他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金冲及质问他干什么？他竟回答：“我看看你裤袋装的是什么？”材料已经发完，此人自然一无所获。生活管理组的训导员不定期地在晚上到学生宿舍里查房，有时学生还发现他们躲在室外偷听谈话。
这是金冲及没有想到的。因此，刚进复旦后有一段时间，他心情很苦闷。
经过5月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风暴洗礼，金冲及已强烈向往中国共产党。但是人海茫茫，共产党在哪里？他一无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