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周圣历元年( 698)，武则天将庐陵王李显召还东都，自此，一度困扰着武后及朝臣的太子之争终于落定了。武后晚年不余遗力地想促成李唐皇室与武氏宗族的平衡共存，然而武周朝独特的政治格局不断地打破其所期冀的平静，围绕着太子、武氏外戚以及二张兄弟的纷争始终未息，所有的纠葛在长安神龙之际聚积爆发。
一、懿德太子之死: 武后还政之再度波折
懿德太子李重润为唐中宗的长子，开耀二年(682)，重润诞生，“高宗甚悦”，“是岁，立为皇太孙开府置官署”。武周圣历初，李显再度为太子，重润封为邵王。而这位深受高宗喜爱的皇孙却在大足元年(701) 因窃议二张被武后处死。“大足元年，为人所构，与其妹永泰郡主、婿魏王武延基等窃议张易之兄弟何得恣入宫中，则天令杖杀，时年十九。”李重润事件《旧唐书》有多处记载，皆言其与永泰郡主及武延基议论二张，张易之诉与武后而被逼杀，《资治通鉴》亦采纳此说。
然而在当时，议论、弹劾二张已成为武周朝的舆论表达方式，是朝臣们的日常行为，武后却并未因此责罚大臣，更遑论杀戮了。如圣历二年(699)，“张易之兄弟每侍内宴，无复人臣礼”，王及善屡奏以为不可，“太后不悦”。久视元年(700)，在一次宴会中，张易之引蜀商数人在座同博，韦安石跪奏“商贾贱类，不应得预此会”，并“顾左右逐出之”，武后以其言直，劳勉之。魏元忠多次得罪二张兄弟，曾上言: “臣自先帝以来，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尽忠死节，使小人在侧，臣之罪也。”胡三省云: “小人在侧，斥张易之兄弟。”朝臣几次排挤二张，武后虽不悦，但也并未因此责罚他们，那么懿德太子之死或许就另有原因了。
细绎史料，《旧唐书·武延基传》为我们提供了蛛丝马迹: “寻与其妻永泰郡主及懿德太子等，话及张易之兄弟出入宫中，恐有不利，后忿争不协，泄之，则天闻而大怒，咸令自杀。”这段史料总体上与新旧唐书中其他纪传及《资治通鉴》的记载一致，只是多了“后忿争不协”几字，而这恰好是我们探寻被史书遮蔽的懿德太子死因的突破口。
武后复立李显后，一直为李、武两家的和睦而煞费苦心。圣历二年，“太后春秋高，虑身后太子与诸武不相容。壬寅，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等为誓文，吿天地于明堂，铭之铁券，藏于史馆”。黄永年认为，武后是想将李武融为一体，形成一个“以李氏居虚名，武氏掌实权的李武政权”。黄先生的“李武政权”说为认识武周肇建至玄宗诛灭太平公主这一时期的唐中央政治矛盾提供了典范解说。
从武后的角度观察，以李氏居虚名，武氏掌实权的政治格局可能会是其早年的设计。但对于李唐宗室及旧臣而言，他们对此种政治格局是否会接受? 而正如小编下文欲阐明的，武后深知回归李唐的趋势无法阻挡，“李武政权”的想法又是否能付诸实践? 即便实行了，实际效果又有多大? 这些问题都是值得仔细审视的。武后命李、武双方盟誓，实际上是想维系李、武共存的政治现状，力图设计以李氏为帝王，武氏继续维持宗室地位不坠的政治蓝图。这颇可反衬出武后晚年还政李氏与维系武周旧秩序的矛盾处境。
久视元年，吉顼进言: “宗室、外戚各当其分，则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犹为王，此陛下驱之使他日必争，两不得安也。”武后曰: “朕亦知之。然业已如是，不可何如。”胡注: “观太后使二子与诸武立誓，则诚知势有所必至而出此下策耳。”胡三省所言切中肯綮。武后晚年一直面对天下人要求立李氏为太子的巨大压力，无论武后如何强势，亦无法抗拒这股复唐潮流。
在确定立子为储君后，武后试图弥合李、武两家长期的矛盾，李武的共存也就代表着朝臣与武家的和谐。她也深知当时的局面已难有妥善之法，但还是选择明堂盟誓的“下策”。李重润与武延秀在明堂盟誓后不久“忿争不协”，便触碰到武后敏感的神经，被逼令自杀。懿德太子、武延基之死实因违背了武后“李武共存”的意愿，或因实录有所隐晦，后世史家皆受误导，未措意此事。所幸新旧《唐书·武延基传》保存了吉光片羽，再结武周晚期的政局情况，我们仍能发覆其事。
李重润自出生就深受高宗喜爱，不久便被立为皇太孙，并开府置官署，“及中宗迁于房州，其府坐废”。家庭的不幸遭遇多少会给年幼的重润带来些阴影，他对武氏外戚的态度可能并不像其父李显那般接纳。武延基之父武承嗣“尝讽则天革命，尽诛皇室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并“以不得立为皇太子，怏怏而卒”。武延基与李重润素日相处恐怕未必有多和睦。大足元年，在明堂盟誓后的敏感时间点，李重润与武延基窃议二张而起忿争，在张易之的推动下，武后不再容忍这位破坏盟约的长孙。同时，也是借此警示李唐宗室与武氏外戚遵守“李武共存”之盟誓。
懿德太子事件刺激了武后敏感的神经，对其还政李唐的温和态度亦造成不小的冲击，透过几次事件，我们能窥察出些许迹象。大足元年八月，苏安恒上疏劝武后禅位太子，黜武氏诸王，分封皇孙，“疏奏，则天召见，赐食慰谕而遣之”。武后不仅未怒，反而召见慰谕之。长安二年(702) 五月，苏安恒再次上疏劝武后传位太子，指责其“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武后的态度是“疏奏不纳”，“亦不之罪”。这与第一次召见赐食并慰谕的态度有一定变化。尽管这次苏安恒言辞激烈，但从首次上疏至今还不足一年，武后迥异的态度颇值得细究。
苏安恒两次上疏期间正好发生李重润事件，他第一次上疏在大足元年(701) 八月，李重润之死为大足元年九月，第二次上疏在长安二年(702) 五月，注意到这一时间节点，我们或能明晰李重润事件对武后的触动。经此事件，武后愈发顾虑其身后李、武两家的危机，对李唐旧臣的态度也由安抚转为警惕，苏安恒的二次上疏又催化了防范态度的升级。
长安三年(703)，张昌宗诬陷魏元忠事件，武后的反应则更为敏感。魏元忠曾多次得罪张氏兄弟，张昌宗诬其与太平公主之亲信高戬私议“太后老矣，不若挟太子为久长”，武后将元忠、高戬下狱，并与昌宗廷辨，昌宗引张说作伪证，武后召见时，张说却言元忠冤枉，在双方反复争辩下，武后始终穷追不舍，指责“张说反复小人，宜并系治之”，最终魏元忠被贬为高要尉，高戬、张说皆流岭表。至此，魏元忠事件还未结束，太子仆崔贞慎等饯元忠于郊外，张易之言有人告贞慎等与元忠谋反。武后命马怀素鞫之，又几次命中使督促，在马怀素的一再坚持下，武后无奈，方才作罢。武后必欲治罪崔贞慎等人的态度与其再三询问张说的急切表现一致，其如此态度就在于魏元忠、崔贞慎等皆为太子府官员，所涉事件又为谋反，敏感之人与事扰动着武后的神经。
自懿德太子事件及苏安恒二次上疏以来，武后已对李氏皇族与朝臣再度警惕起来，魏元忠事件距前二事又如此之近，而此时武后日益衰老，其内心的疑虑与不安便愈发加剧。张氏兄弟也正是寻准了时机才诬告魏元忠，几使武后再兴大狱。长安四年(704)，姚崇为相王府长史，武后令其兼知夏官尚书事、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崇却上言: “臣事相王，知兵马不便。臣非惜死，恐不益相王。”武后深然其言，改任姚崇春官尚书。在武后猜疑太子与朝臣的氛围下，姚崇力辞兵部长官一事亦可折射出武后政治态度的微妙变化。尽管武后有这一态度的变化，但她并未改变还政李氏的根本原则，事实上也无力改变。
明堂盟誓—懿德太子之死—苏安恒二次上疏—魏元忠事件，这一系列事件构成了武后晚年政治态度变化的重要脉络。
二、内嬖与外戚: 长安神龙之际的政治变数
武后晚年以明堂盟誓的方式力图维持李、武和谐的政治秩序，但李唐回归之大势与李武共存之意愿事实上是无法兼顾的，就在明堂盟誓后不久，李重润与武延基忿争之事便冲击着这一设想。从懿德太子之死—苏安恒上疏—魏元忠事件以来，武后对朝臣的态度转为猜疑、防范，这增加了李唐皇室的焦虑与不安。
随着武后日益老病，二张居内用事，武周朝政治氛围愈发紧张。“长安三年秋，麟台监张易之与其弟昌宗，权位日煽，欲作难，将图皇太子”，张氏已将矛头对准太子。为此，朝臣极为惶恐，他们意识到二张有对唐室复兴的不利举动。另一方面，也让朝臣恐惧的是他们的生命安全随时可能会受到二张的威胁，因此除诛二张便成为朝臣迫切的诉求。长安四年(704)，武周朝出现了朝臣群体性倒张浪潮。在武后多次庇护下张氏兄弟皆相安无事，宋璟甚至气愤地说“不先击小子脑裂，负此恨矣”。在此情况下，朝臣们内心的惶恐与焦虑又大为加剧。王同皎墓志叙此事时所言“上不报，朝廷危惧，坐虑倾夷”，即可提供一注脚。
二张之权势来源于武后，武后病重，他们忧虑自身处境是很自然的，但未必就有觊觎皇位的意图。张氏不同于李、武子侄具有威胁武后的身份地位，他们在朝中并无根基，且一直备受朝臣攻诘，只能依靠并忠于武后。二张的角色性质颇有些类似皇帝信用的宦官，有专权之可能却无篡位的条件。武后晚年面临着朝臣要求还政李氏和祛除二张的双重压力，这两层要求都对其女主权威构成了挑战。有意味的是，武后能在还政李氏的问题上对朝臣一再退让，但对处治二张却并不妥协。武后极力宽宥、维护二张，即因张氏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自己的权威。
二张对武后的重要意义也与她对子侄的强烈猜疑密切相关。武承嗣为文昌左相，李昭德密奏言:“自古帝王，父子之间，犹相篡夺，况在姑侄，岂得委权与之? 脱若乘便，宝位宁可安乎?”武后矍然曰:“我未之思也”，“承嗣俄转太子少保，罢知政事”。武后对李唐皇室长期防范的同时，对武氏外戚亦不信任。在武后内心，二张是要比子侄更加忠诚可靠些，她会极度防备子侄作乱，但却需要二张为自己代言行事，出入宫禁。
武后晚年所谋求的李、武共存秩序实际上是维持李、武、张三方的平衡，张氏兄弟作为宠臣，本无自身势力，故而关键仍是维持李、武势力的平衡。李、武平衡既是武后维护其皇帝事业的意愿，也是防止其中一方势力独大而威胁到自己的设想。武后不愿意武氏力量被李氏压制，同时也不想让武氏外戚势力过大。二张作为武后权力的延伸，代表的是武后的立场，他们的存在能很好地牵制李、武，平衡双方势力。但对于李唐皇室与朝臣而言，至长安神龙之际，二张的存在犹芒刺在背，必欲除之而自安。
张氏兄弟与朝臣素有嫌隙，长安三年以来，已有剑拔弩张的趋势。懿德太子之死，污高戬与魏元忠谋反，二张又得罪了太子与太平公主等皇室。反观张氏与武氏外戚却相对和谐，武承嗣、武三思等一向讨好张氏，且“折节事之”。张、武之间也确早有过勾连，“三思又以则天厌居深宫，又欲与张易之、昌宗等扈从驰骋，以弄其权”。武周后期，张易之引其党武攸宜为右羽林大将军，方才自安，这也颇能反映张、武之间不寻常的关系。相比与李唐宗室的冲突，二张则与武氏外戚结为奥援。于唐室而言，二张最大的威胁就在于，一旦武后病危，双方内外联手，如此，唐室回归便又存在变数了。朝臣对此便有深切的感受，崔玄暐奏言“宫禁事重，伏愿不令异姓出入” ，张柬之联络李多祚政变时言“今大帝之子为二竖所危”，“异姓”与“二竖”皆直指二张兄弟。
唐休璟曾密言李显“二张恃宠不臣，必将为乱。殿下宜备之”。朝臣们所担心的就是二张居内，串通武氏，到时唐室便陷入被动，局势难测。崔泰之墓志可为笔者此推论提供一定的佐证，其志云: “于时外戚干政，内嬖握权，将假中闱，图危冢嗣。公以家承汉相，深东都之忧; 谋协陆生，赞北军之举。乃与羽林将军桓彦范等，共图匡复，中兴之际，公有力焉。”武氏外戚与内嬖张氏兄弟同时存在对唐室而言是不小的威胁，这种威胁可能会造成唐室中兴的危机，为此李唐皇室与朝臣极为不安。
武后病重、猜忌唐室，二张居内用事，武氏外戚，这些变数都使得朝臣难以自安。正是在此紧张氛围的笼罩下，李唐旧臣以诛二张为名，开启了唐室中兴之业。我们以后见者的立场来追溯这段历史，不能说是这些事件导致了神龙政变，而它们共同烘托的忐忑氛围却推动着李唐势力采取行动，这些不确定因素对时局的影响，对政变的推力是可言明的。
三、唐臣之“常道”: 李唐旧臣对武周认同之界限与政治理想的实践
神龙政变的主要功臣王同皎墓志载: “属火见春季，天下寒食。太原旧俗，人重相延。公因召御史中丞桓彦范至宅，戚言大体曰: ‘其如王室何?’相对潸然，遂定匡复之计。”志文载王同皎曾在寒食节与桓彦范谋定匡复之计，那么王、桓二人究竟是在哪一年的寒食节定计? 按寒食节多在清明节前一两天，而清明节又在二三月，神龙元年正月桓彦范等发动了政变，因此不会是神龙元年的寒食。志言当时桓彦范的职位为御史中丞，《旧唐书·桓彦范传》载其“长安三年，历迁御史中丞。四年，转司刑少卿”。那么王、桓定计当为长安三年抑或长安四年。
又，《通鉴》长安四年七月乙巳条载“御史大夫李承嘉、中丞桓彦范奏”，十二月辛未条载“太后命……御史中丞宋璟鞫之”，“司刑少卿桓彦范上疏”，可知桓彦范当在长安四年七月至十二月间由御史中丞转为司刑少卿，王、桓定计就很可能是长安四年。由于桓彦范在长安三年任御史中丞的具体时间尚未明晰，则王、桓定计还可能为长安三年。墓志还云二人定计后不久，王同皎竟引结刺客，欲刺杀张易之，再联系到长安四年的倒张潮，则长安四年的可能性较大。在未知长安三年桓彦范迁官具体信息的情况下，谨慎地将王同皎与桓彦范定匡复之计系为长安四年当不至武断。
与王、桓寒食定计相似的场景在传世文献中也有记载: “长安中，张柬之代元琰为荆州长史，与元琰泛江中流，言及则天革命，议诸武擅权之状，元琰发言慷慨，有匡复之意。及柬之知政事，奏引元琰为右羽林将军。”张、杨泛江交谈之事，《册府元龟》也载为“长安中”。《资治通鉴》载: “初，柬之与荆府长史閺乡杨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语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复之志。”胡注: “二人相代，当在久视元年。”狄仁杰向武后推荐张柬之为相时言“荆州长史张柬之”，当时张柬之便已是荆州长史了。按狄仁杰死于久视元年九月，其向武后推荐张柬之当在此前，胡三省将张柬之与元琰相代一事系为久视元年是有根据的，《旧唐书》《册府元龟》言此事为长安年间恐有误，今不取。
墓志与史书都载有李唐旧臣言及匡复唐室的意图，政变似乎是早有酝酿的，通过对史料的勾连，我们也还能找到一些线索。张柬之向来被视为五王政变的核心人物，他以八十高龄被武后启用为相全赖狄仁杰与姚崇二人的力荐。武后两次向狄仁杰求荐贤才，仁杰两度推荐柬之。长安四年九月，姚崇向武后推荐张柬之，十月，柬之任同平章事。作为张柬之的举荐人，姚崇深预政变的核心机密，二人的政治关系十分紧密。同时，姚崇与狄仁杰也颇有渊源，姚崇曾受狄仁杰举荐，史言“仁杰常以举贤为意，其所引拔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至公卿者数十人”。
其中桓彦范、敬晖也正是神龙政变的主要参与者。政变的几位主要人物都与狄仁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并非全是偶然，他们之间的关系互相交织，形成多重政治关系网。学者言狄仁杰的行动“实际上起了最初的组织作用”，这种“组织作用”实际上也是有意无意的。狄仁杰等虽早有人事关系的交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当时便有明确而具体的政变预谋。这仅是他们以老臣的政治敏锐所进行的人事卡位，用心系唐室的老臣占据关键职位，以期在日后可能的变局中占据一些主动。不过，从杨元琰的“匡复之志”到王、桓二人的“匡复之计”，唐臣的政治理想倒是愈发明朗化。
唐臣共同的政治追求需从整个武周时代的政治脉络中来寻求理解。武周肇建前后，尤可注意的是，李唐旧臣对其唐家老臣身份的认同。来俊臣诘问李安静反状，安静言: “以我唐家老臣，须杀即杀! 若问谋反，实无可对!狄仁杰为来俊臣诬构下狱，被逼胁承反，叹曰: “大周革命，万物唯新，唐朝旧臣，甘从受戮，反是实! ”李安静与狄仁杰面临酷吏拷问其反状时，采取的策略虽有不同，但都对其唐家老臣的身份特别强调，并甘愿因此而受戮。
这大概是这批唐家老臣共同的政治底色。武周肇建后，李唐旧臣始终在践行着维护李唐皇嗣，延续唐祚的使命，在他们的劝谏下，武后渐有召还庐陵王的想法，但这只是影响武后决意立子为嗣君的因素之一。武周后期，对外，武后面对着契丹、突厥的军事挑战，对内，面临着朝臣要求复立李氏的政治压力。而契丹与突厥都曾打出匡复李氏的旗帜作为起兵的宣传，在此形势下，伴随着武后春秋渐高，立子为嗣的现实问题便无法再回避。圣历元年，吉顼曾言: “今天下士庶，咸思李家。”正是当时天下士庶皆倾心李氏、仍思唐德的社会共识迫使武后不得不顺应潮流，复立李氏。
尽管武后已立李显为太子，但朝臣仍有要求其禅位的诉求，大足元年，苏安恒上疏言: “陛下钦圣皇之顾托，受嗣子之推让，应天顺人，二十年矣。……何不禅位东宫，自怡圣体! ”长安二年，苏安恒再度上疏: “陛下虽居正统，实唐氏旧基。……当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 将何诰命以谒大帝坟陵? ……臣愚以天意人事，还归李家。……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万乘之国哉! ”苏安恒的言论颇能代表部分唐臣的心声，其劝谏武后禅位之措辞是围绕武后受高宗顾托，嗣子推让而居帝位这一主题展开的，着力强调武氏实因唐氏旧基而肇兴帝业，在“天下士庶未忘唐德”的大势下，若不还归李氏，不仅无法向天下人交代，更无法向高宗及唐家宗庙交代。
这不禁让笔者想起，裴伷先曾对武后言“陛下为李氏妇，先帝弃天下，遽揽朝政”，裴伷先的话语与苏安恒的言辞极有共鸣之意，二者的思想都是强调武后李氏妇的身份，在朝臣心中，武后作为李氏妇的这一根本归属始终未变。“唐家媳妇”、“李氏妇”的身份不仅是武后自身无法摆脱的角色，而且是唐室老臣对她身份的定位。当武后开始突破李氏妇的身份，从幕后逐渐走向台前，迈出代唐步伐时，大臣们便相继出面劝阻。
俞文俊上书直言: “今陛下以女主居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隔塞，山变为灾。……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不然，恐灾祸至。”在俞文俊看来，女主临朝是有违常理的，乃至会引发灾异。《松窗杂录》载，狄仁杰曾对其堂姨卢氏言: “‘某今为相，表弟有何乐从，愿悉力以从其旨’。姨曰: ‘相自贵尔。姨止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公大惭而退。”俞文俊和卢氏指斥女主的言论及狄仁杰的自惭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或可折射出那个时代的人们对女主临朝称帝的反感之态。在当时，传统的政治规则是以男性为帝王而统摄天下，武后“以女主处阳位”便违背了这一法则，为时人所指责。
唐人对李氏政权的认同感是极为强烈的，其中刘濬夫妇便是斥武革唐的坚决反抗者。武后代唐前夕令大臣上表劝进，刘濬直言“忠臣守节，不附邪谋，死而后已，未敢闻命”，他也因此被长流岭南，终于广州。永昌之后，刘家例还资荫，刘濬夫人李氏诫其子曰: “用荫足免征役，不可辄趁身名。汝祖父忠贞，忘身殉国，吾今食周粟，已愧明灵，汝傥事伪朝，如何拜扫。”
令人惊异的是李氏竟斥武周为“伪朝”，并因食周粟而感到愧对明灵，李氏所言“汝祖父忠贞，忘身殉国”是指刘仁轨、刘濬父子皆心系唐室，保持臣节。刘濬“二子亲承训诲，甘守乡园”，未出仕武周，直至“中宗监国，诏书夜过，夫人夙兴，因率二子入都，修祠诣阙”。墓志叙事的一般规律“往往呈现出‘事实而情虚’的特征，即墓志所记事件的基本事实并不会向壁虚构”。刘濬夫妇的言辞虽看似偏激，但志主生前所言是不太可能也没有必要去虚构伪饰的，且如刘濬夫妇这样忠贞慷慨的言行，更是值得大书特书，留下这浓墨重彩的一笔。
刘濬一家始终与武周保持着相当的距离，甚至斥其为“伪朝”，尽管这是一个案，但刘濬家庭与其他唐人反武代唐的立场却是一致的，相比其他朝臣迂回、灵活的反武策略，刘濬夫妇的方式更为直白。神龙政变 时，桓彦范以事告其母，母言“忠孝不两全，先国后家可也”。桓母将匡复唐室视为人臣之忠，这与刘濬家庭的忠唐态度有异曲同工之处，桓、刘两家皆为那个时代视唐室为正统的传统家庭。李氏当天下则构成了传统政治的又一内涵。男性为帝王、李唐驭天下是当时的政治传统。
回溯武周时代，李唐旧臣可以最大限度地容忍武后临朝乃至其作为“唐氏妇”而暂代唐政，但他们对武周政权的认同有着较为清晰的边界。确保太子为李氏子，最终回归至唐王朝的传统轨道是唐臣对武氏认同的界限所在，他们绝不允许武氏越此边界。一旦李姓嗣君的地位受到撼动，则要坚决抵制，乃至激烈抗争。朝臣的这些行为不仅是那个时代的共鸣，更是凸显其唐臣责任的担当。
神龙政变后，武后移居上阳宫，“王公已下皆欣跃称庆”，姚崇独呜咽流涕。彦范、柬之谓姚崇曰: “今日岂是啼泣时! 恐公祸从此始。”姚崇却言: “事则天岁久，乍此辞违，情发于衷，非忍所得。昨预公诛凶逆者，是臣子之常道，岂敢言功; 今辞违旧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终节，缘此获罪，实所甘心。”作为唐室旧臣，姚崇参与了匡复唐室的政变，这与其他唐臣的政治理想与实践是共同的。所不同者在于，姚崇对拔擢自己的女主武后同样以终臣之节视之。姚崇预谋政变与哭泣武后的矛盾举动是其践行臣子之“常道”与“终节”的真实写照。实际上，“臣子之常道”也是李唐旧臣所奉行的圭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