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多次派机要秘书来询问，急切地想知道新四军残部的下落。

毛泽东那边急得直跺脚，大伙儿谁都不敢进去报告。机要秘书干脆待在机要科的窑洞里，想着等有消息了再回去汇报。

只要肯努力，就一定会有回报。

总算等到了！

文件翻译完成后，机要秘书带着报告走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

看完之后，那位大人物静静地坐着，一言不发。

新四军的指挥部遭到了敌人的包围和攻击。

熟悉那段历史的朋友，看到这个时间点，大概就能联想到，这恰好是皖南事变发生的时候。

毛泽东迫切想知道，在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军部还剩下多少战士，是否有幸存的官兵能提供直接的情况汇报。

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恶行至关重要，这直接关系到我们能否顺利重建军部。我们必须严防蒋介石抢先发布消息，绝不能让新四军背上"叛乱"的黑锅。

但这事哪有那么简单？

叶挺带领的九千多人队伍，遭遇国民党九个师的包围攻击，大部分人在战斗中牺牲，仅有少数成功突围。事后统计，幸存者不足两千人。

这么着急，上哪儿去把他们找来问个清楚呢？

时间拉长的话，肯定能发现活着的人，把真相还原出来。但情况紧急，我们得赶在国民党公开消息之前，先一步掌握详细情况。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国民党对新四军的围剿情况，很快就被传递到了延安的中央领导手中。

这个大功究竟是谁立下的呢？

这位同志名叫曹丹辉，当时在新四军担任两个重要职务：一是参谋处第三科的副科长，二是无线电总队的副总队长。

接下来让我们详细讲述这位革命先辈如何从敌人的魔爪中成功脱险的故事。

1940年末，蒋介石无视抗战大局，不断挑起针对共产党的冲突，甚至毫无根据地散布谣言，诬陷新四军发动叛乱。他强令新四军迅速撤退到黄河以北地区。为了维护抗日统一战线，避免让亲者痛心、仇者得逞，我们党选择了忍让，最终下令新四军向北转移。

1941年1月5日天还没亮，叶挺带着新四军军部和几个团的队伍，总共九千人，从云岭驻地出发，朝北边行进。

我军跨过青弋江，到达泾县茂林一带时，国民党的七个师从各个方向包抄过来，形成了合围之势。

尽管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不少事端，但他们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对八路军和新四军总部发动攻击。正因如此，叶挺、项英等新四军领导人都没有做好应战准备，这个疏忽造成了严重后果。当敌人突然包围时，我军立刻陷入了被动局面。

曹丹辉那时就在叶挺身旁，专门管着通讯联络的事。

战斗一开始，新四军军长叶挺马上写了两份电报，让曹丹辉等人赶紧发出去。

这是发给蒋介石和顾祝同的首封电文，质问他们为何要发动内战。

同时，一封电报也发往延安，向中央请示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叶挺向司令部强调，必须确保电台安全，随时与中央保持畅通联系。

多亏了这句话，曹丹辉才在激烈的战斗中捡回一条命。

二、曹丹辉在混战中成功突围

最初阶段，新四军尚能顽强抵抗一段时间。

没过多久，国民党的九个师全部包围过来，局势一下子变得非常危急。

国民党军队的一四四师和七十九师顺着茂林方向的大道推进，最终抵达距离军部驻地的小村庄仅两三里远的位置。

新四军的直属部队全员出动，不分性别年龄，有武器的拿武器，有手榴弹的带手榴弹，就连炊事员也握着菜刀投入战斗。叶挺军长手握二十响驳壳枪，亲自坐镇指挥，这场激烈的白刃战一直打到夜幕降临。

外面的敌人越聚越多，敌众我寡，按原计划突围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天黑后，战士们卸下重装备，顶着大雨往青弋江赶路。第二天天刚亮，队伍抵达石井坑。军部的几位领导在这里碰了头。同时，三团、五团和特务团的部分战士也在这里集结完毕。

曹丹辉他们刚装好电台，耳机里立刻传来了延安的呼叫信号。

毛泽东一收到叶挺发来的电报，马上就给他回了信。

叶挺军长全权指挥皖南部队的所有军事行动。我们要把兵力集中起来，找准敌人的薄弱环节，果断组织突围。如果遇到损失，要尽量保护好干部。

项英副军长看完电报，递给叶挺军长，表示："这事就由你全权处理了！"

叶挺读完电报，眼眶湿润，声音有些哽咽："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我们如此信任..."泪水滴在电报上。他转向大家，语气坚定："为了党的理想，为了人民的解放，我们一定要坚持战斗。从我做起，每个战士、炊事员、饲养员，哪怕只剩下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也要和那些卖国贼血战到底！"

曹丹辉当时就在现场，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也亲耳听到了所有细节。

叶将军在生死关头依然坚守信念，这份骨气让人打心底里佩服。

国民党军队步步逼近，被包围的新四军损失惨重，多个团几乎全军覆没。五团阵地传来最后的消息：团长徐金树在与敌人近身搏斗中英勇牺牲，全团仅剩十几名战士。尽管如此，战士们依然顽强抵抗，誓死守卫阵地，绝不退缩。

曹丹辉话音未落，远处传来密集的枪响，紧接着"嗖"的一声，他的声音戛然而止，再也没能继续说下去。

经过四天四夜的激烈战斗，军部在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下溃散了。

叶挺让大家分头突围。曹丹辉实在保不住电台了，就和几个战友钻进树林里，成功避开了国民党士兵的搜查。

曹丹辉走着走着，碰见了参谋周绍坤和秘书陈烙痕。他们一边走一边继续喊着：“同志们，跟我们一起上山！”藏在树林里的战友听到他们的喊声，纷纷跑上山来。此时山下到处都是敌军，国民党军队的青天白日旗插得到处都是。

一位教导总队的战友怒火中烧，不顾自身安危，举起了随身携带的红色信号旗。那些被打散后躲藏起来的战士们，看到这面红旗，顿时精神一振，握紧手中的武器，朝着红旗指引的方向冲上了山坡。

曹丹辉他们三个是机关工作人员，看到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就临时组建了一支战斗队伍。他们开了个党员会，选出了小组负责人，把所有人都分成五个战斗小组，然后继续投入战斗。

我们一帮人坚守山顶整整一天。可惜对方人多势众，天黑突围时，我们这支临时拼凑的队伍，再次被敌人打散了。

曹丹辉已经想不起自己是怎么从混乱的战场上逃出来的了，唯一记得的是，那天夜里，他躲在茂密的树林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活下去。他拼了命地往外跑，不敢停下。

多年后回忆往事，眼看日本人在前面残害我们的乡亲，他却在自己人的追杀下，在深山老林里差点丢了性命，想想真是让人心酸。

曹丹辉的困惑：难道我脸上写着“新四军”几个字？

突围后，曹丹辉孤身一人，既没了武器，也找不到电台的踪影。

曹丹辉虽然饿着肚子，但头脑依然清醒。他明白，党中央让新四军向北转移，说明北方肯定有部队在等着他们。所以，他坚定地朝着北方前进，去找自己的队伍。

他一路不停地往前赶，避开了反动派的追捕。傍晚时分，他走到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意外地遇见了军部的机要秘书顾雪卿。

两人劫后余生，又惊又喜，紧紧抱在一起，不约而同地喊道：“咱们过江去！”

他们俩穿着新四军的制服，逃跑起来特别费劲。两人一合计，跑到附近一个农民家里，跟那家的老爷子说明了情况，求他帮忙找两身老百姓的衣服穿。

回头想想，当时这么做确实挺冒险的。要是这户人家跟国民党有关系怎么办？要是他们去告密怎么办？

新四军的战士们认为，参军抗日就是为了拯救国家危难、保护千千万万的同胞，他们和老百姓早已亲如一家，根本不会对他们产生任何戒备和怀疑。

老大爷听说曹丹辉是新四军的，赶紧招呼他们坐在床边，还找了些食物。两人一边吃一边告诉老人，现在反动派查得特别严，想请老人帮忙找两套普通衣服换上。

曹丹辉注意到这家有两个儿子，身材差不多，衣服应该合适，便说道：“能不能请你家这两位弟弟把衣服借给我们？我们会给你一些钱，麻烦你明天再帮他们买两套新衣服。”

老爷子的大儿子二话没说，直接把衣服脱下来递给了曹丹辉。他弟弟也有样学样，扯过那床破被子往身上一裹，把自己的上衣和裤子都送给了顾雪卿。

曹和顾两个人掏出了能买四身衣服的钱，递给了那位老人家。

老大爷对军阀和国民党军队进村抢东西的行为早已习以为常，觉得他们不白拿衣服就算不错了，哪还敢收钱。经过一番推辞，他满脸不好意思地接下了钱。

曹丹辉回应道：“大叔，你们的恩情我们记在心里了！”说完便转身往外走。这时，躺在床上的兄弟俩叮嘱道：“同志，我们就不送你们了，路上多加小心！”

衣服都脱光了，光着屁股，没法下去送东西。

那时候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家里连件像样的衣裳都置办不起。每人只有一套出门穿的衣服，要是给了新四军的同志，自己就没得穿了。

军民一家亲，这些简单的事例就是最好的证明。

两人费了好大劲才把衣服的事情搞定，正要趟过一条小河，没想到迎面撞上一伙凶巴巴的国民党士兵，曹丹辉和顾雪卿同志又被冲得各奔东西了。

曹丹辉独自一人继续向北行进，没想到江边的各个渡口都有国民党军队把守，许多向北撤退的同志都被他们认出并逮捕了。

他在三个村子之间转来转去，既没发现顾雪卿的踪影，也没找到一个能过河的好地方。

经过长途跋涉，我到了泾县二十里铺，就在那里，意外碰见了一位卖东西的陌生女人，她显得很神秘。

这位女子看起来挺年轻，大概二十多岁的样子，正在卖小吃。曹丹辉过去买东西，她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然后小声催促道：“赶紧，进屋去。”

曹丹辉察觉到她语气不对劲，就跟着她走进了一间茅草屋。

她立刻锁上门，没等曹丹辉开口，就急切地提醒他：“从这儿到泾县那一片，全是五十二师的宪兵和便衣在巡逻，现在封锁得严严实实，根本没法走。你赶紧从我家后面的稻田往北去，那边有条小船等着。”

曹丹辉既惊讶又兴奋地询问道：“是组织安排你来的吗？”

她没说话，只是递给我一包麻饼和一把花生，接着急切地催促：“赶紧走吧！照顾好自己！”

曹丹辉心里乐开了花，认定对方是组织派来的地下党员。他二话不说，接过物品，往桌上甩了十块钱，按她指引的方向，快步朝北边赶去。

没走多久，就发现了小船，轻松过了江，继续朝北前进。

过了河，没想到又碰到了失散的顾雪卿，原来他也琢磨了不少法子，悄悄渡过了江。

两人聊了聊分别后的情况，随后进了家茶馆，点了些小吃。刚吃完一个烧麦，伙计匆匆跑进来，小声提醒：“赶紧撤，县长带了二十多号人正往这边来。前门走不通了，我给你们开后门。”

曹丹辉满脸疑惑地问：“你这话是啥意思？”

店小二急匆匆地喊道："赶紧离开，我一眼就看出你们是新四军的同志，快走，别耽搁了……"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只能对那个小伙计道了声“谢”，便从茶馆后门离开了。到了山顶，远远望见一队穿黄军服的敌军正往小岭街走。顾雪卿感叹道：“茶馆里那个小伙子，我永远都忘不了他！”

曹丹辉没穿新四军的制服，但别人一眼就认出了他的身份。他纳闷：难道我脸上写着“新四军”三个字吗？

他的长相和举止给人一种正直可靠的感觉，这种气质是由内而外自然散发的。普通百姓的直觉往往很准，一眼就能看出他的为人。

四、腿上的标记帮了大忙

经过重重险阻，我们逐渐远离泾县，处境也变得更加安稳。

稍稍平复呼吸后，曹丹辉猛然记起一件要紧的事。

叶挺军长在突围之前，始终惦记着与党中央保持联络。

如今电台已经没了，整个新四军军部里，可能就剩我还知道通信密码和呼号方法了。其他同志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不知道他们还在不在。

我负责着传递信息的关键任务。

他一直在用秘密通讯的密码，这个应该不会忘记，但呼叫代码经常变，很难完全记住，万一过几天想不起来了，那就彻底跟上级和党中央失去联系了。

这件事突然想起来，真是让我心头一紧。

曹丹辉生怕忘了，赶紧在大腿上记下了这个标记。

继续向北行进，最终抵达了长江岸边。在那儿四处询问，终于找到了一支队伍，这支队伍原属第三团，经过多次转移后来到了这里。

安顿好以后，大家一打听，发现不少部队都分散在不同地方，最麻烦的是和上级失去了联络。

目前国民党军队对长江实施了严密封锁，我们完全无法突破防线。

难道我要一辈子困在江南这地方？绝对不行。

派个人过江去找上级联系，但问题来了，上级在哪儿呢？等跑到延安再回来，早就错过时机了。

，觉得还是去苏北找陈毅的指挥所比较好。

不过无论如何，总得先找到他们，跟他们搭上线再说。

曹丹辉爽快地答应道，这事儿包在我身上，陈毅在江北的指挥部用的电台密码、频率还有呼号方式，我这儿都一清二楚。

他低头看了看腿上那个标记，发现上面的字迹已经渐渐变得模糊不清了。

光靠这些还不够，电台问题怎么处理呢？曹丹辉带着几个从军部逃出来的电台技术员，到处搜寻零件。原来的电台都没了，最后他们找来几台破旧的收音机，拼拼凑凑，总算搞出了一台只有5瓦的小型电台。虽然功率不大，但总算能发报用了。

架设好无线电设备后，信号立刻接通了。

当时，刘少奇和陈毅在苏北地区急切地打听着叶挺部队幸存者的下落。

电台连续呼叫了好几天，叶挺那边始终毫无音讯，谁也没料到今天居然有了回应。

通过这个小电台，刘少奇和陈毅获取了江南新四军的详细情况，也得知了国民党顽固派残害自己同胞、屠杀新四军战士的具体事实。

这些信息很快传到延安，交给了毛泽东查看。毛泽东非常生气，立即命令周恩来在重庆、刘陈在苏北，分别代表中共或新四军，公开揭露国民党军队围攻新四军的具体情况。

中共很快赢得了公众的广泛支持。

蒋介石一直在暗中操控舆论，试图先给新四军扣上叛乱的帽子，再彻底取消这支部队的编制。要是江北的新四军不按命令向北撤退，他就会以剿灭叛乱为借口，继续对陈毅的部队发动进攻。

当时新四军元气大伤，要是让蒋介石抢占了先机，江北几万官兵很可能会像叶挺那样陷入绝地。

就算蒋介石再有天大的本事，也堵不住老百姓的悠悠众口。

刘少奇和陈毅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这件事做得合情合理，顺应了天意和民众的心愿。

新四军特别表彰了立下大功的曹丹辉，并发布了嘉奖令。

很多年过去，陈毅回想起这件事依然心潮澎湃。当时一位默默无闻的新四军科长，带着一台功率只有5瓦的小型电台，在形势复杂多变的战争年代立下了大功。要不是曹科长把联络信号写在大腿上，咱们的新四军部队可能就保不住了。

曹丹辉科长虽然立下不少功劳，但从不会因此自满。他始终踏踏实实地在通信岗位上辛勤工作，从新四军调到华东野战军，一直坚守职责。新中国成立后，他在1955年荣获少将军衔。可惜的是，1977年他因病去世。

我们要永远记住，那些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过血汗的英雄们，他们的功绩永不磨灭，像太阳一样永远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