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个人口呈爆发式增长的王朝。史料记载,顺治末年时,清朝人口大概八千多万。历经两百多年发展,到清末,人口达到四亿多,与之前相比,数量足足增长了约五倍。
清朝的基本盘八旗人口数量几何?仅254万之数。这其中涵盖了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等多个组成部分,各旗在清朝的架构体系里都有着独特的地位与作用。
入关之际,八旗人口数量究竟几何?大约为173万人。
从这方面看,历经两百年的繁衍,数量仅增加了约1.5倍,与全国人口的增长速度相比,差距甚远。要是和明朝宗室的规模一比较,这点增长数字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依据《明神宗实录》的记录,在万历四十七年即1619年,明朝的宗室人口已达六十万之众。仅仅过了两百多年,就从明朝初期的五十多位宗室人员,发展繁衍到了大约六十万人。
丁丑日,大学士李廷机、叶向高奏报:万历三十三年时,玉牒所记宗支共十五万七千多位。如今自那时已过十四年,袭封新生者又有六十多万位,较弘正等年间不止多了百倍。若要开局纂修,需设法、定限、分委、责成,特列条款请示 。——《明神宗实录·卷四九二》
显而易见,在清朝时期,八旗凭借其政治上的优势地位,人口增长的态势明显有悖于常理。这种情况表明,政治地位的优越对八旗人口增长起到了异于常规的推动作用。
然而,倘若存在居心叵测之人从中干预,事情或许就能解释得通了。换种说法,这实则是清朝数位皇帝有意而为所产生的结果。
接下来便有疑问产生,清朝为何要采取这样的做法呢?
清朝面临一个此前两千年封建王朝都未曾遭遇的致命难题,那便是如何应对数量众多的本族穷人。这一状况是清朝特有的困境,在过往封建王朝的发展历程中并无先例。
八旗在清朝有着极为关键的地位,它是清朝的根基所在,更是入关时的核心力量。这就如同其他王朝那些立下赫赫战功、拥有崇高地位的开国勋贵,对清朝的发展和建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个王朝的勋贵数量最多也就百来人。尽管他们持续繁衍后代,可通常只有长子能继承爵位。而且皇帝还会不定期对勋贵集团进行整顿,如此一来,勋贵势力始终处于可控状态之中。
八旗与其他不同,它是以民族为联结打造的军事贵族群体,这种独特模式能最大程度汇聚战斗力。正因如此,在入关以后,八旗作为一个整体,皆成为了勋贵集团。
这情况颇为棘手,依照相关政策,八旗的后代始终为八旗成员,皆能享有“铁庄稼”般的待遇。恰似明朝的藩王,只要身为藩王子弟,朝廷便会按例供给米禄。
在多子多孙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能够享受补贴的条件下,八旗人群自然会毫无顾虑地大量生育后代,以顺应传统并获取相应的补贴福利。
人口基数增大,从族群角度看对满人确有益处。然而对爱新觉罗家而言,这无疑是个负担。毕竟各项开销都出自爱新觉罗家,底下人的钱财多了,主子可支配的钱财必然减少,他们怎会不心疼。
换个角度看,清朝本质上是爱新觉罗家族掌控的天下,并非八旗群体的清朝。基于此,爱新觉罗家族必然会采取一些举措来加以限制,可又因种种顾虑而不敢把限制的力度搞得过大。
清朝作为异族入主中原,为求统治稳固,就需稳住八旗这个根基。可要是任由八旗毫无节制地繁衍,清朝国库收入根本跟不上人口增长步伐,长此以往,大量八旗子弟陷入贫困在所难免。
如此一来便又绕回最初的问题了,那便是在面对数量众多、同属一族的穷人时,究竟该采取怎样的方式和态度去应对。
在汉人王朝,这个问题压根不算事儿。在其统治之下,同族中存在大量穷人本就是常态,民众所求不过是能有口饭维持生计。一旦连饭都没得吃,那大不了就揭竿而起,反抗到底。
在皇帝眼中,只要不是蔓延至全国范围的大规模起义,那些分散、不成气候的起义根本不足为惧,处理方式简单直接,派军队镇压即可。
满人穷人的情况与他人不同,他们本为八旗子弟,生存依赖八旗制度,而八旗是清朝统治的核心所在。他们若造反,便会使爱新觉罗家族陷入两难境地,不知该镇压还是不镇压。
采取镇压手段?爱新觉罗家族原本就凭借八旗制度来防范其他民族,如今却要对八旗子弟也加以防范,这无异于自我否定八旗制度,而这制度可是其统治根基,如此做无疑会动摇统治。
若不采取镇压手段,统治地位必将岌岌可危,被赶下台只是迟早之事。一旦放任不管,反抗行动会不断升级,届时满汉民众联合起来发起反抗,清朝的统治必将彻底覆灭。
面对诸多行不通的情况该如何是好?不妨采取釜底抽薪之策。限制八旗,特别是满洲八旗的人口增长,同时让部分汉人旗人脱离旗籍,如此便能最大程度地抑制这一问题。
最初便是出旗这一情况。要知道,八旗成员构成多元,并非只有满人,还涵盖众多汉人、蒙古人、达斡尔人等。汉人大多被编入汉军旗,蒙古人编入蒙古八旗。八旗中地位最高的当属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居次,汉军八旗地位最低。
需明确,汉军旗虽由汉人构成,却被视作旗人,归属于八旗群体。他们享受“铁庄稼”待遇,领取八旗粮饷。汉军八旗的女儿会参与选秀并与皇室通婚,这和普通民人汉人存在本质差异。
汉军八旗在八旗中地位处于末位,可功劳堪称首位。清朝入关之后,他们成为征战天下的主要力量,并且在八旗各群体里,汉军八旗的人数也是最多的。
顺治五年(1648 年)的丁册显示,彼时八旗汉军连同壮丁总数达 26 万,在八旗总人数里占比 76%。时光流转,到了雍正年间,这部分群体的人数较之前进一步增长。
1723年雍正元年之际,八旗汉军与家丁的总数高达44万之多,在八旗总人数里所占比例达72%。鉴于此情况,这些人顺理成章地被当作优先出旗的对象。
起初,准许八旗的包衣奴仆通过赎身的方式独立门户。随后,汉军里的闲散人丁也被允许脱离旗籍,他们空出的职位则用来安置满洲八旗的子弟。
很明显,出旗的人数寥寥无几,可朝廷的负担却在不断加重。到乾隆当政时,乾隆开启大规模抬旗举措,以此应对相关问题。
乾隆七年即1742年,乾隆针对汉军八旗颁布《筹汉军归籍移居谕》。他称汉军八旗原本不属于满洲群体,还以其生计艰难为由,“善意”地让他们改归民籍,可稍有眼力的人都清楚,这不过是卸磨杀驴之举。
在开疆拓土、征战四方之际,清军把汉军八旗推至前线打头阵。可后来供养出现问题,汉军八旗首当其冲成为被裁撤对象。从这时起,清朝便拉开了大规模让汉军出旗的计划帷幕。
乾隆先在京师八旗推行出旗为民举措,随后将其扩展至各地驻防。例如福州驻防的八旗汉军,于乾隆十九年(1754 年)七月全体出旗,他们原在满城的住房被悉数留下,供满人八旗驻扎与居住。
不过,八旗的人数依旧颇为庞大。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时,乾隆把注意力投向了跟随皇室打天下的汉军八旗,试图在此方面做出相应举措以应对八旗人数过多的状况。
所谓从龙的汉军八旗,指的是清朝入关之前就被编入汉军八旗的汉人。当初皇太极明确许下“永在八旗”的诺言,可到了乾隆时期,这一承诺却被违背,他并未兑现先前的诺言。
随后,宗室王公的包衣被强制脱离旗籍成为普通百姓。不仅如此,内务府管领下的人员以及内务府会计司管辖的庄头旗人,也都在这一举措中被波及,无法逃脱出旗为民的安排。
如此一来,众多汉军八旗被从供养体系中剔除。据记载,截至嘉庆十七年(1812 年),汉军八旗及家丁人数仅 22 万,在八旗总数里的占比约 43%,其数量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
在宣统年间,这一数字进一步降低。依据《宣统政纪》的记载,清末时期汉军八旗仅剩下21596人。相较于拥有百万人口的旗人整体,汉军八旗此时基本已被裁撤殆尽。
剩余的钱财足以维持其他旗人的生活所需。如此一来,也无需担忧那些生计艰难的满人贫民与汉人贫民联合起来发起反抗,避免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
汉军八旗具备出旗为民的条件,然而身为满洲八旗的满人,明显没有出旗为民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若要进行相关调控,就只能采取限制满人繁衍的办法了。
于是,他们琢磨出满城这个损招。不可否认,设置满城意在驻防并防范汉人。可满汉分城而居,虽在一定程度上隔绝了汉人,却也使得满城变成了禁锢满人的牢笼。
居住在满城的满人被严格限制,禁止随意离开驻地,一旦违反就会受到严厉惩处。而且满城空间有限,若连居住的房子都没有,自然也就不具备娶妻成家的条件。
此后清朝为限制满人人口增长,出台多项规定。满汉禁止通婚,不许抱养民家孩子,还不准满人外出劳作,全靠朝廷供养。但朝廷的供养额度固定,根本难以满足一个大家庭的各项开支需求。
满人出于保障基本生存的考虑,不得不对生育数量加以控制。孩子过多意味着开支大幅增加,后续他们娶妻生子的相关费用也难以保障,如此一来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满汉不通婚在当时执行极为严格。就拿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来说,获贝勒赏郡王头衔的绵志,因娶汉女为妾,直接被革去郡王头衔。身为郡王都如此,普通民众若违反,受到的处置会更加严厉。
经过这样一系列操作,就如同给满人的人口增长套上了枷锁,其人口增长的速度被完全限制,难以实现快速的人口数量提升。
很明显,此办法仅能应急一时,无法长久施行。毕竟其违背了自然繁衍规律,即便有所限制,满人依旧会持续繁衍,只不过繁衍的速度会有所减慢罢了。
清朝后期,权贵八旗对底层八旗的剥削日益加剧。为谋生计,部分旗人选择放弃旗籍,有的直接溜出满城去务工。因压榨过甚,底层旗人也萌生出反清之意,关外的满人更是已在筹备造反事宜。
类似的手段还涉及蒙古八旗。客观来讲,蒙古八旗的境遇更为悲惨。在其他民族人口皆呈增长态势之时,唯有蒙古人的数量出现了下降。
清初时,蒙古人口大约有一千万之多,然而到了清末,却仅仅只剩百万人上下。不禁让人好奇,在这期间清朝究竟采取了怎样的举措,才致使蒙古人口出现如此大幅度的锐减?
起初有蒙汉不通婚的限制,更苛刻的是,清朝下令,若一户蒙古家庭儿子超五个,就得有三个出家。众多出家的蒙古人无法成婚,即便成家也未必能有男丁,这直接致使蒙古八旗的人数随之减少。
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南方的满城遭遇了极为惨烈的状况,基本都被屠戮殆尽,曾经在那里生活的人们大多难以幸免,曾经的繁华城郭也因此陷入一片死寂与荒芜。
能说实话的太少了。满清真的是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