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谭家李氏作为一名通房丫环，33年来始终默默无闻地伺候着，从未拥有过坐下共餐的资格。然而一个普通的午餐时刻，谭钟麟的一句“你快坐下，一起吃饭吧”，却突然改变了她的命运。这句话背后隐藏了多少辛酸与期待？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在清朝晚期的一次宴会上，当谭钟麟担任浙闽总督期间，他应邀前往杭州一位知名商贾之家。宴后的舒适时刻，为其奉上香茗的是一位刚进门不久的年轻女仆，因手忙脚乱，不慎将热茶洒在了谭钟麟身上。这场意外令她惊慌失措，连忙下跪，惶恐不已。然而宴会主人的怒气却未因此消减，准备对她加以惩罚。

面对这名年轻且天真的女仆，谭钟麟却展现了宽容，坚持阻止主人的惩罚，反而慷慨地表示事情并无大碍。这位商人本意在于结好高官，见钟麟对女仆有所怜悯，便将其作为礼物送给了钟麟，以示好意。谭钟麟本不愿接受这种突如其来的“礼物”，但考虑到拒绝可能会给女仆带来更多麻烦，他最终接受了这个提议。这位小丫头，后来便是李夫人。

李氏进入谭家后，被安排在低等仆役中，她在谭家的日子开始得并不容易。但她勤勉学习，对家中的规矩和工作职责学得非常快，很快便能够熟练地完成各项家务，不再是那个初来乍到的笨拙女孩。

尽管谭钟麟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社会地位给李氏，由于他经常忙于处理国家的大事而鲜少在家，李氏的日常生活并未因此名分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在家庭内部的复杂关系中，她必须首先顾及正妻和其他几位妾室的感受和需要。此外由于李氏外貌出众，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其他几位小妾的嫉妒与非议，她们经常讥讽李氏利用美色来吸引老爷的注意，这种嘲讽甚至在家中的仆人丫环之间也有所传播。

她的勤劳和聪明让她在谭家中获得了一定的认可，特别是谭家的老夫人对她颇为欣赏，因此指派她负责照顾自己的日常生活。通过这种方式李氏渐渐获得了老夫人的信任和喜爱。老夫人看在眼里，也动了让她进一步提升地位的心思。

老夫人考虑家族的未来，希望增添更多的后代以继承家业，鉴于谭钟麟和他的正室之间已难以再有子嗣，她便打算让李氏承担这个角色。在传统观念影响下，谭钟麟也同意了母亲的决定。

尽管身为小妾，李氏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老夫人身边服侍，通过老夫人的影响力，她偶尔能得到与谭钟麟相处的机会。虽然这为她带来了一些慰藉，但在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下，她的地位依旧微妙且脆弱。在谭府的繁复规矩中，用餐时李氏从未能与家人同桌，她总是需在一旁站立，直到所有人用餐完毕后，才能与其他低位仆人一同匆匆进食，这对她而言是极大的屈辱。

直到李氏生下了谭延闿，她的生活才开始有了实质性的改变。尽管如此，她依然需要在谭钟麟与陈夫人吃饭时站在一旁服侍，只有在主人们用完餐后，她才能回到自己的小屋中匆忙地吃几口冷饭。这样的生活持续了整整二十四年，直到儿子的成就为她赢得了更多的尊重与自由。

1880年1月25日，李氏终于迎来了分娩，产下了一个男孩。这一天本应带来欢乐和希望，然而谭钟麟对此并不感激涕零。尽管他为李氏升级了身份，将她从通房丫鬟提升为妾室，并且赠予一座小院作为住所，他的关注却迅速转移，对李氏和新生儿不再多加理会。

对李氏而言，谭钟麟的这一决定如同打破了最后一根稻草，她对改善自己在谭家地位的希望彻底破灭。即便后来为谭钟麟又生了两个儿子，她在家中的待遇依然一如既往，没有丝毫改变。她的日子依旧艰难要忍受来自其他妾室的嘲讽，甚至连普通仆人也看不起她，将她当作家中最低贱的存在。

在谭家的大宅院中，李氏的生活不如一名普通丫鬟。尽管她身为谭钟麟的妾室，但在家中的餐桌上，她依然无权与其他人同桌进食。每逢用餐时，她必须站在一旁，为谭钟麟及其正室和其他妻妾布置菜肴，直到他们吃完，她才能与其他低位仆人匆匆忙忙地吃些残羹冷炙。

面对这样的生活，李氏唯一的希望便是寄托在她的儿子身上，渴望他长大后能够出人头地，改变他们母子的命运。不幸的是身为妾室之子的谭延闿在童年时期也未能逃脱低贱的命运。他经常遭到同辈的孩子排挤和欺负，甚至被取了一个嘲讽的外号“小老三”，这让他感到深深的孤独和痛苦。

一次又一次地谭延闿回家向母亲述说这些苦闷，每当听到这些，李氏的心便如被针扎一般疼痛。在一个夜晚，谭延闿问她：“为什么他们都叫我小老三，而不是老三？” 李氏的心突然一紧，她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不仅影响了自己的命运，甚至连儿子也被同样的阴影笼罩。

她无力地对儿子解释道：“因为我是你爹的小妾，你就是小老三……” 这句话像是打开了谭延闿对社会阶层和身份认知的窗户，他第一次真切地理解到自己母亲在这个家庭中的低微地位和所受的委屈。

这让他决心必须改变自己和母亲的处境。他从母亲那里学到了坚韧和忍耐的重要性，也学到了在这个充满尔虞我诈的家庭环境中生存的策略。李氏经常对他说：“孩子，你一定要努力，一定要有出息，这样你才能保护自己，保护你的弟弟们，赢得别人的尊重。

虽然谭延闿是谭钟麟之子的庶出身份，但这并未影响其父对他的严格培养。谭延闿自五岁起便进入私塾学习，每日需在父亲严格的监督下练习写作，不仅要日写文章，每隔五日还需完成一首诗，并练习书法。

谭延闿自小显示出过人的才智，对于父亲设定的学术任务总能游刃有余地完成。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制义文学，即官方推崇的学术。在此期间，他的文学基础让他迅速掌握了写作官样文章的技巧，很快便能撰写出合乎时宜的八股文。

谭延闿的文才甚至获得了当时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的高度评价，后者称赞他为“奇才”。这样的评价不仅让谭延闿的父亲对他充满了期望，谭延闿自己也对自己的才华深感自豪，确信自己的未来不可限量。

谭延闿的成就被视为家族的骄傲，所有人都寄望于他能够在未来的科举考试中取得显赫的成就，如同爽文小说中备受宠爱的主角一般，他是家族倾力培养的焦点。

1904年春，谭延闿应考进京，挑战那一年清朝最终的科举考试。在中试中他技压群雄，荣获第一赢得了会元的殊荣，成为了科举的佼佼者，在随后的殿试中，本应一举成状元的他，却因皇后慈禧对“湖南”和“谭”两个字的芥蒂——仍对谭嗣同怀有深刻的戒备——而失之交臂。这次偏见导致他只能屈居亚军，使得另一位考生刘春霖意外获得状元。

尽管面对如此不公，谭延闿的才华和成就仍然使他成为湖南之光，为谭家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荣耀和尊重。喜讯比使者更快地飞达谭家。那天家中正值用餐时分，李氏如往常一样静默地站在餐桌边缘。谭钟麟听到儿子的成绩后，喜悦难抑，他的目光如炬，转向李氏，声音中充满了坚定与决断：“从今以后，你也在正屋用餐，坐下来吧！”周围的丫鬟们连忙应声，为李氏搬来一把椅子。

李氏坐下的那一刻，心中多年的压抑与委屈化作泪水，沿着脸颊静静滑落。这不仅仅是对她多年苦难的补偿，更是一种身份上的彻底转变。此前她不过是家中名不见经传的通房丫环，一跃成为了被尊重的母亲，她的存在价值得到了家族的认可。

从那天起，李氏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免除了她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家务，还为她配备了新的华服和首饰。更重要的是，即便是家中的正妻和其他高位者，在李氏面前也不再摆出高人一等的架子。她的儿子谭延闿的成就改变了他的未来，也彻底改写了李氏在谭家乃至于社会中的地位。

1909年谭延闿年仅29岁，已被提名担任湖南省谘议局议长，标志着他的政治生涯正式起航。在支持长沙明德学校的过程中，他每次致信校长胡元倓，总是谦逊地注明“慈卫生”以表明是遵从母亲的意愿行事，显示了他对母亲深厚的孝心和尊重。

到了1912年，谭延闿年仅32岁便升至湖南省都督之位。他的就职典礼上，人们用八抬大轿将他抬至湘督府，他声称此举是“奉母命维持秩序”，以此防止地方政治进一步腐败。这一行为反映了他在政治理念上以母亲的教导为准则。

民国初年，由于政事繁忙，谭延闿在家的时间稀少，他便指示妻子方榕卿细心侍奉母亲。方榕卿，出身江西布政使之家，自15岁便嫁给谭延闿，两人育有2子4女，并坚持一夫一妻制，维持家庭的和谐稳定。谭延闿对家庭的这一立场也深受母亲经历的影响，他拒绝纳妾，以防家中再现母亲那样悲惨的命运。

1916年，经过多年的幸福生活，李氏不幸去世，当时谭延闿正在担任湖南省的都督，但当得知母亲的噩耗后，他不顾可能失去政治地位的风险，毅然决然返回家中，确保为母亲举行体面的丧礼。对谭延闿而言，无论身处何种高位，母亲始终是他生命中的首要和中心。

李氏的葬礼之日，亲朋好友与族人齐聚，准备将棺木从灵堂抬出。然而在将棺木抬向家族的正门时，一位长者阻止了行列，坚称按照家族的祖训，作为妾室的李氏不能通过正门出殡，只能从侧门走。随后几位族中长辈也加入劝阻，警告说违背传统可能给家族带来不祥。

谭延闿面对这种传统的约束坚决不屈，他命令抬棺的人继续向正门前进。当几位影响力较大的族长试图以身体阻挡棺木，躺在地上表达他们的决绝时，谭延闿愤怒至极，他爬上母亲的棺木，以一种极其坚决的姿态，高声宣布如果不允许他母亲尊严地出正门，那他也愿与母亲一同离开这个世界。

这番行为震动了所有在场的人，最终家族长者不得不退让，允许李氏的灵柩从正门出发，尊重了谭延闿对母亲的最后尊重。为了纪念母亲，谭延闿在其诗集中特设一卷《慈卫室诗草》，用他的笔触记录下对母亲无尽的思念与敬仰，诗中流露出的情感深切而动人，表达了他对母亲恩情的永久铭记和怀念。这些文字不仅是对母亲的致敬，也是谭延闿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情感支柱的体现。

在1924年，谭延闿与蒋介石携手再次展示了他们的军事同盟，共同压制了陈炯明的第二次叛乱。这次合作标志着两人在军事政治领域的第二次重要协作，从此深化了他们的策略联盟。

早在陈炯明的初次起义时，谭延闿与蒋介石便首次携手应对危机，成功地稳定了局势。此后民间便流传着“同为国父左右手，亦为蒋谭共事之始”的赞誉，孙中山对这两位将领的评价各有侧重。在军事才能上，他认为两人难以明显区分高下；但在品性和道德上，孙中山更倾向于谭延闿。因此，在黄埔军校的筹建初期，孙中山曾私下询问谭延闿是否愿意担任校长，考虑到其丰富的教育经验和背景。

谭延闿的个性豁达，他对书法和美食有着深厚的爱好，对权力的追求并不强烈。他见证了封建制度的解体和民智的觉醒，已感内心充实。因此，他谦虚地婉拒了孙中山的提议，觉得自己不够资格承担这一重要职务。

孙中山尊重他的决定，未进一步强求。与此同时，孙中山还关心谭延闿的个人生活，尝试为其再次安排婚事。谭延闿的初恋妻子方榕卿已逝多年，她曾是江西布政使之女，两家门当户对，婚姻幸福，共育六子。方榕卿过世后，谭延闿虽常年政务繁忙，却始终未有再娶之意。

方榕卿生前贤淑持家，单独承担家庭重担，教育子女并悉心照料公婆，尤其在谭母病重时，更是无微不至。她的去世让谭延闿深受打击，他曾长时间素食以表哀思，并发誓不再娶，以专心抚育子女。

但孙中山为谭延闿引见的红娘对象竟是刚从美国归来、风华绝代的宋美龄。宋家对谭延闿的人格和才能均表示赞赏，谭延闿心知自己年岁已高，不愿委屈宋美龄。面对这桩潜在的联姻，谭延闿既不想辜负孙中山的一片好意，也不愿冒犯宋家。

最终他采取一策略，以礼貌的方式请求被收为宋家义子，从而优雅地避开了婚姻安排。宋家人理解他的用意，欣然同意，使他与宋美龄成为了名义上的兄妹。此后谭延闿更加淡泊名利，他的生活充满了文人的雅致，尽享书法和美食的乐趣。他聘请的名厨曹四尤擅长烹制鱼翅，而谭延闿自己也精通厨艺，经常亲自下厨。

1930年9月21日，经过一顿丰盛的晚餐后，谭延闿突发疾病去世。他生前对蒋介石有恩，蒋介石为此下令全国哀悼，以表达对这位老朋友的敬意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