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写了一篇关于民营经济与民生的依存关系。

　　这一定会遭遇到批判，因为在极左思潮的浪潮下，人们从来也不需要追求什么真理，立场就是真理，至于立场为什么就成了真理，从古到今，从来也没有人解释清楚过。

　　什么是立场？

　　立场就是不管错与对，不管数据多么扎实，不管事实多么清澈，都一定说Ｎ０，我们不需要民营，赶紧滚蛋吧。可以肯定，这不会是打工一族的呐喊。没有民营四亿人要失业，只有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才会如此无视民营的存在。

　　当然，也有知识点上的问题。

　　有的人评论说，"过去没有民营大家不也活得好好的？"

那个时代“活得好好的”生活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莫言笔下吃煤的情节是真没见过，不过，吃观音土，吃野菜、吃树皮，绝非天方夜谭，人们可以归咎于自然灾害，但也不要忘记另一个声音：是三分天灾。

　　客观地说，不管怎么评价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一个又一个的历史事件，都谈不上“生活得好好的”，那的确是一个商品短缺的时代，这一点不用怀疑。到了七十年代，应该是经济最好的时期，算是解决了一个人口大国的温饱问题，很不容易，然而，正是在这样重要的历史关口，极左思潮突然席卷了社会各个方面，经济的成功被抹黑，正如今天对民营经济的污化，被戴上一大堆意识形态的帽子：右倾翻案风，三自一包，是要让人民吃二遍苦，要警惕修正主义，最后干脆是打翻在地，在踏上一只脚。

　　这真是人类莫大的讽刺，极左的力量总是能让愚昧热血沸腾，极左的反噬终于推动了一场内斗。记得我写过一篇描绘京城斗蚂蚁的情景：

　　“你咬着我，我咬着它，构成一大片胶着状的格斗大战场”。

　　人类也一样，蚂蚁斗，斗的是敌对势力，人类斗，斗的是同类，妻子揭发老公，儿子揭发父亲，学生打老师，群众打干部，文盲打知识分子。

　　极左形成了对全社会的反噬，所有的开国将军都经历了一场生死轮回，不堪回首。如果不是邓公出山，哪里会有中国今天的成就？

　　我们失去了十年，一定要追回来。

　　邓公去国外考察，看到了差距，意识到国企缺少竞争机制，生产力无法释放出来，建国初期，那种靠意识形态推动的劳动热情已经淡然，无法与西方强国比效率，那就不可能在世界丛林残酷的竞争中一骑绝尘，中国发展的坐标看的是全域，而不是传统大秦帝国的长城；这种民族的命运感，决定了不可能满足于所谓的“活得好好的”田园思维，过去不可能，现在不可能，今后更不可能，从１９６８至１９７８年，整整十年就业增长率是零。不错，回到那个时代，大多数人都能“活得好好的”，但这不是中国百年崛起的民族精神。

　　那么，改革开放本质是究竟改的是什么？

　　是把公有即官有的运行机制做了一次蜕变，不管你姓公，还是姓私，是大国企，还是个体工商户，都拉到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中去历练，在动态中追求新的经济平衡点，在竞争中求得生产与收入的帕累托。也就是说，邓公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运行机制，而这个改变必然释放出民间私人经济的巨大生产力。

　　问题与岔路口也就在这了。

　　四十年改革开放，民营的发展太强大了，强大到中国经济已经离不开它，强大到让很多人有一种天然的恐惧，于是有了极左的轮回，这就陷入了一种新的自我纠缠，对民营经济是：剪不断，理还乱。

　　从去年到今年，从《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到马云重现会场，说明政策在寻找公与私、官与民的新的平衡点，它是否能激活信心，民营经济还能不能浴火重生，则取决于一场新的“思想解放”，从理论与意识形态上，重建民营经济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