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3日，北京饭店301号房内，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被秘密逮捕。

身为中共上海市代表团的重要一员，刚从全国代表会议现场回来，便被扣上了“内奸”的罪名。

被捕之前，潘汉年曾向陈毅求助，却遭陈毅痛心疾首的斥责：“你真是糊涂啊，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位曾为党和人民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干部，落得了如此下场？

潘汉年是我党在隐蔽战线上的功臣。

早年他以笔为剑，是左翼文坛与文化领域的重要领导人。

自1931年起，他响应革命召唤，潜入敌后，投身于隐蔽战线。

长达二十余载的情报生涯里，他以非凡的智慧与勇气，出生入死，屡建奇功。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上海市副市长，专责政法事务。

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传奇人物，为何会被扣上了“内奸”、“特务”乃至“反革命”的罪名？

又为何身陷囹圄，二十二年后含冤离世？

事情要追溯到1939年的春天。

当时，抗日战争已步入相持阶段，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加大了对战略情报搜集工作的投入。

在此背景下，潘汉年肩负重任，自延安启程，远赴香港。

在华南情报分局的心脏地带，他精心构建了一个高效运转的情报工作核心团队。

配套建立起一套完备的交通、通讯及情报网络体系，为党的战略部署提供了坚实的情报支撑。

同年九月，潘汉年悄然潜入上海，秘密会晤了李士群。

李士群曾经也是共产党人，叛变后投靠国民党、日本人，是个“大汉奸”。

而李士群私下里秘密寻求与中共的联系，也是想要在风雨飘摇的时局中，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1942年4月，敌伪势力正酝酿新一轮，针对淮南根据地的扫荡行动，然其具体动向尚不明朗。

鉴于此，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指示潘汉年所领导的情报机构紧急行动，加大对敌情的侦查力度。

同时，他批准了潘汉年前往上海的计划。

旨在直接与李士群接触，从他那里探得关于“扫荡”计划的确凿情报。

潘汉年抵达上海后，却未能如愿见到李士群，听说他已返回家乡苏州。

于是潘汉年又即刻转赴苏州，不料李士群又行踪不定，声称已前往南京。

此番波折中，李士群对潘汉年的态度明显冷淡，不似往日热络。

直至次日清晨，李士群终于现身与潘汉年会面。

然而在谈话中，他却避开了新四军相关事宜，转而大谈时局：“汪（精卫）先生近来心情不好，正筹备政治会议。闻你到来，他甚感欣喜，希望能与你面谈。”

此言一出，李士群此番辗转多地、刻意安排的真正目的昭然若揭。

就这样，潘汉年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李士群等人带到了汪精卫面前。

会面结束后，李士群才转而提及，敌伪军意图扫荡淮南根据地的情报，并表达了想要继续与新四军，保持情报交流的意愿。

然而经此一事，潘汉年已洞悉李士群心思复杂，难以捉摸，不可轻信。

因此只说需要返回根据地，深入研究后再行联系，未轻易许下承诺。

隐蔽战线的战士，使命本就特殊。

他们在暗影中与敌人周旋，是走于刀尖上的舞者，是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因此，若是仅凭与汪精卫的一次会面，便断言其“投敌”之举，实在牵强。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作为中央情报工作的核心领导人，潘汉年一向精明敏锐。

可这一次，他却没有及时向中央汇报，此次与汪精卫会面的详情。

这也为他之后的遭遇，埋下了伏笔。

会见汪精卫之举，本质上并没有损害党的利益。

因此在潘汉年心里，并没有把这件事当成什么大事。

然而，考虑到此次会晤所蕴含的政治意味，以及当时党内错综复杂的斗争，让潘汉年心生忧虑，感到了一丝不安。

他返回根据地时，正值华中局整风运动最为激烈且微妙的阶段。

饶漱石借此机会巩固权势，排除异己，整人手段狠辣。

即便是陈毅也未能幸免，遭受波及。

潘汉年害怕，饶漱石会在自己与汪精卫会面一事上大做文章，所以在汇报此行成果时，格外谨慎。

他只是汇报了，从李士群处获取的关于日军“扫荡”计划的情报，而对于南京之行却隐瞒未报。

1945年初春，潘汉年前往延安，参与党的七大。

此行他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亲自向毛主席，澄清与汪精卫私下会面的缘由与真相。

却不料在此之前，风声已传至重庆国民党当局耳中。

他们得知汪精卫在南京秘密会见中共人士的消息后，大肆渲染、歪曲事实，借此对中共中央进行恶意攻击。

在这样的舆论下，党中央深知国民党当局的图谋，展现出了对潘汉年的坚定信任。

为了正视听、明真相，党中央多次通过各大报刊发布声明辟谣，维护党的声誉。

当潘汉年鼓起勇气想要汇报此事时，仍有些局促不安。

他犹犹豫豫地开口，毛主席却没有让他继续说下去，而是安慰他道：“你的工作，中央是了解的。我们对你有充分的信任。外界的谣言我们不会轻信，你也不必害怕。”

毛主席的一番话，令潘汉年倍感宽慰与感激，这本该是他详细汇报此事的最好时机。

然而，他想到中央对他如此信任，又觉得有些惶恐不安。

1945年2月23日，毛主席与刘少奇、康生联合署名，致电饶漱石。

在电报中，明确指出关于潘汉年与汪精卫会面的传闻，纯属敌方捏造，意在混淆视听，切勿落入敌人设下的圈套。

这一举措，本意是维护党与潘汉年的声誉，却意外地将事态推向了更为复杂的境地。

潘汉年就这样，错失了两次至关重要的澄清机会。

直到1955年全国党代表会议期间，潘汉年终于鼓起勇气，找到了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

他详尽汇报了当年遭李士群等人暗算，被迫会见汪精卫的始末。

陈毅得知来龙去脉后，当即严厉批评道：“你真是糊涂啊，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随后，陈毅提笔撰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细致入微地向党中央汇报了整个事件的经过与真相。

遗憾的是为时已晚，没有弥补的机会了。

中央认为，潘汉年在明知自身涉及敏感问题之际，却选择了对组织隐瞒，这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报告一经呈递中央，潘汉年便迅速被秘密逮捕了。

除了与汪精卫的会面风波外，潘汉年还受到另一项指控，那就是“充当国民党特务”。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潘汉年是党内的谈判高手，深得周恩来的器重。

1933年与十九路军的和谈，就是潘汉年促成的。

时至1936年初，潘汉年又被委以重任，成为与国民党高层陈果夫、陈立夫等人的沟通桥梁。

旨在推动两党间的抗日合作谈判，共谋民族大义。

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冲，是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

潘汉年与他之间的交往，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长达一年的谈判历程中，两人虽立场各异，却也一直很有分寸地保持着友好关系。

毕竟，张冲也是一名爱国志士，为了促成国共合作，不遗余力地于各方奔走。

西安事变时，潘汉年能够与宋子文、宋美龄等国民党高层会晤，也是多亏了张冲的协助。

张冲还曾出面保护周恩来的安全，两人也是化敌为友。

1939年潘汉年前往香港受阻，也是多亏了张冲出手相助，才顺利完成了香港情报网络的布局。

张冲后来感染恶性疟疾不幸逝世，国共两党均深感痛惜。

毛主席与党内诸多重要人物联名献上挽联，周恩来、邓颖超等多位共产党人，还亲自参加了追悼会。

《新华日报》也发表社论，赞扬张冲为促成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贡献。

然而，潘汉年却因为与张冲之间的交往，最终被断定为秘密投降国民党。

原来，潘汉年在与张冲的某次谈话中，介绍了一些关于陕北根据地与红军的情况。

但这一行为，绝非是向国民党“秘密提供情报”。

这些情况并非机密，并且也是为促成两党合作，所必须的介绍。

潘汉年被捕后，在功德林监狱经历了大量的审讯与反省，身心俱疲。

后来，负责“潘案”的机构相继撤销，可对潘汉年的判决却迟迟没有下来。

他随后又被转送至秦城监狱继续等待。

其后，公安部慎重研讨，形成处理意见并呈报中央审阅。

毛主席审阅后作出批示：潘汉年罪行虽重，但系内部自查发现，因此给予宽大处理。

1963年1月9日，潘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因为毛主席指示要宽大处理，法院又宣布对潘汉年实行假释，交由公安机关进行监管。

1963年2月，潘汉年在公安部门的妥善安排下，迁居至北京南郊团河农场，这是一处劳改农场。

农场内，潘汉年夫妇被安置在一栋幽静的小楼中。

虽身是“罪犯”，但生活条件还是比较宽裕，每月都有稳定的生活费保障。

然而，潘汉年只在劳改农场过了四年平静的生活，就又被卷入了劫难之中。

在特殊时期，原潘汉年案件专案组的成员，相继接受了详尽的调查。

其中罗瑞卿、徐子荣等，被质疑有“袒护”潘汉年所谓“罪行”之嫌。

随后，已届六旬的潘汉年，又被送到了秦城监狱，境遇急转直下。

不仅生活标准被降至最低，还要承受无休止的审问与身心煎熬。

年事已高的他，终因不堪重负，健康严重受损，经医院初步检查确诊为肝癌。

面对病痛的侵袭，审讯非但未减，反而在38天内密集进行了40余次突击审问，只为获取更多“证据”。

在此期间，潘汉年即便身处绝境，却仍然秉持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在向外调人员提供的材料中，他坚持澄清真相，使众多同仁免于无端祸患。

经过近三年的调查，均未能发现新的指控依据。

潘汉年最终又被移送至湖南省茶陵县的洣江茶场。

潘汉年的肝脏本就有恙，长期缺乏妥善的医疗照顾，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直至他卧床不起、生命垂危之际，湖南省公安厅才得以报请省委批准，安排他以化名转至长沙接受治疗。

然而，命运并未眷顾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

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最终还是含冤离世。

历史是公正的，尽管偶有颠倒黑白，也终将拨云见日，还原真相。

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一场旨在纠正历史错误的平反工作迅速展开。

无数含冤受屈的党员干部重见天日，重返工作岗位。

在此背景下，曾与潘汉年并肩作战的战友们，自然开始关注并呼吁重审潘汉年冤案。

中央纪委组建专班，对“潘案”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复查。

不仅深入研读了所有相关材料，还广泛查阅了历史档案。

通过不懈的努力，收集到了丰富的人证与物证。

尤为关键的是，1955年7月29日，李克农依据周总理指示所撰写的关于潘汉年案件的审查报告，成为了此次复查与平反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宝贵依据。

历经一年零五个月的深入调查与严谨核实，大量确凿无疑的证据与材料汇聚成铁证。

有力证明了将潘汉年定为“内奸”、“特务”及“反革命”的指控全然无据，应予以彻底推翻。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布《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告》。

终于为潘汉年洗刷了冤屈，还其清白，正其名节。

参考文献

温雪勇《潘汉年案的历史回顾》

黄禹康《潘汉年含冤湖南洣江揭秘》

王兰洁《中央特科的重要人物——潘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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