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毛主席的政治智慧，比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更为高明？在我们党领导的长期游击战争中，各个革命根据地在分散的情况下，曾出现过带有小团体主义和宗派主义性质的山头主义，严重损害着党的团结统一。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见微知著，他尊重实际，照顾山头，更着眼大局，消除山头主义，最终在党的“七大”前后成功解决了这一影响党的事业健康发展的新课题。今天记者林云就来说说毛主席是如何“破除山头”的故事和大智慧。

一，毛主席如何破除山头主义

　　土地革命时期，为了革命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我们党领导创建了众多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分散和彼此间不相接触的情况下，各个革命根据地长期开展相对独立 的游击战争，曾出现过一种带有小团体主义和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倾向，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山头主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革命队伍内部就曾一度严重 地存在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妨碍着党的团结和战斗力的增强。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山头主义，成为影响我们党能否团结一致争取更大胜利的一个至关重 要的大问题。

　　毛泽东见微知著，不仅及时向全党提出反对山头主义的任务，而且还依据党的建设的实际，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略，并在中共七大前后成功解决了这一影响党的事业健康发展的新课题，为加强党的团结统一、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承认山头，反对山头主义

　　山头主义的产生既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也有党内认识不足、教育不够等主观原因。就其社会历史根源而言，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提出“山头主 义的社会历史根源，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特别广大和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毛泽东选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940页。），“一个地方的革命党、革命军队起来打敌人，就很自然地形成各个集团、各个山头。所以我说山头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特殊情形的产 物，应该承认这个东西”（《毛泽东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 253页。）。就其主观原因而言，毛泽东认为它是由党内教育不足造成的。虽然这种山头及其主义不是人为形成的，且具有盲目性，但它的存在和发展对党的团结 和革命事业的发展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和消极作用。正如毛泽东 1944年4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学习和时局》演讲中所指出的：“目前在我们党内严重地存在和几乎普遍地存在的乃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 （《毛泽东选集》第 3卷，第 940页。）

　　由于山头是客观历史条件造成的，因此对这种盲目形成的山头及其主义既不能视而不见、熟视无睹，也不能听之任之、姑息放纵，而应该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 提下加以正视，并妥善解决。中国共产党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革命的烈火是选择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环节，一处一处分别点燃的，各块根 据地处于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加上交通阻隔，通讯困难，与中央的联系以及彼此间的联系不多也不直接。各根据地只能在中央的大政方针下，独立自主地对敌作 战，因而形成各自的斗争方式，各自的人际关系。在观察问题时，立足点也各不相同。这种情况在各根据地联成一片、夺取全国政权之前是不可避免的，应当予以承 认。对此，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 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内战之后是八年抗战，抗战时期也有山头，就是说有许多抗日根据地，白区也有很多块，北方有，南方也有。这种状况好不好？我说很 好，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所以这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而不是山头。”（《毛泽东文集》第 3卷，第 363页。）所以，要承认山头，反对山头主义。

　　二)、尊重实际，照顾山头

　　照顾山头，就是承认当时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上权衡考虑，统筹安排。各根据地长期在分割的状态下独当一面地开展对敌斗争，他们之所以能 够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不被敌人打垮，主要靠了根据地的军民、官兵、上下级之间生死与共的血肉联系。他们能做到这样实属不易。而且各山头的同志在血与火中锤炼出来的感情关系，对于全党的统一并不一定是坏事。相反，只要处理得当，它可以成为全党大团结的基础。因此不仅应该承认，而且应当予以照顾。所谓照顾，就 是在考虑全局问题，特别是在用人上应当顾及到各个山头的利益，应当考虑到各个方面的代表性，应当允许那些老上级老下级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存 在。七大召开期间，对中央委员会选举要不要照顾到各个方面（也就是所谓“山头”），曾有两种观点：照顾和不要照顾。针对主张“不应该照顾山头、不应该照顾 各方面”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也是一个理想，但事实上行不通，事实上还是要照顾才好，照顾比不照顾更有利益”。（《毛泽东文集》第 3卷，第 363页。）为此，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要肃清山头主义，就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毛泽东文集》第 3卷，第 345页。）鉴于七大以前的中央委员会，在组织成分上没有反映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没有照顾山头这一实际情况，“是不完全的，是有缺点的”。毛泽东提出： “新的中央委员会应该反映这方面的情况，要成为一个缺陷最少的中央。”（《毛泽东文集》第 3卷，第 365页。）但是，照顾只能是相对的，如果硬要照顾得那样周密、完全，就有可能是一种凑数，也不能体现“少而精”的原则。所以，作为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 中央委员会就要“包含有大批有全国影响的同志（就是出了名的，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的），也要包含大批过去有地方影响、将来可能有全国影响的同志”。（《毛 泽东文集》第 3卷，第 367页。）正是根据上述精神，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既坚持了德才兼备、任人唯贤，又照顾到各条战线各个战略区（山头）。这既有利于加强党中央的集体 领导和指挥，又有利于加强党对各地区、各条战线工作的领导。在新当选的 77名中委和候补中委中，中央及军委机关18人，占 23.4 %；陕甘宁边区 9人，占11.7 %；八路军前方总部、华北各战略区22人，占28.6 %；华中和新四军15人，占 19.5 %；国统区11人，占 14.3 %；在苏联的 2人，占 2.6 %。正是由于七大选举照顾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和党内的方方面面，使选出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成为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领导群体。

　　三)、着眼大局，消除山头主义

　　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是在尊重历史、承认现实基础上作出的选择。但存在的不都是合理的。从革命事业的发展和全局来看，山头主义毕竟有损于党的团结统 一。这是因为各个山头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人际关系很容易形成一种亲疏关系。因为有这种亲疏的不同，在处理问题时就容易有偏差，有界线。这种情况 长期存在和发展下去，会形成自由主义，严重者会发展成宗派主义，一个山头下来的人彼此抱成一团，搞团团伙伙。因此从全党的团

　　结统一出发，对山头及山头主义应该逐步削弱，而不应加强。

　　针对山头与山头主义产生的土壤和条件，毛主席就如何创造条件，最终消灭山头和山头主义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认为，一定要认识山头，承认世界上有 这么一回事，要了解它。照顾也一定要照顾，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所以消灭山头，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 这是一个辩证关系。至于消灭山头主义的条件，他前瞻性地指出：“只有在将来全国胜利了，有了大城市，到处交通很便利，报纸能够销到全国，电讯能够通到各 地，开会也很方便，那个时候才会彻底消灭山头主义。”（《毛泽东文集》第 3卷，第 253页。）

　　就当时来说，鉴于山头是逐渐垒起来的，毛泽东提出了采用“搬石头”的办法消解。所谓“搬石头”，就是要卸下思想包袱。毛泽东指出：“如果他们的精神 上被石头压着，有些石头还是我们自己的手放上去的，我们就要替他们解开。凡是他们精神上压着的石头，不论是大石头，中石头，小石头，我们都要替他们解开。 是我们的手放上去的石头，就要用我们的手解下来，使得这些同志精神愉快，得到解放，发扬积极性。”（《毛泽东文集》第 3卷，第 345—346页。）他还预见到：“把大小石头纷纷搬开，这样关系就会好一点，山头就少了，山头主义也就少了，这样就搞掉了一半；再把相互关系搞好一点， 那一半也没有了。”（《毛泽东文集》第 3卷，第 364页。）又鉴于山头主义与党内教育不足密切相关，他提出要在党内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倡导领导干部深入群众，同人民打成一片。毛泽东指出：“有山头而 没有主义，另外来一个主义叫做马克思主义，叫做山上的马克思主义。从前有人讲山上无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把这个‘无’字改一下，叫做山上有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文集》第 3卷，第 364页。)他还认为：

　　“如果我们把态度改好了，每到一个地方，就和那里的人民打成一片，尊重那个地方的同志，提高共产主义的觉悟，就能缩小山头主义。 ”（《毛泽东文集》第 3卷，第 345页。）毛泽东上述关于削弱山头、消除山头主义的方法，对于打破党内不自觉形成的利益集团或“小圈子”，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对于七大前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反对山头主义的斗争，邓小平曾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全军提出要克服山头主义倾向。 经过延安整风，反对宗派主义，全党达到了新的团结。这是我们打胜抗日战争、打胜解放战争的根本保证。”（《邓小平文选》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23页。）

　　鉴于山头主义“严重地妨碍着党的统一和妨碍着党的战斗力的增强”，全党应对山头主义保持高度的警觉。（《毛泽东选集》第 3卷，第 940页。）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历史转型期，党的建设也面临新的挑战，如“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日益凸显。突出表现为同 一地区、同一部门、同一单位，为了共同的利益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集团，宛若一个个矗立在党内的山头。若干利益较为接近的较小的利益集团又结合成较大的利 益集团。这样大大小小的山头林立，不仅造成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紧张，还严重影响着全党的团结统一，对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势必将造成极大危害。因此，重温七大前后毛泽东关于反对山头主义的思想及应对方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毛主席的战略智慧，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彻底解决军队山头问题

毛主席曾经针对军队的山头主义这么说过: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然后才能消灭山头。

毫无疑问，毛主席是实事求是的人，从古至今，军队的山头主义一直存在，如果要否认没有山头，那也是自欺欺人。

一)、山头存在有其历史缘由，我们要承认山头

红军时期，我军是由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而组成，这三大主力都是不同的人拉起来的队伍，一开始就有山头。

再到抗日战争时期，三大主力方面军变成八路军三个主力师，分别是115师，120师，129师，这三个师在指挥、人员方面有着迥然不同的体系。

解放战争时期，115师变成了东野（四野）和华野（三野）部分，129师变成了中野（二野），120师和陕北留守部队变成了西野（一野），而新四军变成了华野（三野）主体。比如《亮剑》中的李云龙就一直觉得自己是129师的人，自己是属于中野这个山头的，被调去华野，他一直嘟囔着抱怨个不停。

解放战争胜利后，四野一路南下，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一野经营西北，就有了西北军政委员会；二野消灭了大西南国军残余势力；三野解放了华东沿海五省。

综上所述，我军一直以来，就存在着各种山头。这其实也是人之常情，自己人知根知底，战场瞬息万变，需要默契度配合，军事长官自然对于熟悉的人用得顺手。

李云龙被调到独立团，都还把曾经的张大彪调过来给自己用，理由就是用得顺手。因此，山头的形成有其历史缘由，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要承认山头。

二)、山头曾经做出巨大贡献，我们要照顾山头

山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可以凝聚最大力量，发挥强大的能量，五大野战军（包括华北野战军）都威名赫赫，所向披靡，都是野战军内部团结一致，配合得好。

因此，在1955年的军衔评定上，我军充分考虑了各山头的平衡因素。10大元帅，十大大将，开国57上将，从红军三大主力、八路军时期三个师、五大野战军时期追溯，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平衡，尽量照顾到各大山头。例如粟裕没有评上元帅，其实也是山头方面平衡的原因。

三)、党的宗旨决定，我们要消灭山头

党的宗旨决定我党的部队是党领导下的部队，绝非个人私产。张国焘的四方面军曾经有10万人之众，兵力甚至比党中央还多，他拥兵自重，认为四方面军是自己一手带出来的，是他张国焘的，他威逼中央索权。但对于我党宗旨来说，是党指挥枪，绝对不能出现枪指挥党，张国焘的部队再多人，也不是张国焘的，而是党的。基于这个原则，后面张国焘军心尽失，

这个事情也给我军划定了一条红线，就是所有军队不是个人的私产，是党的。

新中国成立后，四大野战军的军事长官都离开了原来的部队，逐步削弱地方，加强中央领导。再到1973年，毛主席进一步展现战略大智慧，让八大军区对调，每个司令员接到命令后立即出发，包括家人在内随行人员不能超过十个，这才彻底地消灭这种山头主义。

三，毛泽东为人民军队确定的唯一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他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

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几万人，很多人看不起这支军队，认为她没有前途。可是，在随后的抗日战争中，特别是在战略相持阶段，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抗击了百分之六十的日军和百分之九十的伪军，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军。到抗日战争结束时，人民军队已发展到132万人。人们不禁要问，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什么这么有战斗力？人民军队之所以有力量的奥秘何在？

翻开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论述，这些问题的答案非常明确：这支军队与其他军队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她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唯一宗旨，她的力量来自于人民。

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才能真正实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

1928年11月，毛泽东在向党中央汇报《井冈山的斗争》时，分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的原因，第一条就是这里“有很好的群众”。也就是说，有了人民群众，党领导的军队就能够生存；真心实意地为人民，军队就有了战斗力。这个道理，军阀不懂，旧军队不懂。但是，那些被红军俘虏了的白军士兵到了红军队伍里后，一下子就明白了。毛泽东向中央报告了这个道理：“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这一道理阐释得更加明确和深刻。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毛泽东清晰地告诉人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这一根本宗旨和立场，是人民军队能够有力量能够发展壮大的深厚源泉和不竭动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的和唯一的宗旨，决定了人民军队具有许多一切旧军队所没有的本质属性、精神力量和独特优势。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就有了这样一些结论：只有人民军队才能真正实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真正实现内部团结和外部团结；只有人民军队才具有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具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只有人民军队才能够真正与群众打成一片，实行人民战争的一系列战略战术；等等。

就在阐述这个道理之前，毛泽东用一次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军队的宗旨。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出席了一个普通士兵的追悼会。这个普通士兵就是张思德，中共中央警备团的一名普通战士。1944年9月5日，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毛泽东听说后，亲自出席中央警备团为张思德举行的追悼会。一个最高统帅为什么要参加一个普通战士的追悼会？正如毛泽东自己在讲演中所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个共同目标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讲演中，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在这里，毛泽东把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在“为人民服务”和“为人民利益而死”这个根本目标之下，革命队伍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工作分工不同。从这个角度说，毛泽东出席张思德的追悼会，就不难理解了。毛泽东在这个追悼会上的讲演，就是后来被称为“老三篇”的其中之一《为人民服务》，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毛泽东在讲演中提出：“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既体现了为人民服务者的崇高荣誉，也很好地体现了官兵一致的原则。

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军队，在内部关系上奉行“官兵一致”。而在旧军队，长官和士兵之间是不平等的、等级森严，长官对士兵随意辱骂甚至施以肉刑。这表面上是一个工作方法上的不同，其实是人民军队与一切旧军队的本质区别。一切旧军队的剥削阶级属性和雇佣性质，决定了它在内部不可能真正实现官兵一致，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内部团结。而我们的人民军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一根本宗旨，决定了人民军队能够在内部实行官兵一致。在人民军队内部，不管是军长师长，还是普通士兵，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都是革命队伍中的平等一员，都应该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特别是上级要与下级同甘共苦。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人民军队内部才能真正实现官兵一致和内部团结。

不光是在内部关系上，在处理外部关系方面，由于人民军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而能够很好地处理军政关系、军民关系等，真正实现军政一致、军民一致，军政团结、军民团结。

这些关系，其实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已经初步确立了。早在1927年9月底，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驻永新县三湾村时，当地一些群众一开始由于不了解工农革命军，大都躲进山里。毛泽东要求各单位立即分头上山喊话，向群众做宣传，群众陆续回村。在红军长征期间也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红军每到一地，一开始时，人民群众对我们的部队不是很了解，认为跟旧军队一样，见了就躲；但后来慢慢从实际行动中，逐渐认识到我们是为穷苦大众服务的，于是开始将红军和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视为自己的队伍，形成了军民一家亲的生动局面。

可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决定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根本性质上有别于国民党军队等一切旧军队，而成为一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新型人民军队。

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才能真正具有优良品格和作风

我们的人民军队具有很多优秀的精神、品格，比如说顽强的意志，比如说一往无前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比如说遵守纪律、自我批评等优良品格，等等。这些精神和品格的具备，从根本上说是由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只有这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型人民军队才会具备这样的品质。

辽宁锦州出产苹果。解放战争期间，参加辽沈战役的人民解放军在长途跋涉、又饥又渴的情况下，在锦州不但不吃老百姓家里的苹果，经过结满苹果的园林时，还静静地绕过果园，连一个“落地果”也不拾。毛泽东听到这个故事后，很感动。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多次提到这个故事。他说：“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确实，旧军队也都有一定的纪律，但是一切旧军队的纪律对士兵来说都是一种外在强制，而只有我们人民军队的纪律能够为广大官兵所自觉遵守。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这样的觉悟，这样的宗旨，使得我们能够自觉遵守纪律。因此，人民军队每到一处，能够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这是一切旧军队所不具备的。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时，宁可露宿街头，也坚持不入民宅，绝不扰民，在随后的接管工作中，大公无私、有条不紊，把从敌人手里夺回来的人民财产，原封不动还给人民。留在上海的资本家荣毅仁一开始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完全不了解，甚至存有疑虑和畏惧。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时的情形，深深打动了他。他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解放军，对照国民党军队真是完全不一样。”对此留下深刻印象的，当然不止荣毅仁一个人。广大人民群众从解放军的纪律严明中看出，人民军队与国民党军队和一切旧军队不同，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军队。

新中国成立后，有人主张，革命胜利了，军队要增加薪水。持这种主张的人举例说，资本家吃饭5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这不行。很多同志赞成这种意见。但毛泽东就反对，他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5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艰苦奋斗是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

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毛泽东主动要求自己不评大元帅，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也主动提出不评军衔，其他还有许多高级将领也主动要求低评。但是也有个别将领，觉得自己的军衔评低了，有委屈，闹情绪，甚至还有3天不吃饭的。这反映了部队中部分存在的一种不良情绪，即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对此，毛泽东多次强调，要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热情。1957年3月18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着重提醒党和军队的同志，要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他说：“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

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始终保持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立场和根本宗旨，只有全心全意而不是半心半意地为人民服务，人民军队才能真正做到不忘本色，才能始终保持优良传统和作风。

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才能真正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的严酷封锁，毛泽东特别提醒我们党和军队的同志们，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面对国民党的多次“围剿”，人民军队之所以能生存发展，毛泽东认为，其关键就在于有人民的支持。正如毛泽东所总结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人民群众为什么拥护人民军队？因为这支军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真心实意为人民谋福利的。因此，人民支持这样的军队。正是因为有了人民的支持，人民军队才能聚以歼敌、分以隐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诱敌深入、分割包围，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这一条，人民军队如同鱼儿离开了水，在敌强我弱形势下，根本就不能生存，更谈不上发展壮大了。

同样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是如此。敌人一次次进行残酷的扫荡，但是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却不断扩大。奥秘在于，我们的军队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在很多敌后抗日根据地，男女老幼都是八路军、新四军的“耳目”，甚至连儿童团都被组织起来为八路军、新四军传递“鸡毛信”，敌人一来，我们很快就能知道。可以说，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根本就不可能坚持下去。只有我们这样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人民军队，才能做到。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蒋介石也认识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重要性。他也提出要搞游击战、建立根据地，还在湖南衡山举办了训练班，邀请叶剑英等中共将领到训练班上讲课。从1939年2月到1940年3月，我党共派出叶剑英等30余名工作人员，帮助国民党举办了3期游击干部训练班，培训抗日游击干部3000多人。但是，共产党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国民党军队却根本学不来。为什么？根本原因是这一战略战术要依赖于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等原则的施行，而这恰恰是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宗旨、性质的重要体现，国民党军队根本无法做到。因此，虽然国民党军队也曾在敌后地区留置数十万兵力，但他们无法承受日军进攻和艰苦环境的煎熬，到1943年，除少量部队继续坚持外，基本上烟消云散。反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民，除陕甘宁边区外，还在广阔的敌占区开辟出18块根据地，创造出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同时并存，内线外线支撑配合的战略新格局。

战争的硝烟仿佛已经离我们远去，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民军队建设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初心，不能忘记当初为什么出发。不管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到哪一步，毛泽东为人民军队规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不能忘，密切联系群众的独特优势不能丢，这是人民军队战胜一切敌人的根本法宝，也是我们这支人民军队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基石。

四，陈士榘为何感慨华野也有山头？毛主席如何调整人事消弭这一问题

毛主席曾说过：“一个地方的革命党和革命军队起来同敌人作战，自然会形成各种团体和山头。所以，山头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特殊情况的产物。”中国革命。这应该是公认的事情。”

他明确指出：“这就是中国革命的现实，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所以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坏的是汕头主义和宗派主义，不是汕头。”

关于“山顶”，毛主席曾经打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 他说：敌机来袭，防空警报拉响，部队自觉不自觉地跑进了防空洞。

山东作为华北要塞，北望平津，南入华中俯瞰南京，西连中原，东通大海。 交通发达，航线便捷，战略地位不言而喻。 战争年代，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这也是毛主席所说的“防空洞”，聚集着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大批部队。

我们党对山东的管理很早。 1921年，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共同发起成立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作为“大”党代表赴上海参加党的正式成立。

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支部成立并继续发展。 虽然经历了“四月十二事变”、大革命的失败，并遭到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但党在山东的组织从未消失。 这一时期，山东省党组织领导人从王尽美到邓恩明，再到任国桢、胡云功、任作民……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领导山东省委工作的是李渔。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负责山东保卫的韩福渠不战而逃。 在以李钰为首的山东省委领导下，我们党先后开辟了胶东、山东、山东、湖西、山东等地。 南方等小规模抗日根据地。

为了进一步发展山东武装力量，1938年3月李渔到延安汇报时，请求中央派张经武、王建安等同志从延安到山东领导军事工作。 不久，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张敬武、王建安任司令员，李渔任政治委员。 这也是我党在山东第一支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武装力量。

1939年，罗荣桓、陈光率第115师师部和主力进入鲁西地区。

115师和山东纵队是两个没有隶属关系的平行部队，这对山东部队的协同作战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

据陈士举将军回忆：115师作为外线部队，占领了根据地繁华的县城。 山东地方武装自然有些不服气。 他们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根据地正在被别人享受着。 但115师部分官兵认为，自己是主力，应该得到地方武装的援助，应该拉第一小提琴。 这在两股势力之间造成了一些隔阂。

受战争环境影响，两军作战地点不同，执事们的看法也不同。 事实上，我党的武装力量在山东形成了两个中心。

中央对这一情况是敏锐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39年4月24日，中央派徐向前到山东工作，成立了八路军第一纵队。 徐向前任司令员，朱锐任政治委员。 他们统一指挥第115师和山东纵队。

然而1940年6月，徐向前因要返回延安参加七大而离开山东。 由于他的离开，山东军队再次被分散。 不久之后，八路军第一纵队的番号就不再使用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年7月18日，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中央，建议陈光、罗荣焕暂时对山东实行统一指挥。 根据彭德怀的意见，中央对山东分院领导班子进行了重新调整，以朱锐为书记，罗荣焕、陈光、李玉等同志为分院成员； 成立山东省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任书记。

不过，两方势力之间的差距并没有消除。 中央的决定实际上是让115师在山东领导武装力量，这造成了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的少数同志心理不平衡。 因此，罗荣桓的正确意见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1942年3月，在罗荣桓的建议下，北方局领导来到山东分局协调工作。 中央对山东问题进行广泛调查后，最终决定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不久后，罗荣桓被任命为山东分院书记，肩负着统一山东党政军的重任。

至此，山东的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的局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逆转。 在罗荣桓的正确领导下，山东形势蓬勃发展，呈现突飞猛进之势。

然而，日本投降后，山东局势因罗荣桓率军进入东北而再次发生变化。

1945年9月，为填补山东主力北上留下的空缺，中央命令江北新四军（陈毅部）迅速北上，直逼山东； 而江南的新四军（江浙军区宿豫部）也从江南北部撤出，以填补空缺。 陈毅部队北上后，在华中留下了一个空缺。

陈毅率部进入山东后，与山东地方部队合并为山东野战军； 粟裕部队进入华中后，成为华中野战军。

此时，山东野战军已经建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但在起步阶段，山东野战军内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地方主义现象，即原山东地方部队与新四军之间的差距。后来进入。

例如，根据刘通教授的《华东解放战争：1945-1949》记载：

“叶飞的纵队从江南北上，是当时山东最大的主力部队，但一些负责人却将他们视为外人，不愿意给第一纵队补充补给。结果，第一纵队在山东的前几个月，遇到了很多困难。”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1页）

随着陈毅率山东野战军主力南下，进入两淮战争，山东野战军主力与华中野战军在战略方针上出现了不同意见。

有一段时间，华中野战军希望陈毅能够出兵华中，支援华中作战； 而陈毅则希望华中野战军能够北上，增加淮河两岸的势力； 山东方面则希望陈毅能够率部返回山东，支援山东作战。

这三个方面都有各自的原因，导致华东局势难以打开。 在这种情况下，三方都迫切感受到集中兵力、统一指挥的重要性。 华东野战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1947年2月，中央决定将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正式合并为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军长兼政委，粟裕任副军长，谭震林任副政委。 与此同时，华东军区也宣布成立，陈毅任司令员。 饶漱石任政委，张云逸任副司令员，李玉任副政委。

经过这次重组，山野、华野两大主力部队真正完成了合并，统一了组织编制，进一步实现了作战指挥的集中统一。 经过这次整顿，华东地区的地方主义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解放战争时期，华东野战军共歼灭国民革命军245万人，位居解放军五大战略力量（东北、西北、华东、中原、华北）之首。 ）。 华业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因为地方主义的问题。 解决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