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误判了生育低谷的到来

以刍 2024-02-26 14:37:13
中国出现生育低谷的速度比许多人预期的要快,这引发了对人口结构崩溃的担忧。而且,由于40多年前的误判,如今应对这种生育低谷的形势可能变得更复杂。

深圳,一名女性抱着一名婴儿

中国出现生育低谷的速度比许多人预期的要快,这引发了对中国人口结构崩溃的担忧。而且,由于40多年前的误判,如今应对这种生育低谷的形势可能变得更加复杂。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是1980年开始实施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实验之一,如今发生的快速转变是当初的决策者所没有预料到的。当时,世界各国政府都担心人口过多会阻碍经济增长。一位在莫斯科接受过导弹训练的科学家牵头推动了中国的这一政策,其依据是将用于计算火箭轨迹的数学模型应用于计算人口增长。

4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老龄化比其他主要经济体都早得多。少子化和高龄化的转变有可能阻碍经济增长。在没有兄弟姐妹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中,年轻女性越来越不愿生育,而且年轻女性的数量也在逐年下降。

根据最近的政府数据,去年中国的出生人口减少了50多万,加速了2022年开始的人口下降。官员们称这是因为育龄妇女人数迅速减少(比一年前减少了300多万),并承认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变化,许多女性推迟结婚和生育。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人口开始萎缩的时间甚至更早。

上述数据公布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Victoria University in Australia)和上海社会科学院(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的研究人员预测,到本世纪末,中国将只有5.25亿人口。这低于他们之前预测的5.97亿人,比现在的14亿人急剧下降。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高级研究员、在墨尔本牵头进行人口研究工作的彭秀健说:“我们对2022年和2023年的预测已经很低了,但实际情况却更糟。”

中国的生育率接近每名妇女生育一个孩子,不到保持人口稳定的2.1更替率的一半。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生育率徘徊在3左右。

当时,中国刚刚开始经济改革。一群科学家表示,除非开始限制生育,否则一百年后中国将有超过40亿张嘴要吃饭,为此忧心不已。

在1980年初发表了一篇由其中一些科学家撰写的文章,建议中国寻找应对人口过剩的办法,“把生育率降到1......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那年秋天,中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但这些计算忽略了一些关键因素。

人口担忧

中国并不是当时唯一担心人口过剩的国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人口迅速增长,点燃了对人类生育速度将超过粮食增产速度的担忧,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早在近两个世纪前就提出了这一观点。

宋健,他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门生,也是中国研究卫星和火箭的顶尖科学家之一。宋健曾在莫斯科学习,获得了控制论(数学的一个分支)和军事科学的高级学位。军方官员将他派往戈壁沙漠上的火箭和卫星发射场,最终成为中国主管科技的高级政府成员。他今年92岁。1975年,宋健作为一个中国学术代表团的成员访问荷兰特文特大学(University of Twente),在那里他结识了荷兰数学家Geert Jan Olsder。三年后,两人在芬兰的一次会议上第二次见面。现年80多岁的Olsder表示,他当时谈论了自己与其他数学家的研究如何从全球资源有限的警告中受到启发,以及如何将数学模型应用于出生率。

2004年,宋健与荷兰数学家Geert Jan Olsder在一起。

Olsder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宋健用流利的英语与其他人交谈,并对数学建模表现出浓厚兴趣。Olsder表示,如果他和宋健没有会面,他相信中国也会开始实施某种人口政策,但可能会晚一些。Olsder写道,他觉得自己就像一长串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块。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宋健完善了他的建模,并与一个科学家团队开始计算不同的生育率会如何影响中国的人口数量。1979年底,宋健开始向官员们提交基于他们建模的报告。他计算出,按照每个妇女生育三个婴儿的固定生育率,到208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2.6亿。

凭借计算机辅助的数学模型,宋健认为人口的快速增长会阻碍中国成为一个富裕的现代化国家。葛苏珊说:“宋健用一种人口-经济-生态危机即将到来的可怕论调来说服人们。”

实际情况是在短短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内,生育率已降至更替率以下。只是年轻女性群体仍然庞大,这使得中国人口还能继续增长。但新生女孩的数量却在迅速减少。

1989年,北京,一家妇产医院里的婴儿。

影响

几十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人口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这项政策已过时且存在缺陷。他们说,随着预期寿命延长和经济状况的改善,中国的生育率会自行下降。

年轻女性现在是中国人口困境的核心。她们越来越不愿意生育,生育率逐年下降。

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葛苏珊说,在独生子女政策下长大的女性是按照中国政府的目标成长起来的,即人口数量较少但质量高:受过良好教育、干练且独立。她说:“这些女性不会接受回到家庭做家庭主妇。”

除了文化和社会变化外,宋健的模型也没有考虑到经济因素,例如改革引发的大规模涌入城市的移民潮,这在降低生育率方面起到了超乎想象的作用。

现在领导上海社会科学院上述研究团队的退休人口学家左学金十多年前就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暴发敲响了警钟,他当时表示,当年实施计划生育措施的必要条件都已逐渐消失了。

人口学家很着急

即便2015年中国政府取消了独生子女政策,也没有完全废除生育限制,而是改为二孩政策。现在,中国呼吁一对夫妇生育三个孩子,宣扬中国需要回归生育友好型文化。

企业家、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都努力传达这样一个观点:中国需要更多婴儿。

联合国人口估计和预测部门负责人Patrick Gerland说,他们的计算试图反映长期趋势,并不是为快速变化而设计的。他同意其他研究人员的观点,即中国的生育率更接近 1.0。

他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生育率从一年到下一年变化如此之快的国家,我们的人口(预测)结果将小于两年前的预期。”联合国计划在 7 月份更新其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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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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