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射猪太郎是二战时期的日本外交官，于1887年2月6日出生在福岛县西白河郡川崎村。

1908年，石射猪太郎从东亚共同文化学院毕业后，加入了南满洲铁路。

后来他辞去工作帮助父亲做生意，但是父亲的生意失败了，他又失去了工作。

在岳父的支持下，石射猪太郎努力学习外交和领事考试，并第二次通过。

1915年，石射猪太郎正式加入日本外交部。1916年，他被任命为驻广东领事助理，不久便不明原因发高烧病倒，回日本休养。

在矶部温泉养伤期间，石射猪太郎结识了后来成为陆军反扩张派核心人物的柴山拳四郎。

身体病愈后，石射猪太郎于同年底奉命赴天津任职。

作为副总领事，他负责处理领事案件并裁决居民公民提起的诉讼和刑事案件。

在天津期间，由于物价上涨，家里又有病人，他陷入了极度贫困，离开时还欠了3000美元的债务，在同文书院一位前辈的帮助下，他才解决了债务。

1918年，石射猪太郎定居旧金山。

1920年，他成为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三等秘书。

当时的特命全权大使是币原喜十郎，工作人员包括佐分利贞夫、广田弘毅、山本五十六、龟井宽一郎等。

1922年10月，石射猪太郎调任日本驻墨西哥大使馆。

1924年6月，他回到该部工作，后被分配到通商产业省第三课，负责移民事务和保护海外日本国民。

但这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是在通商产业省局长佐分里贞夫手下的局长室工作。

石射猪太郎最大的任务是处理同年美国通过的《排日法案》。

石射猪太郎自美国时期就一直从事移民工作，他评论当时政府的意图时说：“我们的政府根本没有想把尽可能多的移民送到美国去。”

1925年，石射猪太郎被佐分利总干事任命为贸易局第三科科长，接替赤松正之总干事，负责巴西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移民以及出国旅行护照的签发。

1927年，石射猪太郎任日本驻英国大使馆一等秘书，驻伦敦。

这段时间，他的爱好是“将棋和高尔夫”。

1929年，他被任命为驻上海总领事，恢复在中国任职。

不久，应外务大臣币原喜十郎之邀，他出任驻吉林总领事。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石射猪太郎担任吉林省政府与日军第二师团的调解人，为日军和平占领吉林作出了贡献。

当时，石射猪太郎批判伪满建国，称“东三省的中国人中，有哪一个人希望独立？”

1932年，石射猪太郎被任命为驻上海总领事。他认为，维护上海这座国际都市的和平是自己的使命。

据报道，石射猪太郎上任后曾对一位报纸记者说：“我的目标是，无论何种情况下，都要让上海保持平静。”

1936年，他任驻暹罗大使。

1937年3月，升任外交部东亚局局长。

卢沟桥事变时，石射猪太郎极力主张不升级政策，并试图通过外相广田弘毅阻止军方调动三个师团的建议，但调动三个师团的建议还是于7月11日得到内阁批准。

为此，石射猪太郎和东亚局长植村伸一曾试图提出辞呈，但被广田说服留下。

石射猪太郎继续努力防止事态升级，并与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健四郎大佐合作，寻求中日两国和平之路。

但中日两国还是很快因为卢沟桥事变，而爆发了全面战争。

根据，石射猪太郎后来自己介绍，7月29日，昭和天皇对首相近卫文麿说，“我们现在何不尝试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

和平派受此鼓舞，派出船津达一郎前往上海与亚太总督察高忠武会面，试图为停火谈判铺平道路，但他们的努力因第二次上海事变的爆发而受阻。

12月13日，五大臣会议召开，讨论调解方案，石射猪太郎也出席了会议。

各国大臣都利用日本在战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这一事实，发表了一系列加强和平条件的声明。然而，最终形成的草案对中国来说过于苛刻，难以接受。

石射猪太郎虽然处于没有发言权的地位，但他脱口而出“条件如此苛刻，中方绝不会答应和平”。

但碍于他本人身份低微，这样的发言被完全无视。

无奈之下，石射猪太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事到如今，草案文本已经无所谓了，日本必须尽其所能，走到尽头，才能放弃。”

1938年5月，宇垣一重将军接替广田担任外务大臣。

上任后不久，石射猪太郎就要求宇垣为和平做出努力。

他说：“我想请你利用你作为大臣的权力，帮助我们度过难关，而不必与国民政府打交道。”

据报道，宇垣同意了。

宇垣出任外务大臣后，很快宣布重新考虑近卫谈话。

这里的近卫谈话，主要指的是，日本近卫内阁在1938年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声明。

当时，近卫文麿内阁宣布日本“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试图孤立中国国民政府，推动中国分裂，进而扶植傀儡政权。

接着，宇垣通过英国驻日大使克雷吉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通过香港总领事中村丰和，成功秘密接触国民政府总理孔祥熙及其秘书乔福勋，并进行和平谈判。

因双方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而最终破裂。日本坚持的条件包括承认“满洲国”独立、华北和蒙疆特殊化、对日赔款等，而蒋介石政府虽有部分让步，但无法接受日本的核心要求

与此同时，宇垣的这些努力，在日本内部也遭到了陆军地方办事处和陆军改革派的强烈反对。

最终，在巨大的压力下，宇垣被迫辞职。

据称宇垣对石射猪太郎说：“你曾说过要把这一事件（指中日和平谈判）的解决交给我，但现在近卫内阁正试图削弱我的权力，所以我不能再留在内阁了。”

石射猪太郎感到自己也负有责任，因此辞去了东亚局局长的职务。

1938年11月，石射猪太郎调任驻荷兰公使。1940年10月，他成为驻巴西大使。

1941年12月，英美战争爆发，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也受到了影响。

由于巴西与日本并非敌对关系，最初持保留态度，石射猪太郎便与日本的盟国德国和意大利大使一起，实施各种阴谋，阻止巴西加入对抗轴心国的战争。

然而，1942年1月，在美国和英国的政治压力下，巴西与日本、德国和意大利断绝了外交关系，随后进入战争状态。

直到回国之前，石射猪太郎的主要工作是为巴西的日本人回国做准备并保护他们。

但由于巴西当局为抗议日本政府对巴西驻日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冷遇而采取类似措施，石射猪太郎和他的同伴们被禁止外出，每天除了一小时的监督外，他们实际上被迫生活在禁闭之中。

但在日本当局放松对巴西驻日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待遇后，石射猪太郎于3月获释，并于8月乘坐战时交换船返回日本。

日本与英美爆发战争后，与许多国家断绝了外交关系，造成大批外交官滞留。

1942年12月，外交部下设战时调查室，负责召集这些外交官，石射猪太郎回国后接任主任一职。

1944年8月，战争结果已逐渐明朗，石射猪太郎突然被任命为驻缅甸大使。

当时，日本正败于英、美、澳大利亚等同盟国之手，因此他甘愿接受“可能无法安全返回”的现实，并最终于1945年8月在缅甸度过了战争的尾声。

期间，为了自身安全，一度逃往当时与日本处于敌对关系的缅甸邻国泰国，并被与泰国结盟的英国军队扣留，但最终于1946年7月返回日本。

8月7日回国后，石射猪太郎向外务省提交辞呈，结束了外交官生涯。

同一天，他因担任驻缅甸大使这一重要职务而被总部禁止从事公职。

在后来的东京审判中，石射猪太郎还作为辩方证人出庭。

之后，他在东京都北区西河原四丁目的自宅中安度晚年。

石射猪太郎长期以来一直批评有利于军人的奖励制度。

他写道：“和这些人（军人）一起被讨论让我感到不舒服，但我没办法……我已经厌倦了勋章之类的东西。”

石射猪太郎高度评价昭和天皇，称他为“和平主义者”，并在书中写道，即使在他们短暂的会面中，他“也能感受到天皇全面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