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令员与政委出现分歧，导致军分区损失惨重，毛主席为此修改政策

1942年的华北大地，硝烟弥漫。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五一大扫荡＂，形势异常严峻。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冀中第八军分区遭遇了一场惨痛的损失。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与政委王远音在雪村战斗中因指挥权分歧，导致700余人的部队惨遭4000多名日军合围。最终，包括常德善、王远音在内的多名高级干部相继牺牲，军分区遭受毁灭性打击。这场战斗不仅令毛主席彻夜未眠，更推动了一项重大政策的调整——取消了延续十二年之久的＂政委最后决定权＂制度，确立了军事指挥员在军事行动上的最终决定权，为我党军队的指挥体制建设写下了关键的一笔。

红军政委制：从建立到完善的历程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军队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党指挥枪。这项原则确保了军队在思想上的高度统一，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从南昌起义到土地革命战争，这个原则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1927年，毛泽东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他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制度，这一创举为党领导军队开创了全新的道路。这项制度的核心就是让党组织渗透到军队的基层，确保每一个连队都有党的声音。

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权。他明确指出，无论是政治上、思想上还是组织上，军队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行动。这次会议为红军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1930年，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这份文件中有一条极为关键的规定：当政治委员与军事指挥员意见相左时，政委可以中止军事指挥员的命令。这就意味着在军队中，政委拥有最终的决策权。

这项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2年，一个叫郭炳生的红军师长打算带领一个团叛变投敌。郭炳生是红三军团红二师师长，更是彭德怀的义子。然而，红二师政委彭雪枫得知消息后，只带了15个人就追了上去。

正是因为政委拥有最高决策权，彭雪枫才能在追上叛徒后，成功说服那支部队回心转意。如果没有这项制度作保障，以郭炳生的双重身份，完全可以把彭雪枫等人除掉。

1935年长征期间，又一次体现了政委制度的重要性。当时，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展现出高超的军事智慧。可是，这种非常规的战术动作引起了一些人的不解。

时任红一军团军团长的林彪就对此产生了质疑。他给中央写信，建议让彭德怀负责前线指挥，而让毛泽东专注于大局。但军团政委聂荣臻坚决反对林彪的想法。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最终聂荣臻以政委的身份警告林彪，如果违抗上级命令，他就会动用政委的最高决策权，阻止部队执行军团长的命令。

1938年12月，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八路军对政委制度进行了调整。新颁布的《政治委员暂行条例》规定，在军事和作战指挥上，军事指挥员承担更大的责任。但是，政委仍然保留着否决军事命令的权力。如果双方出现分歧，必须详细向上级报告，在得到上级指示前，军事指挥员必须按照政委的意见行事。

这种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起到了关键作用。它就像一根无形的绳子，将军队牢牢地维系在党的周围，防止军阀主义思想的滋生。这项制度一直延续到1942年，在雪村战斗的教训中，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日寇扫荡袭来 军分区遇巨变

1942年春夏之交，日本侵略军对华北根据地发动了一场代号为＂五一大扫荡＂的军事行动。这次行动规模空前，日军调集了大量精锐部队，对冀中军区发起猛烈进攻。

在这场浩大的军事行动中，冀中第八军分区首当其冲，成为日军重点打击的目标。日军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术，很快就占领了冀中根据地的大部分县城，八军分区主力23团在激战中损失惨重，团长谭斌不幸牺牲。

面对这样的局势，八军分区的两位主要领导人展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是一位从基层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军事指挥官。他17岁就加入红军，曾在冯玉祥部队服役，还做过关向应、贺龙的警卫员。

常德善在战场上身经百战，曾在一次战斗中冒着枪林弹雨救下贺龙的性命。凭借着过硬的军事素养和丰富的实战经验，他从一名普通的警卫员，逐步晋升为红六师参谋长，最后担任军分区司令员。

相比之下，军分区政委王远音的经历则完全不同。他出身农民家庭，年轻时曾在太原求学。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王远音主要从事地下工作，在抗战爆发后才开始参与组建游击队。

虽然王远音在政治工作方面表现出色，但他缺乏实际的战场经验。这种经验的差异，在后来的战斗中产生了致命的影响。

面对日军的疯狂＂扫荡＂，常德善和王远音带领军分区机关和23团2营，成功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他们率领部队转移到了饶阳一带，暂时避开了敌人的锋芒。

就在这时，他们接到了一个令人揪心的消息：下辖的30团在与日军遭遇后被打散了。根据以往的经验，常德善和王远音在5月底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返回根据地，寻找和收容失散的部队。

这个决定是基于过去对日军＂扫荡＂规律的判断。通常情况下，日军会在一段时间内疯狂扫荡，之后就会撤退，让局势回到之前的状态。

然而这一次，日军改变了以往的作战方式。他们故意制造出撤军的假象，实则将大量兵力隐藏在战略要地，等待八路军主动落入圈套。

6月7日，常德善、王远音率领部队快速通过了河间至肃宁的公路，抵达了子牙河东岸地区。在这里，他们终于与30团的残部取得了联系，准备在第二天与这支部队会合。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通过侦察人员的报告和电台传来的情报，常德善和王远音获悉：日军正集结大量部队，向他们所在的方向快速逼近。这个情报预示着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逼近。

分歧难解生死局 决策酿成大祸殃

情报传来的那一刻，常德善立即意识到形势的危急。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军事指挥官，他立刻向政委王远音提出了紧急转移的建议。

常德善分析了当前的态势：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等到天亮，日军必定会形成合围之势。他提出部队必须趁着夜色掩护，立即撤离子牙河东地区，跳出日军的包围圈。

然而，王远音对此持完全相反的意见。他认为子牙河东是八路军的游击区，群众基础并不如老根据地深厚。如果在敌人还未真正到来之前就撤离，会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

王远音还特意举例30团的遭遇。他指出30团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都能够坚持下来，如果军分区机关在未与敌军交火的情况下就撤离，将会影响军队在群众中的威信。

这场关于去留的争论持续了数个小时。常德善据理力争，反复强调当前形势的危急性，指出一旦被日军包围，后果将不堪设想。

两位指挥官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争论最终在王远音动用＂政委最后决定权＂这一制度时画上了句号。作为军分区政委，他有权否决军事指挥员的命令。

深夜，常德善不得不服从政委的决定。700多名指战员依照命令，在雪村一带驻扎下来。部队开始构筑简易的防御工事，为可能到来的战斗做准备。

6月8日凌晨5点，东方天际刚刚露出鱼肚白。寂静的雪村突然被打破，日军的枪声从四面八方响起。这支由4000多人组成的日军部队，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对雪村的包围。

八路军将士奋起反击，利用地形优势进行顽强抵抗。但是敌我力量对比太过悬殊，不仅在数量上相差近6倍，武器装备的差距更是巨大。

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八路军的阵地不断被日军突破。常德善亲自带领部队组织反击，在一次冲锋中，他遭到敌军机枪的扫射，身中27弹，壮烈牺牲。

政委王远音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为了不被日军俘虏，他选择了最后的抗争方式——开枪自尽。与此同时，30团政委汪威、30团副团长肖治国等多名军分区高级干部也在这场惨烈的战斗中相继牺牲。

这场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到傍晚时分，雪村战斗结束，第八军分区遭受了成立以来最为惨重的损失。不仅牺牲了包括司令员、政委在内的众多高级指挥员，部队的主力也所剩无几。

这场战斗暴露出的问题远不止军事指挥上的失误。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军队指挥体制存在重大缺陷。政委与军事指挥员之间的权力分配不够合理，导致在关键时刻无法做出正确的军事决策。

战斗结束后，军分区的报告很快送达了中央。这份报告详细记录了雪村战斗的全过程，包括战前的决策分歧、战斗的具体经过、人员伤亡的情况。中央从这场战斗中看到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军队的指挥体制必须进行改革。

借鉴惨痛教训 改革指挥体制

雪村战斗的详细报告送达延安后，立即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毛主席接到报告的当天晚上，一直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整整一夜未曾合眼。

这场战斗造成的损失，在我党军队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一个军分区的司令员、政委以及多名高级干部同时牺牲，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

军委立即召开专门会议，对雪村战斗进行全面分析。会议认为，这场战斗暴露出的问题，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军事战术失误。

与会人员从不同角度剖析了导致这场惨剧的原因。虽然日军的＂五一大扫荡＂确实给根据地带来了巨大压力，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我军的指挥体制存在明显缺陷。

会议特别指出，1930年制定的政委最后决定权制度，在当时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防止了军阀主义的滋生。

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的军队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部队规模不断扩大，作战方式日益复杂，军事指挥的专业性要求越来越高。

在这种情况下，让不具备丰富军事经验的政委来做最后决策，往往会影响军事行动的正确性和时效性。雪村战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军委会议经过深入讨论，形成了一致意见：必须对现行的军队指挥体制进行改革。改革的核心是明确军事指挥员在军事行动中的决策地位。

1942年9月1日，中央正式宣布了这一重大改革决定。政委不再拥有军事上的最后决定权，军事行动的最终决策权归军事指挥员所有。

新的规定同时要求，当政委与军事指挥员发生争议时，必须及时向上级汇报。这样既保证了军事行动的专业性和时效性，又维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这项改革立即在全军范围内展开。各级部队都召开会议，认真学习新的规定，明确军事指挥员和政委的职责分工。

实践证明，这次改革是非常正确和及时的。它既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又充分发挥了军事指挥员的专业特长，使我军的指挥体制更加科学合理。

在后来的革命战争中，这种＂军事指挥员负责作战，政委负责思想＂的分工模式，展现出了强大的优势。各级指挥员和政委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共同为革命胜利贡献力量。

雪村战斗虽然给我们造成了巨大损失，但它推动了军队指挥体制的改革完善。这些牺牲的革命先烈，用自己的鲜血为党的军队建设事业写下了宝贵的一课。

时至今日，每当人们提起雪村战斗，都会想到那些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英雄们。他们的牺牲推动了我军指挥体制的革命性变革，为党的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

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任何一项制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重要的是我们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在探索中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