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关于台湾回归的话题都会登上新闻头条，总给大家一种好像随时要开战收复台湾的错觉。

比如：我国军队演习的各种视频，外交部痛斥挑拨离间的言论，明星们纷纷转发响应支持台湾回归的立场等等。好像开战就是指日可待的事，却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了。

这是国家在虚张声势吗？还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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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下围棋是一场巨大的博弈。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博弈，更是不能轻举妄动。因为落子无悔，棋子一旦落地，后果全得自己承担。所以在台湾的问题上，就是如此。

如果真要打仗，凭我国的军事实力拿下台湾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犯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但是，国家更在意的是态度：是人民百姓的态度，是世界各国的态度。

战争一旦开启，就没有回头路了。只要开战，劳民伤财是必然的。百姓承受得起经济的消耗吗？无家可归的难民又该如何安置呢？这些问题都是国家所要考虑的。

与此同时，趁火打劫的事屡见不鲜，不少国家也在时刻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因此，本是一家亲的台湾和大陆，除非万不得已，还真是不能轻易用武力解决问题。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台独分子和崇洋媚外的人呢？

最典型的就是台湾当初的茶叶蛋之说了。台湾知名主持人在节目上公然嘲笑大陆人连颗茶叶蛋都吃不起。这事传回大陆后，大家都笑掉大牙了。认知的贫瘠真可怕，这种鬼话居然有人信？

别说，还真有人信。信的人还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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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我们就来好好探讨一下社会制度的问题。很多崇洋媚外的人一提起社会主义就嗤之以鼻：都是虚伪的面子工程罢了，说给那些无脑的人听听就够了。

那么我们就回归国家和社会本身，看看到底是制度的问题，还是人性的问题。

社会最重要的无非就是两个问题：市场的效率和分配的公平。如何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以及有了收益后要如何分配才是最合理、最公平的。无数经济学家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当代主流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是最受欢迎的。

西方经济学主张：不需要任何的人为干预，遵循自由市场的原则。因为价值会回归，所以只有完全市场化才能达到最高的效率。比如，一支钢笔成本5块钱。如果一开始只有一家工厂生产出来了这支笔，那即使出价100元也会有无数消费者愿意购买。

但这一本万利的生意，立马会引来一群效仿者投入生产。随着产量上升，钢笔供大于求。厂商为了扩大销量就必须降价出售，他可以慢慢降价到80，60，40，20。只要品质相同，消费者一定会挑最便宜的买，那么市场就从原来的卖方市场慢慢变为买方市场了，竞争关系转嫁到厂商头上了。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笔一直卖不出去，厂商就要承担仓储、租金等各种费用。无可奈何，有些厂商甚至只好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将钢笔抛售。时间一长，有些厂商终于亏本破产了。那么供求关系又要发生变化了：产量下降，钢笔的价格就又要往上提了。

如此，循环往复。

因此，不管市场中的厂商和消费者如何变化，钢笔的价格总是会围绕这5元的成本价上下波动。而整个过程没有政府的干预，完全是市场自发的行为。看上去确实是良性的发展，尽管也是无可否认的残酷。

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样也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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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初学了西方经济学的这一套理论后，就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一个个赞不绝口。既然这样，那为什么我们国家还老是要干预市场呢？放任自由发展不好吗？越干预，越多余。

说得很有道理，从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市场本身就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可以起到调控经济的作用，还非要政府在中间伸只手、惹人嫌干什么？

这就要说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了。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看起来似乎是接近完美的，但是有两个必要的前提：1、人是同样的聪明和理性，2、人都是遵守市场规则的。

而恰恰人不可能都是聪明人、理性人，人也不可能是完全遵守市场规则的。

人的知识水平各不相同，就注定有一部分人会被市场无情地淘汰。而剩下那部分“强者”的规模会日渐扩大，并凭借规模效应成为垄断组织。一支成本价5元的钢笔，他就算卖1000元你也没办法。当然你不买也可以，资本家就可以把它像对待多余的牛奶一样，倒掉都不给你喝。

市场不会再是人人都可以公平参与竞争的，而是成了典型“二八社会”。全社会80%的钱被20%的人牢牢掌握，并且无法撼动。

同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就是所有的话语权。只要有了资本，那法律、制度、教育、医疗等，什么资源都可以拥有。

而这些资源又会再次将资本家的地位加强巩固，从而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铁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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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社会主义，大家最看不惯的就是政府那只多余的手了。但是政府的宏观调控，尽管看上去让市场失衡了，未必就一定是坏事。

农产品限价，让每个老百姓都能吃得上饭；自来水、电力等由国家配置，让每个家庭都能用得上水电；努力搞基建，即使铁路运营亏损也要方便人们的日常出行，还有我们稳定的社会治安、便捷的线上支付、灯火通明的城市建设等等。

但当大家一股脑的扎堆建厂，为了避免造成资源的浪费，国家也会适当提高准入门槛或者直接勒令禁止。

然而这同样有一个前提：所有的官员、所有的企业、所有的人民都要把共同致富当作奋斗目标。显然，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性不可高估，社会的蛀虫赶不尽、杀不绝。有利益的地方就一定有腐败。

但，至少愿景是美好的。

所以为了平衡两种制度的弊端，我们国家才采取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符合了我国从古至今都在推崇的“中庸之道”：适当放权、适当干预，以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就好比家长放手让小孩子走路，但也要适时地扶一把。

所以我们国家的社会制度并没有本质性的错误，有错的是在执行层上面。从上往下逐级传导，每一层都有为了一己私欲挖国家墙角的人，导致政策不断走偏，从而变质了。

马克思曾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虽然资本主义的资本家和社会主义的政府，基本上都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真正掌权人，但本质上却是完全不同的。

矛盾是必然存在的。不过既然我们没有本质性的问题，那么就一定可以从一个个矛盾中，螺旋式地往上走。

不是比谁站得高，而是比谁走得久、走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