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陈哲民的前妻许桂馨带着两个孩子从香港回到北京。许桂馨原以为丈夫之后也要回北京，没想到陈哲民只是说说而已。

许桂馨后来说，陈哲民不愿回是有深远考虑的，主要考虑到他的父亲是陈独秀。

当时党内对陈独秀是有争议的，弄不好，他也会受到牵连。

陈哲民虽然生活在香港，但对国内如何评价父亲陈独秀也颇为关心。

1991年，陈哲民的女儿陈祯祥到香港看望父亲，正好电影《开天辟地》也在香港公映。

在女儿的带动下，陈哲民走进了香港电影院，认真地看完了这部电影。许久，他给出了八个字的评价。

陈哲民是陈独秀最小的孩子，他于1913年出生在故乡安庆宣家花园。他原名“鹤年”，乳名“黑子”。

儿时的陈哲民，与姐姐陈子美一样，基本是和父亲陈独秀、母亲高君曼生活在一起。

陈子美

1925年，即陈哲民13岁时，父母因感情破裂而分居，他跟随母亲去了南京生活。

在南京，陈哲民主要是读书，也和姐姐陈子美一起去过山东半工半读。姐弟俩都学得收发电报的技术，姐姐去了杭州，陈哲民留在了南京。

1931年，陈哲民刚满18岁时，母亲高君曼突然病逝了。临终之时，只有陈哲民一个亲人在跟前，很是悲凉。

陈哲民首先通知在杭州的姐姐，让她赶回南京，然后四处寻求亲友帮助。在父母好友的帮衬下，姐弟俩总算是为母亲料理了后事。

丧事之后，姐姐回杭州上班，陈哲民又在南京住了一段日子。期间，他为《民声报》收发电讯。

次年，陈独秀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押送南京。

尽管陈哲民对父亲远不如母亲那样感情深厚，甚至还因父亲后来和母亲分手而对他颇有怨恨，但当他得知父亲被关押后，还是第一时间去监狱探望。

见面后，陈哲民天真地提出：“爸爸，我要想办法帮你越狱逃跑。”陈独秀听后，直接开骂：“胡闹！”

不过，骂归骂，陈独秀对儿子的这片孝心是满意的。同样，陈哲民也没有因挨父亲的骂而对父亲不满，以后仍经常去看父亲，力所能及地帮助父亲。

据陈独秀的孙女回忆：

“爷爷在狱中写得《自撰辩诉状》，就是由父亲拿到《民声报》去秘密印刷后，在社会上散发的。”

1934年，陈哲民意识到自己虽有一技之长，但学历不高，只有初中文化。

于是，陈哲民先到扬州中学高中班读了一两年，之后又去了北平致诚中学男校续读。

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陈哲民在学长许建平的邀请下，到他家参加了一个读书会。

在那里，陈哲民认识了学长的妹妹许桂馨。许桂馨那时在该校的女校读书。

“一二九”运动后，陈哲民、许建平、许桂馨加入了一个“民先队”（卢沟桥事变后改为“民先小组”），主要活动是到工农群众中去宣传抗日。

有一次，三人一起到门头沟煤矿看望工人，向他们宣传抗日。

在这些活动中，陈哲民和许桂馨越来越熟，慢慢地产生了感情。1936年，两人同时高中毕业。

陈哲民考入北平法商学院，许桂馨则考入中国大学。进大学不久，两人便结婚了。

卢沟桥事变后，陈哲民接到组织命令，让他办一个秘密训练班，训练培养收发报人员。

受训的人掌握了技术后，陈哲民就把人交给联络员，由联络员通过交通网把技术员送到西山游击队。

那时，许桂馨生下了大女儿陈祯祥。因为有了孩子，她没法做很多工作，只能帮着做一些手套之类的物品，做好后由专人送往西山游击队。

在北平的这种秘密工作，大约持续了一年。

1938年秋，陈哲民、许桂馨加入的“民先小组”里的一对夫妻，被日本人抓去了。被抓时，这对夫妻托付亲属，让他们去找陈哲民，说小组已经暴露了。

于是，陈哲民一家辗转去了香港。

在香港待了没多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人占领了香港。陈哲民一家只好返回内地。

1942年1月，到了桂林。许桂馨生下二女儿陈祯荣。

不久，日本人又开始沿着西江进攻，陈哲民一家不得不再次转移。他们又在桂平待了一段日子，最后决定去重庆。

去重庆必须先步行翻过大瑶山，路十分难走。那时，许桂馨的第三个孩子陈祯庆尚未满月。

动身时，陈哲民请来两个挑夫，一个挑夫挑两个孩子，另一挑夫挑衣服被褥等。许桂馨自己抱着最小的一个娃。

山路难行，陈哲民倒还能忍受，最让他气愤的是，竟然被两个挑夫给骗了。

原来，这两个挑夫与当地的盗匪有联系。他们一出发，就被盗匪盯上了。等进了山，盗匪就出来抢劫。

这伙盗匪不但抢走了他们的衣物，还把陈哲民身上的钱都收走了，最后把他们全家绑在了山上。戏要做足，两个挑夫也被绑上了。

到了晚上，两个挑夫才给他们松了绑，叫他们走。

所幸的是，许桂馨身上的600元钱还在。因为她在“坐月子”，广西人忌讳这个，盗匪没有搜她的身。

重庆是去不成了，一家人好不容易又回到了桂平。

1946年2月，此时抗战已经胜利，广西已是国民党的天下。国民党当局知道了陈哲民是陈独秀的儿子，便下令让他们离开桂平。

就这样，陈哲民一家收拾东西去了香港。

到了香港不久，正巧《星岛日报》这时刊出一则广告，招聘既懂英语，又熟悉中文的人才。陈哲民便去考，结果考上了。

就这样，陈哲民便到《星岛日报》工作了。

起初，陈哲民做中英翻译工作，以后又搞收发电讯。

由于陈哲民不但能接收各通讯社用明码发的电讯新闻，还能破译其他报刊的密码电报。所以，凭着这一技术，陈哲民给《星岛日报》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后来，随着陈哲民薪水增加，家庭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他就不满足仅在《星岛日报》工作了。

他想像父亲陈独秀那样，自己办个杂志。经他的努力，杂志很快办起来了。

杂志起初叫《少年文艺》，刊登了不少介绍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生平事迹的文章。

由于这个杂志，从一开始就思想倾向明显，所以杂志的出版、发行受到了反共的港英当局的阻扰。

陈哲民并未因此放弃出版。当杂志被查禁后，陈哲民就改变杂志名称。正因如此，《少年文艺》后改为了《新少年》。其中含义十分明显，陈哲民就是为了延续父亲《新青年》的精神传播。

而许桂馨则帮着丈夫做杂志发行的工作。

1948年，许桂馨生下了第四个孩子，即陈祯琦。

1949年底，新中国成立了，广州也获得了解放。许桂馨决定把两个大孩子送回内地读书，他们夫妻和另两个小孩找机会再回去。

就这样，陈祯祥、陈祯荣来到了广州上学，成了住校生。

1951年，许桂馨和丈夫提出回大陆的事。陈哲民认为，妻子可以先回去，把《新少年》杂志拿到广州发行，他自己则看情况再说。

许桂馨带着《新少年》回了广州，杂志发行一年多后，军管会的人突然找她谈话，说这本杂志，不论是形式和内容，对香港的读者比较适合，但已不适应国内的政治水平了。

许桂馨回到香港，将情况与陈哲民说了。许桂馨那时已经非常想去北京生活了。

许桂馨（右）

一来是她哥哥在北京基建科当科长，来信要她去北京。二来是她离开北京多年，想回去看看。三来是两个女儿都从广州来到北京读书。

陈哲民见妻子迫切想回去，便让她把另外两个孩子一起带走。等她在那边站稳脚跟后，他再回去。

不过，陈哲民并没有回北京。

夫妻俩实际上已经分手了。到了1958年，通过有关部门，两人取得联系，办理了正式的离婚手续。

几次运动下来，许桂馨的生活很艰难。相比之下，陈哲民在香港的日子过得比较宽裕和安定。

不久，陈哲民又重新结婚。

陈哲民虽然有钱，但他依旧保持着父辈的那种勤俭作风。据陈哲民的两个女儿回忆，她们到香港看望父亲，父亲对吃喝玩乐不感兴趣，全部心思都放在工作上，特别是放在他自己办的杂志上。

《新少年》于1978年底又更名为《科学模型》。据说到现在仍在出版。

晚年的陈独秀，一直关心着内地的情况。80年代之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他也感到很高兴。

1991年，大女儿陈祯祥到香港探亲，在她硬拉之下，父亲走进了电影院。那一次，陈哲民看得非常专心。

从开映到结束，陈哲民始终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也未对旁边的女儿说一句话。看完后，他对该片做出评价：“比较公允，比较客观。”

显然，这部电影把他带入了过去的岁月，引发了他的许多回忆，也让他看到这样的事实：人民不会忘记陈独秀在历史上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