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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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热爱学习，高中在北京师大女附中就读。我那时的奋斗目标很明确，就是去北京大学读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1963年夏，我接到了北大西语系的录取通知书。当时，我高兴坏了。

然而，还没等去报到，学校教导处突然通知我回校。到了学校后，我发现回去的还有十几个同学。

教导主任叫我们过去，他面带笑容地讲：“应部队建设需要，要派一批应届毕业生转到解放军院校（现解放军洛阳外语学院）。你们被选中了，去了那边以后要好好学习，为部队做贡献。”

本文主人公

接到这个通知，我的第一反应是茫然。之后也不知道是遗憾还是高兴。

回到家后，我马上把情况和父亲说了。因为父亲一直鼓励我上北大读书，为此他也是对我抱有很大的期望。

我原以为父亲会不同意。

没曾想，父亲淡然而又坚定地对我说：“你是共青团支部组织委员，应听从组织的安排！军队这个熔炉，不一定比地方大学差！爸爸当了一辈子兵，部队不是把我从一个泥腿子培养起来了吗？“

从父亲的语气中，我听出了他对军队、对国家的忠诚、热爱。

接着，父亲又说：“部队建设需要年轻人！你子承父业有什么不好？”

就这样，我于1963年8月8日正式成为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女兵！

参军的头一年，是入伍教育和正常的训练。我记得，第一课是走正步。

白天训练，曾走出啼笑皆非的“同花顺”；夜间拉练，曾有过军裤穿反的尴尬。

不过，时间长了，我慢慢地养成了当兵的作风。不论是起床、吃饭，只要一听到军号声，就马上整齐列队。

每次外出，我也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有时为乘客倒水泡茶，有时帮着列车员打扫卫生，俨然一副可爱子弟兵的样子。

1965年6月，我换上了65式军装，红领巾、红帽徽使我想起了红军前辈，也开始了我人生最为难忘的阶段。

那时，父亲送我的《毛选》四卷和母亲送我的《向雷锋学习》的日记本，一直陪伴并鼓励着我。

这些书倾注了父母的厚望：要我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以雷锋为榜样，和工农出身的同学打成一片。

这天，李指导员私下找我说，支部准备培养我入党。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头摇的像拨浪鼓一样，连忙推辞：“不行，不行，我不够格啊！”

李指导员看我这样的反应，很诧异地问：“你不想入党？”我回答说：“党员，就要像刘胡兰那样光荣。刀架在脖子上，不怕死才行！我没有经过考验，不行！”

李指导员听后，笑了笑。随即他表情严肃地说：“你认为入党只是一种荣誉？那你就想错了。入党是一种信仰。你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理想和决心，你就入；不想奋斗，就不入！再好好地想一想吧。”

李指导员的话，震撼了我，让我明白了入党的真正目的。不久，我就果断地上交了入党申请书。

那时，党组织的每次会议，我都记忆深刻。

有一回，支部民主会。在会上，我看到马主任带着女儿到了我们教室，于是，我马上站起来说：“马主任，你不该在上班的时间带着你女儿到我们教室！”

马主任参加过解放战争，是一位老干部。他态度很诚恳地说：“苏承业同志，接受你的批评，今后一定注意！但党内都是平等的，要互相称呼同志，今后党的会议不要再称呼我的职务，好吗？”

我惊了，一个小学员和领导要互称“同志”？

往后经历的一些事情，让我越来越能感受到，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内没有特权，是平等和民主的，党的各级组织随时都受到党员的监督！

例如，有个冬天，我们一间学员住的平房保温墙，泄露了煤气，导致几个学员轻微中毒。

在年底的民主会上，几个受害学员对系里分管后勤的副主任提意见时，火力十分“猛烈”。

1965年9月，全军院校学生开始参加“四清”。我和几个同学去的是河北赤城县的后楼工作队。

那是我长大后第一次走进农村，真正开始了解和体验社会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

后楼是个穷苦山村，距离县城有40里。刚到村子，我就被那里的贫穷景象震惊到了。

我的房东大爷，老伴去世多年，留下一个13岁的儿子和一个8岁的女儿。全家只有一条裤子，老人外出干活穿，儿子只能用破麻袋遮挡下身，女儿基本常年不出门。

我们到各家派饭，常常只喝粥，有的就是米汤。一年到头见不到油星。

我十分心痛，也深深感到，解放了的人民，还没过上好日子，革命的路还任重道远啊！

感情的变化，让我和老乡成了一家人。

在老乡家，我也染了一身一头的虱子，开始有点怕，后来就习惯了。晚上睡觉前脱下衣服，把虱子挤得嘎巴响。

寒冬腊月，我看到孩子们冻得瑟瑟发抖，就把身上的绒衣裤送给他们。那时候，白天常常吃不饱，还要和社员们一起打井，挖沟，战天斗地地换取好收成。

记得有一次到县城开会，有馒头吃。或许是平时太饿了，我一个姑娘家，竟一口气吃下7两的大馒头。

“四清”，让我这个高高在上的“娇”小姐，一下子掉到了百姓泥土中。父母经常和我说得“不要忘了人民是你的父母”，这次才有了真切体会。

1966年6月，我们结束“四清”，回到学院。

3年后，我被分配到了空军435医院作护理员。那会儿，工作很辛苦，每天要打扫卫生，给病人打水、洗漱等。

我那时也不怕吃苦，一心想着干好手头工作。在我的带动下，我们护理小组赢得了周围同志和伤病员的极大好评。

1970年10月，我度过了人生最煎熬的一天，我被单独复员了。那一晚，我彻夜未眠。不过，我没有被困难打倒，依旧以乐观的心态去面对。

那时，我绝大部分的时间用来看书。看得都是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慢慢地我感觉头脑清晰和聪明了不少。

1972年5月，空军给我落实了政策，部队也迫切需要外语干部。于是，我又戴上了红帽徽和红领章，开启了我的第二次军旅生涯。

当时，空军留我在北京，分在机关翻译大队。我毅然要求下基层，自愿去往条件艰苦的沂蒙山区。

我去的那个单位，营房坐落在千米的高山上，条件十分艰苦。每天要沿着蜿蜒的山路，爬到几百米的山顶洞库中值班。

那时，没有电视，除了几个月看一次电影外，再没有任何的娱乐方式了。即便如此，丝毫没有让我们战备责任心受影响。

我在那待了一段时间，到儿子11个月时，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那个大山。

1986年，我到了南京。逐渐成熟的我，工作上也到了得心应手的阶段。我的日常工作严谨和“敌情通”大比武的突出表现，使我多次获奖。

后来，我编译出几十篇敌情报告，以及外军动向的译文，为军区空军写过上百万字的专业书籍，成了空军的技术骨干。

在我的军旅生涯中，最让我值得纪念的是，我被授予空军大校的那一天。

1997年，我从岗位上退了下来。

纵观我的参军生涯，这一切的一切，都要感谢部队给我的教育和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