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军为什么会对波兰实施军事行动？实际上，苏波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特别是1939年8月下旬的国际动态，揭示了关键的外交角力。

据记录，1939年8月25日，即在欧洲战火即将点燃之际，苏联军事领袖伏罗希洛夫在一次中止的与英法军事磋商中表达了对波兰态度的深切不解。他指出，波兰公众及媒体广泛宣扬不需要苏联援助的态度，仿佛苏联的帮助需要通过征服或卑微乞求才能获取，这在苏联看来是难以接受的立场，无疑阻碍了潜在的合作途径。

次日，《消息报》刊载了伏罗希洛夫的正式声明，将谈判破裂的主要归咎于波兰方面的坚定立场，即拒绝并排斥苏联的任何军事协助。波兰政府的明确表态，从根本上切断了双方合作的任何可能性，成为双方意见严重分歧和谈判失败的核心原因。另一种广泛被接受的观点是，苏联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对波兰的部署，是在二战全面爆发背景下采取的强化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其核心目的在于构建一条“南方防线”。据苏联历史学家所言，战初波兰政府曾与苏联积极接触，讨论获取紧急物资援助的可能性，包括医疗物资，这一举动反映了苏联对波兰困境的某种理解与同情。但是，在平行发生的德国视角中，则透露出截然不同的信息。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冯·德·舒伦堡的报告揭示了苏联高层对德国的警示信号。9月10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与舒伦堡的会面中，所传达的信息不仅显示了苏联对德态度的谨慎，也预示了未来国际关系即将迎来的深刻变化。

可见，苏军对波兰的军事行动，既是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体现，也是各国在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驱动下作出的艰难抉择。这一事件不仅留下诸多历史谜题，更深刻地反映了二战前夕欧洲大陆的复杂局势与大国间的微妙平衡。苏联政府“始料未及地见证了德国军事行动的高效与迅速”，这一发展迫使莫斯科方面紧急探讨介入波兰局势的策略。在此背景下，莫洛托夫提出了关于苏联介入波兰的正当性理由的议题。紧接着，舒伦堡在致柏林的“特急绝密”电文中明确指出：“鉴于波兰局势的急剧恶化，苏联认为有责任解救处于德国‘威胁’之下的乌克兰与白俄罗斯族人。为避免苏联被视为侵略者，必须构建合理的行动依据。”

9月14日，苏德外交互动进一步深化，舒伦堡被召至克里姆林宫，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告知，苏联红军将提前实施原定计划，但鉴于维护国际形象的需要，须待波兰首都沦陷后再行动。同时，莫洛托夫直接询问舒伦堡关于华沙陷落的时间预估，并试探性地提出将行动责任转嫁给德国的构想，询问德方立场。次日晚间，里宾特洛甫代表德国政府做出正式回应，要点包括：一、德军预计数日内将占领华沙；二、德国不反对苏联即刻采取军事行动；三、关于将责任归咎于德国的提议，德国坚决反对，认为此举违背两国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精神，且将损害双方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形象，导致两国陷入不必要的对立。

至9月16日，舒伦堡再次向柏林汇报，称当日傍晚与莫洛托夫会面时，后者宣布苏联即将实施军事干预，行动或将在未来一两天内展开。同时，斯大林正与军事高层紧密磋商。莫洛托夫进一步阐述了苏联的立场，指出由于波兰国家结构已趋于崩溃，与之相关的所有协议自然失效。在此动荡时期，为避免第三方势力趁虚而入，苏联有责任保护其境内的乌克兰与白俄罗斯族裔，确保他们的安全与稳定，并以此作为介入波兰局势的正当理由。苏联政府提出的理由在德国人耳中显得颇为牵强，尽管我们被要求理解其难处，不应过分拘泥于这些细节。实际上，苏联政府面临解释其前所未有地干预波兰境内少数民族状况的挑战，因而必须寻找一个对外宣称的合理依据。紧接着，次日17时20分，舒伦堡向柏林紧急发送了一封标有“特急绝密”的电文，详述了与斯大林的会面：斯大林已于当日14时明确告知，红军将于18时跨越苏联边界，同时宣布苏联空军将即刻起对利沃夫以南区域展开轰炸。这一行动标志着苏联红军正式介入波兰局势。

对于苏联此番行动在波德战争中的深远影响，时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以其独到的国际视野提供了深刻的见解，尽管其立场难免受到大英帝国利益的影响，但其分析的高度与深度不容忽视。丘吉尔指出，苏联终于采取行动，将其所谓的“民主”理念付诸实践。9月17日，苏联军队以惊人的速度和无坚不摧之势穿越了波兰东部几乎不设防的边界，沿广阔战线向西疾进。至18日，苏联军队已占领维尔纽斯（维尔纳），并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与德国军队会师，这一地点曾是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与德国单独媾和并接受苛刻条件的历史见证。如今，苏联共产党人与希特勒的德国在此地实现了戏剧性的握手，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波兰的崩溃与全面征服过程异常迅速，尽管华沙与莫德林仍顽强抵抗。华沙的抵抗尤其彰显了民众激昂的爱国情绪，其悲壮虽令人动容，却难以逆转战局。随着连续多日的猛烈空袭及自西线快速调集的强大炮兵部队的猛烈炮击，波兰的命运已逐渐明朗。在华沙电台静默的终章之后，希特勒踏入了这座满目疮痍的都市，标志着波兰命运的重大转折。莫德林，一个坐落于维斯瓦河下游32公里处的重要要塞，曾作为索恩兵团残部的避难所，持续抵抗直至28日，最终未能改写国家的命运。一个月内，拥有3500万人口的波兰，不幸沦为残暴统治的牺牲品，其国民面临被征服、奴役乃至灭绝的厄运。

对于苏德联盟的成因，丘吉尔以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维系其间的微妙纽带，并预警其潜在的不稳固性。他洞察到，苏联军队的行动止步于与希特勒事先划定的界限，而29日签署的波兰分割协议，正式确立了双方的利益分配。丘吉尔坚信，苏德之间的深仇大恨难以轻易化解，并寄望于时局变迁，能促使苏联倒向西方阵营。面对苏联的无情政策，他虽感愤慨，且内阁中情绪激昂，但丘吉尔保持了难得的冷静与清醒，深知苏联利益至上的原则，同时也意识到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愤怒需让位于击败共同敌人的战略考量。

丘吉尔以其深远的战略眼光，诠释了“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一政治真谛，选择将苏联视为暂时的盟友，共同抵御纳粹德国的威胁。这一决策，初显了他构建反希特勒国际联盟的战略布局。10月1日，丘吉尔通过广播向全国发表演讲，痛陈波兰再次遭受两大国侵略的历史悲剧，同时强调这些国家曾与其他列强共同奴役波兰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此番言论，不仅是对波兰不幸的哀悼，更是对构建更广泛反法西斯联盟号角的吹响，展现了丘吉尔作为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与坚定决心。波兰民族的精神在逆境中屹立不倒，华沙的英勇抵抗便是其灵魂坚韧不拔的明证。这一精神如同磐石，虽暂被历史洪流所掩，但终将浮出水面，彰显其不可磨灭的力量。

苏联采取的策略，虽显冷酷且基于自我利益考量，其军事部署在波兰边境，虽非以传统盟友姿态出现，实则构筑了一道抵御纳粹侵袭的坚实屏障。此举虽非纯粹出于波兰利益，却客观上为欧洲东部筑起了一道纳粹德国不敢轻易逾越的防线。预测苏联的行动路径，其核心线索往往隐匿于国家利益的深层逻辑之中。德国若意图在黑海沿岸扩张势力，或是对巴尔干及东南欧斯拉夫民族实施侵略，无疑将直接触碰苏联的安全底线与长远利益，与苏联的生存与发展需求背道而驰。

彼时，英国首相张伯伦亦洞察到这一战略态势，他在致家人的信中表达了对温斯顿（丘吉尔）广播演说的高度认同，两人均坚信苏联的行动将始终围绕其国家利益展开，绝不会将德国的胜利及其对欧洲的统治视为己方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