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上海
1933年5月，在平津一带的日本侵略者又捣起乱来，这次比上次更厉害。不仅天津日租界的本浪人冲出租界到处烧杀抢掠，日本驻军也出动演习，到处骚扰，以致闹到北平的郊区，飞机都飞到北平天空示威了。许多市民开始向南方逃难，我们学校也震动了。学校提前学年考试，愿意离校的还发给学历证明书，以便转学。
我也动摇了，到北平东站去瞧了一下，只见成群结队的人在抢买南下的火车票。我想，如果日本军在天津捣乱，切断了津浦铁路，便只剩下平汉铁路一条路了。但是我再也不想从平汉铁路南回四川，回到家乡那安乐的鸽笼里去。我决定转学到上海去。
等我和二江两人打定主意，到东站买火车票时，已经无票可买，人群像潮水一般涌进车站，挤进车厢。我们商量，事不宜迟，回到学校收拾行李。我们只带了一些常用的衣被和几本教科书，提个小包，装了点干粮，就赶往车站。这时连车厢也挤不进去，一些人在往车厢顶上爬。好在我们都年轻力壮，几下就爬了上去。铺上毯子，坐在车厢拱顶上。
难民火车终于开了。虽然坐在车厢顶上摇来摇去的，可是大家密密地挤坐在一条线上，互相有个拉扯，也不觉危险。五六月的天气，太阳晒起来有点热，不过车厢顶上风大，吹起来倒也凉爽。可是吹久了，就受不了，大家戴上用绳子拴住的帽子，才稍好一点。
火车在难民的吵吵嚷嚷中开开停停，向南方驶去。过了天津，走出危险区，大家才安心一点。晚上大家都互相提醒着，当心打瞌睡滚到车下去摔死。困了谁也不敢打盹儿，看到有打盹儿的，马上有人就叫醒他。患难与共，大家倒很互相关照。
这趟逃难，却留给我一个很大的遗憾，至今难以忘记。我在学校时，下了很大的决心，才买了一支美国制造的二号派克钢笔。那种钢笔的确好用，可是贵得出奇，要十五块大洋，等于我三个月的伙食钱了。我是踌躇了几个月才下决心买的。这次南下逃难，我身上带的贵重东西就只此一件了。我把派克钢笔挂在外衣领口上，谁知我屈腿坐在车顶上时，膝头往上顶，便把钢笔顶掉了，落到我脚边的拱形车顶上，并顺着车顶往边上滚动。我发现后，马上就俯下身子，伸手去抓，好不容易快要够着了，钢笔却又向外边滚动了一下，我便更加俯身伸手向外去抓，被二江和旁边一个旅伴一把拉住："你不要命了？"真的，我再倾身向外，车子一摇动，我很可能随钢笔滚下车去，为派克而殉身了，这把我惊出一身冷汗。可眼看着派克钢笔滚下车去，真叫人心痛。
我们一路担心日本侵略军的侵扰，直到济南也不放心，因为济南也有日本的租界和驻军。过了济南，难民在沿途下了一些，车厢不再像沙丁鱼罐头那样拥挤，我们便从车厢顶下去，挤进车厢，座位是没有的，但是用衣包垫着也可以休息了。而且车站卖吃食的很多，也没有饥渴之虞了。一路平安地到了上海。
上海这地方教育很发达，大学中学办得多，不愁没有学校可上。最好的中学我们不敢去考，就报考了在上海也算好学校的浦东中学高中二年级的插班生，一考就被录取了。
浦东中学
浦东中学办在浦东乡下六里桥小镇上，小桥流水，绿树掩映，一派田园风光，倒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这个学校是由一个原来不识字的木匠后来成了建筑商老板的名叫杨斯盛的人创办的，上海的名宿黄培担任董事长。听说这中学很出了一些名人，张闻天便是一个，还出了不少的学者教授（前几年我和大科学家王淦昌说起来，他说他就是浦东中学毕业的）。有传说蒋经国也在这所中学读过。我对于这学校出过什么名人，毫无兴趣，我注意的是这个中学有几位在上海很有名望的老教员任教。他们同时也在上海最好的上海中学、南洋中学教书。有一批教书有方的台柱教员，教出来的学生水平就是要高些。我正迷恋于工业救国，学好数理化，是第一要紧的事。
九月初开学，我们搬到学校去住。一进学校，便听到许多说四川话的同学，一问才知道这学校大约有几十个四川学生，还有几十上百的广东学生，都是慕名远道而来的。这六里桥隔上海不远，却是道地的乡下，空气很好，风光宜人，物价较低，一个月六块钱的伙食已经很不错了。我特别喜欢吃两角钱一碗的肉丝汤面和一角钱一个的酥油烧饼。吃饱了到田野里和小河边散步，只见水渠边终年咿呀唱着的小磨坊，茅棚里水牛无休止转着拉动的水车，大姑娘摇着菜船从小河出黄浦江，都是那么悠然，一幅恬静的田园图画。我从烦嚣的城市又回到幽静的乡村，有说不出的快乐。
开学一上课，从用的教本看，我就知道这学校水平不低，和我们在平大附中用的教本是一个系列，除语文外，都是一色的美国学校用的英文教本，老师也都用英语讲授。特别是那个教代数的姓王的老师，听说在上海很有名，人称"王代数"。他专门用 Fine 的《高等代数》，他把那本教科书背得很熟，上课从来不带教本，一上课就说" page "多少页，在黑板上演算起来。他专爱出一些刁钻的难题来考我们，以提高我们的应变能力。听说他的工资特别高，每一堂课三元大洋，这是我们半个月的伙食费了。许多中学争着请他还请不到呢。
我们读的 Diming 的《化学》和 Kinbull 的《物理》教本，实际上都是大学一年级的教本。甚至在高三不仅学《解析几何》，还加学大学一年级才有的课程《微积分大意》。教师留的习题特别多，许多同学虽能努力完成，但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开夜车到十一二点钟。我多亏有二江辅导，才勉强跟上。学校里，很多同学都是以考上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我不敢有那样的奢望，能考上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就不错了。
教我们英语的，也是一个老教师。戴一副金丝眼镜，任何时候都穿着整齐的西服，很有点绅士派头。他一上课就考我们，要我们念上海出的英文报纸上的新闻快电，弄得大家全都哑口无言。他有一个特别的教学法，要我们背五十篇标准的英文短散文，如林肯的《哥茨堡讲话》，说只要能背得这些好文章，去参加大学入学英语考试，便会左右逢源了。
教我们语文课的是上海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叫章铁民。他从不照教本讲，说那些出版社编教材的大半是低能儿，没有一个是文章家，他只欣赏开明书店出版的叶圣陶、夏丐尊他们编的教材，还特别向我们推荐他们编的《中学生》杂志。他鼓励我们多读名作家如鲁迅等人的作品，他说读多了自然就能写出好文章来。开学后我作的第一篇命题作文，受到他很好的评价，他把我叫了去，给我指点，说什么地方应该怎么写，才更有表现力，他说："这是命题作文，你能写到这样，很不错了，你要自由发挥，会比这写得更好些。"他说以后作文，我可以不按题作文，交上一篇我自己想写的文章就行了。这是对我的优待，我十分高兴，也不免惶恐。他几乎对我的每一篇作文都细心修改，并且找我去详加指点，使我获益匪浅。我照他说的订了一份《中学生》杂志，每期都认真读。
有一回，《中学生》杂志刊出征文启事，我颇想一试，又怕落选，正犹豫间，章老师主动找我，要我参加竞赛。我寄了一篇地方风光文章《万县》去，竟然入选刊出，还收入他们编的文集中。当我突然收到六元钱的稿酬汇单时，真是喜出望外，不只是为了这抵得上我一个月伙食钱的六元钱，主要是我的名字第一次印成铅字出现在这样一份全国著名的刊物上了。这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我虽然用的是"马质夫"的笔名，可是因为注明是"浦东中学学生"，一下在我们学校传开了，那种荣誉感比什么都尊贵。同学半是戏谑半是赞扬地称我为"未来作家"，或直呼为"作家"，我真是有点飘飘然。章老师似乎比我还高兴，他找我去表扬，并问我："你将来想学什么？"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我要做一个工程师，用工业救国。"章老师说："其实我看你是可以写的，当一个作家不一样可以救国吗？"但是我还是断然拒绝了，我想的是除了"坚甲利兵"，还有什么能抵抗日本的侵略，消除日本帝国主义者灭亡中国的野心呢？不过从此我有意识地想写文章了，有时也用假名字投到"报屁股"上去，但只有很少数刊出来了，大半都是泥牛人海，了无消息。我更明白做一个作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我还是潜心于数理化吧。
两难的选择
我刚到上海时，朋友曾带我去闸北凭吊"一·二八"战场残迹。这是日本侵略军在前一年的1月28日入侵上海时留下的。当时，并非国民党嫡系的蔡廷锴将军率领的十九路军，不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坚决抵抗，打得十分英勇，深受全国人民的崇敬，可是因蒋介石不给以有力支援，还多方阻碍，终以国民党政府和日本政府订立"淞沪停战协定"而失败。我凭吊战场，但见破屋空梁，断壁残垣，一片凄凉，令人伤悼不已。我更坚定了"坚甲利兵"的看法。
上海是一个新文化中心，这里不仅拥有多种全国性的报纸，拥有众多的出版社，出版了有全国影响的书籍杂志，而且聚居着大量的新文化的名人，其中鲁迅堪称泰斗。这里虽然有国民党直系的报刊和出版社，但是影响不大，因为肯跟着他们走的文人实在太少了。上海也有一些自命清高附庸风雅的文人，抱着"国家事管他娘的"态度，提倡幽默小品，曾颇有影响。还有搞软性文化，以迎合小市民的，也自有其消费圈。但是左派文化一直占着统治地位，因为亡国灭种的危险是眼前的现实。国民党搞的报刊图书审查法，也不能扭转这个势头，甚至用逮捕杀头办法，也不能吓退这些左派文人，因为他们有广大群众的拥护。在上海，我首先看到的是邹韬奋办的《生活》杂志，一新耳目，还有一份金仲华办的《世界知识》,立论精辟，很受我看。后来《生活》被查封了，接着又出版了《新生》,《新生》被查封，又出版了《永生》之类的杂志，这都是一脉相承的进步刊物，很受欢迎。
我在努力钻研数理化的同时，也买这些新杂志来读。这对于我的思想进步，无疑起了推动作用。不少文章呼吁国家将亡，匹夫有责，号召青年们奋起救国，反对国民党政府"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国策，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读这些杂志，常常让我热血沸腾。
但是我的心里十分矛盾，工业救国当然是长远之策，立起救国却是当务之急，我何去何从？要我违背家庭的愿望、教师的劝勉和我立下的志向，放弃考理工科大学，势不可能；要我闭目不视国难日亟、救亡日亟的现实，良心上说不过去，也无颜面对学校进步圈的同学。我思前想后，只有采取折中办法，认真读书，也积极救国。这样的兼顾做法的结果是，我既不能在进步活动中居于先导，数理化功课的成绩却明显下降了。
1935年夏天，我参加甚为严格的上海高中毕业会考，报考了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工科，却都失败了。陷入既不能上大学，也不能回学校复读的狼狈境地。于是我回到"读书第一"的立场，在浦东中学校外租了一间小房，安心复习功课，准备明年再考。这半年中，我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教科书"，连报纸也不订了。自己觉得课业成绩大有长进，感到很满意。谁知这时，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事，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这就是在北平发生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我被迅速地卷入这个运动中。
"一二．九"学生运动
1935年12月，日本灭亡中国的图谋，昭然若揭，不仅指使汉奸殷汝耕在冀东建立傀儡政府，还强力迫使中国政府把国民党的党政机关撤出华北，在北平成立一个受日本控制的华北自治政府。大好河山，就将变色，日本不费一枪一弹，就侵占了偌大一片国土。而蒋介石还是坚持打内战消灭共产党，对日本采取步步妥协退让的不抵抗政策。是可忍孰不可忍？北平的学生怒吼了："在偌大的华北连放一张课桌的地方也没有了，如何读书？"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首的北平的大、中学生，决定在12月9日将要成立自治政府的时候，走上大街游行示威。北平的军警宪特，奉南京政府之命，实行血腥镇压。有心抗日的二十九路军将士虽然心有不忍，也无可奈何。在北平冬天严寒的大街上，学生们冒着冰冷的高压水龙的冲击，奋勇前进，在天安门前举行抗议大会。12月16日，学生们再度抬着被打死的郭清的棺材大游行。全北平的学生都动员起来了，要求改变国策，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呼声，响彻云霄。
北平的学生爱国热潮迅速波及全国，特别是上海一带。上海历来是革命的策源地，在地下早已潜流着强大的抗日怒潮。北平学生抗议示威游行被镇压的消息一传到上海，群情激愤，不仅大中学校的学生，连进步工人，文化教育界人士，也纷纷行动起来，发表声明，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还立即组织了自己的抗议示威游行。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像火山一样地爆发了，烧遍了上海，也烧到了我们浦东中学。
我听到这个消息，也怒火中烧，不能自已，放下书本，立刻参加到学校示威游行的准备中去。由于上海离南京很近，南京政府强大的反动势力渗透了上海，特务组织和反动社团，秘密深入到各大中学校，收买了一些教员和学生。所以学校想举行什么活动，总是首先受到学校当局和这些反动势力的干涉阻止。要组织学生到城中去游行，不可避免地要和他们进行斗争，甚至打起架来。
这次也是一样，一开始，他们企图阻止我们在学校集合进城去参加游行，但由于这次爱国学生运动声势很大，谁敢冒汉奸的罪名，公开反对抗日游行呢？况且参加的同学很多，他们也无法阻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同学们集队出了学校。可我们成队步行到南码头东岸，正要上轮渡时，突然一伙流氓暴徒冲来，借端滋事，和同学打了起来。这时警察出来"维持秩序"了，进行弹压，不分是非，把两边的人都带到派出所去，变相把我们押回学校。
从他们的卑鄙行径中，同学们却学习到一点秘密工作办法，我们再也不在学校里公开地大张旗鼓地号召，而是采取秘密串联的办法。同学们三个两个或单独地过江去，在约定的集合地聚集到一起，打出旗帜来，参加到了上海学生的爱国示威游行活动中去。
南京请愿
参加这次上海学生的爱国活动，我和本校的进步同学有了一些接触。通过他们又和上海一些大学中的进步同学有了接触。还因为我爱写点小文章，于是和文化界爱国人士也有了些接触。他们找我谈话，介绍我读一些进步书籍，我的思想几乎有了直线式的飞跃。凡是通知我参加的爱国活动我都参加，凡是介绍我阅读的书籍我都认真地阅读。除开我原来已经订阅过的《生活》和《生活》被查封后继之而起的杜重远主编的《新生》,《新生》又被查封后继之而起的《永生》等杂志外，我把《论语》和《宇宙风》之类休闲刊物全停了。我开始发狂地阅读鲁迅、茅盾、巴金等作家的作品，以及俄国作家的作品和苏联的革命文学作品，特别是鲁迅翻译的果戈理的《死魂灵》，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还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连载，钱亦石的《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这一类的小书，学习了《拉丁化新文字》，可以用拼音来写文章了。我还和胡绳主办的新文学刊物有了投稿的联系。总之，从我的阅读中可以看到我的思想进步的轨迹。我几乎有点癫狂了。
于是我参加了"南京请愿"活动。
记得那是1935年12月下旬一个寒冷的早晨，得到从大学传来的上海学生将到南京去请愿的通知后，我们学校的一些进步同学便悄悄地互相串联，采取过去行之有效的"打游击"的办法，分散地到南码头对面的十六铺码头会合，然后三个五个地到上海火车站，各自买一张站台票进站，好像是去送亲友上车似的。不多一会儿，车站里从各大学、中学来的同学越来越多了，只见满站台都是学生，大概有两三千人。国民党的警察特务自然也看出苗头，赶到车站里来。可是他们没有理由把我们赶出去，因为他们不能把乘火车的旅客全赶出站去。
眼见站台上人越来越多了，忽然，一个大学生把他所提的皮箱打开，把里面的传单全都倒了出来，大家纷纷去抢传单，只听那带头的同学一声高呼："我们到南京请愿去！"就像是一声号令，大家自动地排成四人一行的队伍，并且高声呼起口号来：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我们到南京请愿去，不愿当亡国奴的站过来！"
接着唱起救国歌曲来。唱得最多的、大家反复唱的是《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大家排好队伍，前进到开往南京的快车前，陆续登上火车。车上拥挤得不得了，可是大家显得更加热烈，不断地唱着歌。连一些已经上了别的车的旅客，也被我们感染，要和我们一起走。
但是等了很久，火车没有开动，原来是国民党的警察和特务把火车头上的司机赶走了，没有人开车。火车周围围了越来越多的警察，如临大敌。在站台上出现了几个穿着标准党服的国民党官员，用喇叭喊叫："奉劝大家，回学校去。南京有命令，学生不得进京。国家大事自有政府外理，学生不得干涉……"
大家根本不听他们的，嘘声四起。接着不断大声地唱歌，把党棍们的说教压下去了。
但是火车还是开不出去，大家干着急。车上有许多交通大学的同学，他们自告奋勇地到火车头上去开车。大家寄予很大希望，纷纷鼓起掌来。可是他们到底只懂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其实并没有真正学过开火车，他们上车头搞了一阵，只见浓烟直冒，车头"咖咂嘣"地直响，火车还是寸步不行。有的大学同学便发出悲观的论调来："我们这些大学生读书有什么用呀？"
最后还是有具有爱国心、同情学生的火车司机，偷偷地从铁路栏杆下爬了进来，上了车头，自愿帮助我们来开车。果然还是工人师傅行，火车"呜呜"地叫了两声，便缓缓地开动了。大家齐声欢呼，歌声更响亮了。在出站口有警察设的木栅栏，火车一开过去便冲开了。大家又是一片欢呼。
火车才开出上海，到了真如就碰到了小麻烦，不仅有军警在铁路上设了路障，连扳道岔的工人也被赶走了。那种临时设立的木栅路障，火车直开过去，就被冲开了，交通大学懂行的学生下车去代扳道岔，也没有难住我们。请愿列车继续前进，可走了一段，却发现有一处路轨被拆了下来。问起来，管事的说是铁路工人正在检修这一段铁路。看得出来，这是有意阻止我们前进而玩的花样，从站在一旁慢腾腾拆卸的工人向我们发出的暗示的笑声也可以猜得出来。这没有难倒我们车上的交通大学行家，一批同学下车去，和工人一起重新对接，那些工人明显同情我们，暗地里使劲干，三下五除二，几下子就把拆下的几条铁轨接上了，火车在大家一片欢呼声中继续前进。
大家都预料着还会有更多的麻烦在前面等着我们。果然走不多远，在田野和一片池塘边，发现有一段铁路的铁轨不仅被拆下，而且不见了。于是找回铁轨便成为最紧迫的任务。大家都下了车，到附近满处去找。忽然，有一个同学站在一个芦苇塘边，指着芦苇丛叫道："在这水塘里！"
果然在芦苇丛中发现露出水面的一截铁轨。这时正是冬天，天气很冷，下芦苇塘捞铁轨，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可这并没有难倒热血沸腾的同学。同学们自告奋勇地脱下衣服，下到水塘里去捞铁轨。没有多久，就把丢在水塘里的铁轨全都找到，同学们七手八脚，把铁轨抬上路基。虽然找到的道钉缺了几颗，但已无大碍，在同学们一片胜利欢呼声和一片骂声中，火车缓缓地从这一段路通过了。
火车行到苏州，我们才见到南京政府的真面目。铁路完全被切断，路基上修筑起临时工事，工事后埋伏着许多士兵，枪口对着我们。火车自然是无法前行了。大家无比愤慨，更激烈的骂声四起。
这时，几个自称是南京派出来的政府官员出现了。他们要求学生派出代表，说政府有口谕要传达。几个学生代表下得车去，对政府官员说："我们上海学生赴京和平请愿，完全合于国家法律，没有别的意思，希望让我们通过。"但是那几个政府官员，根本不听学生代表的意见，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说："奉委员长口谕，现在国家处于非常时期，正在进行军事演习，任何人不得干扰。否则将依法处置。"
学生哪里听得这样的官腔，大家轰了起来："我们走也要走到南京去请愿。""要求抗日无罪！"同学们成群结队地下车去，把政府官员围住，形势突然紧张起来。这时，其中一个一直未说话的官员出来调停，以和善的语气说："奉劝你们学生，还是以读书为重，回上海学校去吧。"同学们回答："北平的同学连放一张书桌的地方都没有了，我们上海也快一样了，我们怎么读书？"
就这么闹闹嚷嚷地吵了一阵，毫无结果。学生想穿过工事，越过严阵以待的战线，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也绝不后退，形成相持局面。过了一会儿，大概是官员们向南京政府请示过了，终于宣布：学生队伍绝对不能全体去南京，但是可以派出请愿代表到南京去。
看来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大家讨论，认为可以派出代表到南京去，但提出政府必须保证代表的安全。官员们又向南京请示后，答复说由教育部派出代表来带学生代表去南京，安全由教育部全权负责。事情便这样定下来，选出来的学生代表和教育部来的人一块儿到南京去了。
这次请愿队伍的组织本来比较松散，加以火车这么时开时停，拖了一整天，大家都觉得很累，情绪慢慢地松弛下来。现在学生代表走了，更是没有组织，有不少同学乘此机会留了下来，觉得在苏州作免费旅行，何乐而不为？
我虽然没有游过苏州，但是我没有留下，而是随队伍坐原车回上海去。不是我的觉悟高，也不是不想乘机在苏州免费旅行一回，而是我必须赶回上海去，继续温习功课，我哪有时间到外边来游荡？
通过这次请愿，我心里产生疑问：这么游行示威，请愿，闹闹嚷嚷，就能救国吗？我觉得，要和日本侵略者干，光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是不行的，能打倒他们的只有"坚甲利兵"。我的思路又回到工业救国上来了。我要救国，就首先要复习好数理化，争取暑假考上大学的工科。只有这样，才能报效国家，也才能真正救国。于是，我回到在浦东中学附近租的小房，重新埋头于数理化功课的繁重习题中，又一次下决心，学附近租的小房，重新埋头于数理化功课的繁重习题中，又一次下决心，两耳再不闻窗外事了。
我第一次知道统一战线
我的中学同学，有的考上复旦大学，叫我搬去江湾和他们同住。于是我便在复旦大学校外租了一间小屋，决定关起门来，认真复习功课。我自己弄来一些大学的入学试题测试，觉得考上二流大学是大有希望的。因为有不少同学已经上了南京中央大学，听他们说，中央大学的工学院化工系，有制造弹药的专业。制造炸弹，这正合我意，于是我决定报考中央大学工学院化工系。为了保险，同时也报考南京的金陵大学化学系。目标已定，我的任务就是为达到目标而奋斗了。
然而，我却又陷入读书和救国的矛盾中去了。当时的上海正掀起更为宏大的抗日爱国怒潮，已经成立了全国各界抗日救国会。邹韬奋他们办了一张《救国日报》，很有生气。我天天读那张报纸上的文章，为之激动不已。上海出版的各种新书新杂志，还有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等办的英文版的《中国呼声》等，都以号召抗日作为主调。日本侵略军咄咄逼人，不仅在华北构成鲸吞的局面，在上海南京，也经常挑衅滋事。然而南京的中央政府还是死抱着"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不放。口称"中日亲善"和"经济提携"，亲日派公开发表卖国言论。热血青年，谁能忍受？复旦大学是上海学生运动的中心之一，抗日热潮更是一天天高涨。我住在校舍附近，又有许多进步同学来串门，自然无法置身于抗日浪潮之外了。
1936年夏天，上海的学生们结队坐火车到南京去请愿。复旦大学去参加的同学很多，我也被他们拉去了。这次结队和上车的方法，本来还是很巧妙的。各学校的学生救国组织在得到上海秘密学联的通知后，同学们分散地先后去到北站，自己买一张短途火车票或月台票进了车站，当人已经来得差不多时，领头的一个同学从他提的大皮箱里取出传单来向空中抛撒，并大声呼喊："到南京去！"于是大家挽起手来，四个人一行，结成队伍，强行登车。
但是这一次却没有成行。大概是混入学生组织的特务事先得到消息，向特务机关告了密，他们已经把便衣特务和警察宪兵埋伏在车站外，我们一集中，他们便把火车站包围起来，只准出，不准进，并且不准开车。我们几千学生，便这样被软禁在车站里，进退不得。
大家只好下车在车站里游行，唱救亡歌曲，呼抗日口号。有的人用事先准备好的笔墨和粉笔，在墙壁和火车上书写标语。
大半天过去了，虽然许多人还是那么激昂慷慨，有的人却因又饥又渴，有些不耐烦，想要散去的样子，少数混进来的特务暗探，也在队伍中进行动摇军心的游说。这时，请愿队伍的领导和纠察队员，站出来鼓动大家，说正在想法把火车开出去，并且交涉供应开水和面包的事。有的维持秩序的纠察队员和那些动摇军心的人发生辩论以至争吵起来。几个混进来的特务内奸，被同学当场指认揭露后被赶了出去。
我自认为是一个激进分子，自愿做纠察队员。我在火车头上用粉笔写了"打倒卖国贼蒋介石！"后，跳下车来，洋洋得意地自我欣赏这条大标语，大家也说写得好。这时有一个看来是大学生模样但却穿着工装的人，很亲热地把我叫到站台边坐下来，和我谈了起来。聊了一会儿，他指着我才写的标语说："你认为这条标语写得很好吗？"
我毫不迟疑地回答："当然好。"
他却说："我看不见得。"
我大为吃惊地看着他，这是个什么人？特务？内奸？我想开口问："你是干什么的？"甚至想站起来喊叫纠察队来查问他，但还没来得及，他却用把我按住，主动地说："你不要怀疑我是特务，我是这次请愿的领队之一。我看你很积极，是坚定的抗日分子。但是你知道现在该怎么抗日吗？"
该怎么抗日？我的确没有深思过："无非是动员大家起来，走上抗日前线呗。"
他没有笑我的幼稚，却很耐心地说："你看我们少数的进步分子就能抗日吗？"
我说："那当然不行，有全中国的人民在坚决抗日的共产党领导下，就可以抗日了。"我说的其实是从进步报刊上看到的话。
他说："就靠共产党和少数进步分子就能打倒日本侵略者吗？现在的政府和大半的军队都在蒋介石的手里，整个国家和人民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他们要不起来抗日，靠少数人能把抗日发动得起来吗？发动起来了能坚持到底吗？"
说实在的，他提出的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无法回答。他说："国民党和蒋介石的确是可恶的，反共反人民，现在不想抗日，还镇压抗日运动。但是国民党里也有一些人是主张抗日的，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呼吁和日本的咄咄逼人的侵略之下，他也不敢说不抗日，只是说先消灭共产党再抗日。然而打内战，消灭抗日最坚决的共产党，是全国人民反对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就是这么爆发的，我们这次到南京也就是要逼蒋介石抗日。所以现在的形势是从反蒋抗日变成逼蒋抗日，再达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蒋抗日的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你知道吗？"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不向他请教了。于是他对我讲起共产党发起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国共再度合作，反对日本侵略的政策来。他还说现在全世界也在组织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后他说："所以我们现在到南京去，不是去打倒卖国贼蒋介石，而是去要求蒋介石联合共产党和全国一切爱国力量，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抗日斗争。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我们就拥护他，叫他一声蒋委员长也未必不可。"
他说的这一番道理，真是叫我茅塞顿开，而且知道这是共产党的主张，我当然表示赞成。说到这里，自然就谈到我在火车头上写的那条大标语了。他说："我们坐火车到南京去请愿，要求蒋介石抗日，你可不可以把那条标语改写一下呢？"
我自然表示同意，问："怎么改法呢？"
他说："我看可以改写成'拥护蒋委员长抗日'，这样，我们可以对包围我们的警察说，你们看，我们到南京去，是去拥护蒋委员长抗日的呀。你看怎样？"
我真服了他了，于是拿起粉笔到火车头上把我原来写的那条标语抹了，照他说的写上。但是马上围过来一些青年，指责我为什么把那条很带劲的口号改写成这么一条憋气的标语，有的甚至气势汹汹要对我采取行动。那位领队马上站到我身边来保护我，并且向大家讲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来。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统一战线。
但是那些警察、宪兵和特务，并没有因为那条称"蒋委员长"的标语而感动，仍然把我们紧紧包围在车站里。
天快黑了，大家还没有吃饭，肚子逼得军心动摇了。幸好这时有些同情学生的市民，从车站外远远地抛进一些面包饼干来，同时竟然有几个洋人（后来知道是同情抗日的外国记者）扛着几大包面包径直走到火车站里来。那些警察是不敢惹洋人的，只能让他们进来。大家得到这点食品，虽然粥少僧多，并不能解决肚子问题，可是群众和正义洋人的支援却大大地鼓舞了士气，使众人能抱成一团，坚持下去。最后还是在外面的进步组织为我们找到一个不怕被开除的勇敢司机，趁夜色从栏杆外爬了进来。于是火车生火开动了，大家都欢呼起来，有的说："还是工人阶级伟大。"
火车开出站去，一路欢歌，一路口号，我们乘着夜色，往南京进发了。
第二天上午火车到了无锡却开不动了，据说是路轨坏了，大家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眼见周围有成群的警察，以至还有正规军布防，如临大敌。当地的官员派了许多人上车宣读南京最高当局手谕，说正在做抗日军事布防演习，学生不得妨碍军事行动云云。并且说已经备好饭菜，请大家吃了午饭后，坐专车回上海。虽然还有少数激进分子，坚持在车上不下去，我便是一个，可是大势已去，无能为力了。
【马识途（1915年1月17日—2024年3月28日），本名马千木，生于四川忠县（现重庆忠县），中国现代作家、诗人、书法家，曾担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与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并称“蜀中五老”。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同时开始了文学写作。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国文学系。1949年任成都军管会委员、川西区党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1958年，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任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1960年，出版短篇小说《老三姐》。1961年，出版长篇小说《清江壮歌》。1980年，被选为四川省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并出版回忆录集《景行集》。1986年9月，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2005年，出版《马识途文集》。2013年1月17日，被授予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2024年3月28日晚19时25分，马识途因病去世，享年11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