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本故事纯属虚构,有雷同纯属巧合,请理性阅读。)
我出生于七十年代,河北下属县城下的一个小农村。
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父亲就在我们市里的一个监狱当民警管犯人,因为父亲在此之前在部队里当了四五年兵,随后被分配到了我们当地市里去当民警。
之后在我长大后,父亲提起当时的往事时对我说:“当时一些普通的职工每个月只有八块钱的工资,我们因为工种特殊,有三十二块钱的工资。日常工作就是管犯人,有一个很大的农场,养猪种菜,实现自给自足。”
我父亲因为家里贫穷,作为家里的长子,还要照顾弟弟妹妹,我父亲就想着出门寻找个生计吃饭活命,并且补贴家用。
有一年春天,镇里给了村里几个当兵的名额,父亲看着放在炕角里剩下的半袋红薯干,心里想:“哎!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的!”
于是,就在村里有了当兵的名额后,毅然决然选择了去当兵,当时我二叔三叔还没成家,已经是半大小伙子了,没有经济来源,在村里挣工分种几亩地,当时的水利建设还不发达,仅靠天吃饭,无法养活这一大家子人。
父亲先当了几年兵之后被分配到了市里一个农场工作,管理一些需要劳动改造的犯人。
那个时候,我父亲每个月工资三十二块钱,当然这是发生在我出生之前的事情了。
父亲那个时候的大部分钱,每个月都会通过邮局给家里寄过来补贴家用,我二叔三叔也上了几年学。
当时我爷爷作为家属也会去农场去看我父亲,其实当时的心思也很简单,走上大几十里地,去看看儿子,送去做的布鞋,也能顺便在农场吃上一顿饱饭,然后再走上几十里地回家。
在那个物资困乏的年代,吃上一顿饱饭,如果菜里还有猪肉的话,那就是过年了。
就这样,父亲用他的工资给家里的二叔三叔盖起了他们娶媳妇用的新房,在那个年代大多还是土坯房,富裕的家庭还会用上烧的大蓝砖去裱在墙外面来装门面。
随着政策的逐步开放,我二叔三叔便在附近村子上的一个烧砖窑上工作,二叔烧砖掌握火候,三叔拉煤。这在当时的农村属于是技术工种了,除去种地的粮食养活,烧砖有了额外的金钱收入。
我父亲在工作的这几年内,认识了我母亲,之后生了我大姐、二姐,之后在我出生之后没几年,父亲便退伍回来了。我父母一下子养活三个孩子成了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我们姐妹年龄小,没有劳动能力,也要算到人头工分里。也就相当于父母要干五个人的活儿,一年下来,父母不仅挣不到工分,还要欠队里钱。
由于二叔三叔和我爷爷都是男人,干活多工分也多,队里便说:“你们都是一家人,工分直接摊到一家里就行,这样就不欠队里了,你们家里自己再去商量。”
在这几年里,二叔三叔也相继娶了媳妇,我二叔依然在砖窑烧砖,然后套上驴车去别的县城卖,有了不少的钱。
二叔和二婶结婚后几年没有孩子,于是对我视如己出,平时家里做了好吃的,便会叫我去他家吃饭。
当时二叔三叔结婚住的都是新房子,我父亲由于在工作时候结识的我母亲,并且结婚。于是本着老大已经成家立业的思想,便让我们一家人单分出去,借住在我四爷的东屋。小孩子也是分得清好坏的,尤其是当初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穷与富非常明显。
我依然记得当时我们借住的东屋,只有一个大炕,没有桌子没有凳子,那个破旧的桌子还是四爷借给我们用的,然后我父亲用盖房剩下的几个土坯块垒了两个凳子,我们家就用这个平时吃饭喝水和招待客人。
父亲退伍并从农场回来后,自然就没有了工资,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二叔二婶结婚的时候,还买了一台国产的“蜜蜂”牌子的缝纫机。我们家一大家子人就是靠母亲的手缝手补。在农村一般儿子结婚后就会分家单过,并且在部分农村的村长也会上门来做工作,支持分家。
在我能跑能跳四五岁的时候,我二叔家也终于有孩子了,我二婶子为了表达喜悦,也为沾沾喜气,便从我这里排辈分,我在家里排行老大,我二叔家的弟弟排行老二。
二婶是个直筒子脾气,爱着急也爱发脾气,当然也有着爱攀比的性格,在那个年代的农村依然有着重男轻女的思想,二婶有了孩子之后是非常高兴的,他们家也算有后了,出于他家孩子健康长大的意图,对我非常照顾,是为了能够让他家孩子好养活一些。
在我和二叔家的弟弟一起上学后,二婶也是经常买铅笔、买本子买双份的,二叔也会把自己抽烟的烟卷盒的背面纸攒着,订成本子送给我,上学写字。
我小的时候,烟的种类也少,大多是大前门,当时的价格是一毛二,还有官厅烟、红菊花、白菊花,最便宜的烟是八分钱一盒。
当时二叔依然在砖窑烧砖,为了拉我们家一把,便让我父亲去了砖窑拉土,由于我父亲当兵这几年,工资补贴了家用,但是此一时彼一时,我父亲没有任何技术,只能种地,不会那些技术类的烧砖和控制火候,于是我父亲便去了砖窑拉土,后来冬天又去了附近村子挖河。
那个时候,国家大搞建设,父亲每天都起早贪黑的去挖河,一是为了搞建设,二是为了吃饭挣钱养活一家人。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和二叔家的弟弟玩打拍子,有的地方也叫玩元宝,就是把硬一点的纸叠成条状,两个十字交叉放着再叠起来的一种玩具。
由于我比弟弟大几岁,每次我都会赢很多,于是每次弟弟都会哭哭啼啼的回家,由于二婶疼爱孩子,每次都会把元宝再要回去,几次过后,我母亲就说,要让着弟弟玩,不要欺负他。
我当时是小孩子,小孩子玩游戏就讲一个输赢,再之后,我便不想和二叔家的弟弟玩了。
在我远离二叔家弟弟的那一段时间,他又哭,回家找二婶哭诉:“娘!娘!哥哥不跟我玩, 哥哥不跟我玩。”
二婶又找到我们家里,说:“他还小,当哥哥的多让着点他,没事就带他去玩。”
就这样,小孩子之间,若即若离、时好时坏的玩了几年。
这几年里,我们一家人依然住在四爷爷家的东屋,因为四爷没有儿子,便过继了我父亲。自此我们和二叔家的关系变得远了一些。
虽然我们一家过继到了四爷那边,但出于亲情,我们依然会照顾爷爷奶奶。同时我们也需要照顾四爷和四奶奶,父亲的担子更重了。
过继之后,四爷爷便给我父亲说:“你把咱家里的东屋拆了看看有什么木头、瓦片什么的,你们拿些钱,我们也添一些,你们盖个新房子,不忙的时候,再打些土坯,把房子盖起来。”
就这样,一年后,我们家住上了新房子,当时屋里还没有用泥抹住,我很高兴,天天跑去还杂乱的院子里看属于自己的房子。
后来,我二叔家又有了个儿子,我二婶便按照他们家儿子的排辈,取名也叫二儿子。
我爷爷对我父亲说:“你们盖好新房子, 你们分给我一间,将来这里就是我的养老宅子,还是你们三兄弟一起照顾我。”
随着二叔家孩子的逐渐长大,我爷爷又说:“老大,老二家有了两个儿子,将来肯定还需要地方盖房娶媳妇,你看将来能不能把你这个房子的地方将来给老二家的二儿子,你们去你们四叔家?”
我母亲笑盈盈的说:“爹,那时候不是说好了啊,这里是你的养老宅子,将来养老送终也在这个宅子里,我们要是把房子给老二家二小子,我们去哪里住啊?”
我爷爷随后笑了笑,没有说话。
之后,随着政策变化,村里的地也确定下来了,由于我们是一大家子,我们便和二叔三叔家的地挨着。
我也长大出门打工了,在大城市里的一个养鸡场包了一个大棚养鸡,几年过后,赚了一些钱。
在这期间,二叔二婶人也勤快,种地也用力,便把两家的地边上也种上了庄稼。时常犁地的时候还会把地边翻过来,这样一来,我们家的地就会少几分几厘。
我父亲是个嘴笨的人,便气的在家里拿着铁锹使劲的拍地,毕竟一母同胞,当面说一定伤了和气。
我母亲便说:“你当老大哥,不能忍气吞声的,就别当老大哥。”
就这样,我们两家表面和气的过了几年,二叔家买了一头小毛驴干活,我们家买了一头牛,驴是拉车的好手,牛是耕地的好手,每次耕地,父亲都会用自己家的牛去给二叔家帮忙。
过了几年,我爷爷去世了,由于我们这一家子过继了出去,大家便商量着我爷爷办葬礼的事情,自古就是长子打幡,我父亲便没有理由再去操持葬礼。
村里有人说,让老二打幡,操持葬礼。也有人说,老大虽然过继了出去,当时是带产过继,人家给老四过继之前就已经成家了。
于是在商量之下,依然由我父亲去操持了爷爷的葬礼,但当时我父亲的身体不太好,作为长孙,我要帮着父亲操持爷爷的葬礼。
在爷爷葬礼过后,爷爷的东西无论多少,三家都要分一点,大多是什么被子褥子,衣柜箱子什么的,还有锅碗瓢盆。
在把东西都收集好了之后,按照我爷爷这里排,我算是长子长孙,我便对二叔三叔说:“当初我们家里穷,我父亲母亲两个人干活,欠了队里不少工分和钱,但是人家说我们是一家子,便把我们家的账抵消到了二叔三叔和爷爷家里。我们也不用欠队里的了,现在日子不比从前了,都富裕了,我打算先把欠爷爷的旧欠还了,咱再分东西,那样都公平。”
于是,我便把当时的旧欠算清楚,之后对于爷爷留下的那些东西再重新进行分配。
这时候二叔对我说:“小子,啥也不说了,咱是一家人,一个老祖宗的血脉,我和你爹都是一个亲爹亲娘,啥也不说了,咱永远都是一家人。”
说着,二叔掉下了眼泪,和我三叔还有我父亲,他们老兄弟三个都掉下了眼泪。
多年以后,我父亲也去世了,二叔在这些年里胳膊被撞断了一下,留下了小残疾,但在我父亲去世的时候,二叔作为兄弟,感念我父亲的感情也出了一份力,为他的老哥哥亲手糊了很庄重的车马纸扎,在我父亲出殡的时候痛哭流涕。
虽然我们一家成了四爷那一支的人脉,但现在我也经常去我二叔家玩,顺便看望他,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人。
如今二叔也老了,就在去年,我们还给二叔过了他七十九岁的生日,一家人其乐融融非常开心快乐。
(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