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那会儿，天安门城楼上换上了一幅毛主席的新画像。这画里的毛主席是侧着脸的，只能瞅见一只耳朵露在外边。
从1949年开国大典那会儿算起，这幅毛主席的画像已经换到了第四个版本。
按理说，在画像上做点新尝试，也是挺正常的。
不过，那会儿有些北京老百姓瞧见了这幅画像，心里头直犯嘀咕，特别是瞅见毛主席侧身站着，一只耳朵被遮住了，就直接说了：“毛主席那可是咱们的大领导，咋能就剩一只耳朵嘞？”
【主席像的更迭】
王其智是新中国最早一批画伟人肖像的油画大师，他亲手参与过绘制毛主席画像的工作，还在后来的回忆里详细讲了讲主席画像是怎么一步步演变过来的。
他说，天安门城楼上挂着的第一版毛主席画像，是出自周令钊、张振仕还有左辉这些老一辈画家之手。
最早的时候，毛主席的画像上是戴着八角帽的。但到了50年代初期，画像里的他就摘掉了帽子，脸上挂着笑容，头还微微仰着，给人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
到了50年代快结束的时候，主席的脸色又变得庄重，他开始留起了分头，穿衣上也换上了中山装。这张主席的照片，还被摆在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讲台上。
后来的主席像跟以前的不太一样了，主要是之前的那些都是照着主席在解放战争时候的照片画的。那会儿，主席还年轻着呢，脸也比较瘦削。
后来的主席雕像大多参考的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的模样，那时候主席的脸庞稍显圆润了些。
画像里头，主席笑得可开心了，看着特别和蔼。还有啊，这幅画里主席的身子画得大些，头就显得小了点，他稍微往左歪着头，所以就只能看到一只耳朵。
六十年代的时候，这种主席像刚出来那会儿，其实大家伙儿争议还不算大。但慢慢地，文艺作品里都开始追求那种“完美无缺”的形象，这么一来，这个“只有一只耳朵”的主席像就显得特别格格不入了。
对不少人而言，这简直就是歪曲伟大领袖的形象，是在抹黑主席，得赶紧想办法纠正过来。
那时候，中宣部一听到大家的反馈，立马就觉得这事儿得重视，赶紧下令要改。结果，主席像就又换回了那个能看清两只耳朵的正面样式。
整改主席像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儿，画家们费了好大劲，画了好几稿，最后才交给周总理过目。总理看了之后，才拍板定下了最终修改的那一版。
王其智的老爸王式廓同样是个画油画的高手，王其智打小就深受老爸的影响。
他和王其智聊过，说画主席的肖像特别重要。画这个，对画家要求可不低，得把主席的形象画得准准的，还得把他的那种领袖气质给展现出来。不光是得画得像，还得有点艺术上的处理，这对画家的绘画本事是个大挑战。
所以，尽管遇到了很多难关，王其智始终没有扔下给领袖画像的活儿，这一画就是整整30年。
后来，他不仅画了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的画像，还动手画了天安门广场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孙中山这些大人物的肖像。
他画的那幅超大的副主席画像，就在北京火车站的正前方，那幅画可真大，大概有8米高，快6米宽了。
【画像的难题】
王国栋是给主席画像时间最长的一批画家里的一个。对他来说，画那些超大的主席画像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儿，得攻克一大堆难题。
举个例子，主席的肖像画得实在太大，找不到一整块合适的画布，所以他只能把三块画布拼在一起用。可这样一来，画布接缝的地方就不平整了，油彩也遮不住，画完后能明显看到两条接缝的线，特别碍眼，真的很影响整体的视觉效果。
老百姓瞧着那样的主席像，心里头肯定是不乐意的。有的人就直接给上面写了信，说说这事儿。
天安门那边碰到个大难题，他们可没少费心思。先是想到了哈尔滨的亚麻厂，又去求了天津的地毯厂，多亏了这两家厂子联手帮忙，这才把大问题给圆满解决了。
除了画的大小，画像的框子也容易吸水变潮。
天安门城楼上挂着的主席像，它是斜着挂的。所以一到雨雪天，画后面的五合板就容易受潮，这样一来，画像的颜色就很难保持鲜亮了。
天安门那边的管理人员发现问题后，试着用了好多方法去解决，但效果都不好。最后，他们想了个招儿，在五合板的后头加上了铝合金板，这样雨水就能顺着铝合金板流走了。这样一来，画像的颜色就能维持得比较久，不容易掉色了。
1971年那会儿，王国栋收了葛小光做徒弟。打那以后，葛小光就一门心思扑在给毛主席画像这事儿上。到了1977年，他正式成了新时代的画像大师。
他觉得，光凭着一两张照片去模仿主席的肖像，真的很难把主席的神情、长相都画得特别像。所以，他找来了六十多张图片和照片资料，然后精挑细选，挑出了十多张特别有特色的，专门整理成了一个小册子，方便自己画画时当作参考。
现在，他工作时有个习惯，就是看这本画册里的肖像。每次画主席肖像，他都会随身带着这本画册。
葛小光画画的地方在天安门城楼的西北边，搭了个90平米大、8米高的铁棚子。这棚子顶上铺的是半透明玻璃，好让阳光能均匀地透进来照明。
每年国庆节，咱们都得换上一幅新的主席像挂上去。所以，画师们得赶在8月底到9月初这段时间里，把新画给搞定。
不过，这会儿北京正热得厉害，葛小光为了把工作做到最好，只能硬着头皮扛过这糟糕的天气。他一门心思扑在画画上，全神贯注地描绘着主席的肖像。
那时候，一迈进画像室，立马就感觉一股热腾腾的气流猛地扑面而来，热得让人感觉要被融化了，要想往里走，还真得鼓足勇气才行。
棚子里头摆了个落地扇，呼呼地转个不停，可葛小光还是觉得热得要命，仿佛马上就要热晕过去似的，那风扇压根儿没起多大作用。
冬天干活也挺遭罪的，不比夏天轻松。1992年快过年那会儿，葛小光得修一修备用的主席像，没办法，他只能硬着头皮，在那冷冰冰的铁棚子里干活。
那时候，铁棚子的小门敞开着，冷风呼呼地往里灌，里头冷得跟冰窖似的。葛小光刚拿起笔画了没几下，手就冻得僵硬了，得赶紧揣兜里暖上好一阵子，等手回温了才能接着画。
葛小光在画画上有了自己的新进步和点子。他发现画一直挂在外头，风吹日晒的，没多久颜色就掉了。于是，他琢磨着用土红、土黄这类不怕晒的矿物颜料来画，这样一来，画就能保存得更久了。
葛小光画主席肖像时，非常看重抓住神韵，特别是对主席眼睛的描绘。他很想通过画这双眼睛，展现出伟人的智慧和气度，让伟人和人民，还有历史和未来之间，能像有座桥连着一样，更加紧密相通。
由于他一直坚持不懈地追求，很多人来到天安门广场，一瞧见主席的那幅画，都忍不住夸赞：“简直太像了！”
葛小光画的主席像，后来影响可大了。不光美国、法国、日本的记者和研究人员都跑来采访他，就连电视台都专门报道了他的故事，夸他画画技术好，工作还特别认真。
画主席肖像这事儿挺有挑战性，但做好了能挣得不少面子。
葛小光曾讲过，他对待画画的态度，就好比运动员不断去打破纪录，从不满足于过去的成就。每当他拿起画笔开始创作，目标就是要画出一幅全新的作品，也正是这种追求，让他的主席像画作越来越出色。
【改画是常事】
给主席画像这事儿可大了，各方都盼着能展示个最棒的主席模样，所以意见自然少不了，各种声音都往画师那儿堆。画师经常得在紧急关头接任务，有时候画都挂出去了，还得根据反馈改来改去，这也是常有的事儿。
周令钊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大典筹备时，负责给毛主席画肖像的第一位画家。
他原本在国立艺专教实用美术，有次还带着美术系的学生们，一起画了一幅主席戴着八角帽的油画。那幅画后来被挂在了六国饭店的会议室，挺显眼的。
那时候，这个会议室主要是共产党用来款待南京来的代表团的地方。中央的大佬们瞅见那幅画后，觉得相当不错，心里就琢磨着，开国大典的画像绘制工作，干脆也让周令钊来干，再让他创作一幅。
周令钊带着陈若菊等几个学生，一心扑在画画上，花了大半个月的时间，完全沉浸在了创作之中。
他们在天安门城楼的顶上，架起了一个高高的三层架子。那些专门给古建筑刷油漆的师傅们，负责给架子上的部分做底、配色。他们参考的照片，是主席戴着那顶有八个角的帽子拍的。
周令钊对这份工作特别用心，他甚至改动了主席衣领的设计，画成了开口的样式，这样一来，看起来更加帅气洒脱。
不过，聂荣臻同志瞧了瞧那幅画，感觉领口还是系上更妥当。这样显得庄重些，开国大典嘛，这种大场面可不能随便对付。
接着，他们就动手改了改衣领的设计。好不容易熬到了9月的尾巴，绘画的活儿算是大体搞定了，主席的画像终于被挂到了城楼上。
那时候，北京市的头头们也给他们提了个要求，让他们在画儿底下加上一句话，就是“要为人民服务”。
可到了9月30号半夜，开国大典眼看就要开始，周令钊却被急促的敲门声给惊扰了。来人跟他说，得赶紧把那五个字去掉，只要主席的头像就行。
周令钊接到紧急任务，心里不慌，立马起身连夜去修改画作。那时候，时间紧迫，根本来不及把画摘下来，所以他们干脆把三个梯子拼在一起，斜斜地架在天安门城楼门洞的上方。旁边的人迅速打开了聚光灯，周令钊就这样在聚光灯的照射下，开始动手改画。
周令钊忙活了大半夜，在梯子上爬上爬下，好不容易才把原本用来写字的地方，改成了长长的衣服样子。
为了让衣服的比例看起来更和谐，他又特意加上了一颗扣子。这样一来，主席的雕像终于在黎明前成功展现在大家眼前。
开国那天大典上，人们兴高采烈地穿过天安门，抬头望着主席的画像，大声喊着毛主席长命百岁。他们压根没想到，为了让大家看到这幅画像，那些画家们背后吃了多少苦头。
这些事儿当时没几个人知道，但历史会把它们都记下来。大家心里都明白，正是那些不起眼的小时刻，一点一滴攒起来，最后变成了国庆那天热闹非凡的场面，让人永远忘不了。
辛莽原本在北京人民美术工作室担任副主任一职，后来在1950年年初，他被调到中南海，任务是给主席画像。他完成的那幅作品，正是我们常见的主席像的第四版。
那时候，胡海乔让他选了一张主席的照片，打算以后就用这张照片作为主席像的标准模板，好让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些大型油画都能按照这张照片来绘制。
辛莽能接到那个邀请，主要是因为他画画技术一流，特别是画主席像，在当时是大家公认的顶尖高手，简直可以算是主席像的“行家”。
挑照片时，辛莽第一眼相中了一张主席没戴帽子的照片，那张照片上，主席眼睛朝上望，拍的是侧面。
那时候，画像一展示出来，立马就有老百姓说，有一只耳朵画得不太对劲，还有眼睛往上看，感觉好像在忽视大家。市里的领导也提出来，希望换一幅。辛莽听了后，就重新挑了一张毛主席正面的照片，那双眼睛正视着前方，然后又动手画了一幅新的。
画主席的画像是个大工程，得靠大家伙儿一起动手才行。那时候，辛莽动手画的时候，拉上了好几个从解放区来的画师，一块儿才把这事儿给搞定了。
整个事儿里，辛莽就像是个总指挥，他站在边上远远地看着，指挥着。他瞧着左辉和张松鹤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忙活，等他们干完一部分后，辛莽再上去动动手，调整一下细节。
说起第四版主席像的诞生，背后藏着个小趣闻。那时候，主席正访问苏联，这事儿被美国那边的报纸给报道了，而且啊，他们还一块儿登了主席和斯大林的照片呢。
照片里头，两位大佬的样子真的差别挺大。斯大林呢，穿的是那种大元帅的高档军装，特别显眼；而咱们的主席，还是一身朴素的棉布衣服，头上还戴着那顶经典的八角帽。
这位伟大人物的形象，跟共和国主席的身份不太匹配。所以，当时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胡乔木打算借五一劳动节这个机会，给主席换个新形象。
胡乔木不光请辛莽给天安门城楼上的主席画像，还说要重新拍张主席的标准照。就因为这，才有了后来第四版主席像的那些事儿。
总的来说，主席新形象的诞生，可不是领导和画师一拍脑袋就定的，它是跟老百姓一次次商量、讨论后才定下来的。
市民们的看法塑造了一个积极、友善、接地气的主席形象，让这位伟人的辉煌形象深深烙印在世界和历史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