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nirv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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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这些问题，相信我们也能了解到清朝时期，清帝国的军事制度的核心。
一清朝的军队，主要由八旗兵和绿营兵组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经制兵”。换个话说，就是朝廷通过制度化管理和编制建立起来的正规军队。
此外，各省乡兵又有民壮、乡团、团练、猎户、渔团、沙民等称谓。
这些由地方统治者控制的武装，大多数“聚散无恒，故与额兵迥异，无编制之可纪”，平时以维持本乡本土的地方治安为任务。
直到近代，从1860年开始，勇营制的军队的出现，才逐渐取代了八旗和绿营兵的地位。
后来，清朝政府创建了新建陆军，本来是作为国家改革后的正规军，打算替代八旗和绿营兵这种旧式军队。但新军制还没完全建立，清朝就灭亡了。
简单回顾了清朝武装力量构成后，我们再从清军入关时的情况开始说起。
兵力一分散，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除了京城及周边区域以及龙兴之地的东北八旗兵比较多外，其他地区八旗兵显得寥寥无几，这显然是不能满足清廷对全国的统治的。
所以，满汉联合专政这个策略的大方针下,在军事上建立八旗兵和绿营兵为主的军事制度成为了必然。
这个事情最大的好处就是，即把一部分汉族势力集团拉入到自己一方，同时，也消除了地方激烈的反清情绪。
这个就是清前期王朝的统治者的一个基本思路，对于我们理解下面的政策很重要。
所以基于这些情况，清廷不得不开始重视这些绿营兵，但是，清廷也对这批武装力量做了很大的调整，这点和明朝时期的军事制度有了显著的区别。
首先，对于武官的任免方面，统一由兵部决定，特别是高级别的将领，必须由兵部请旨给皇帝，然后由皇帝来决定任免。所以，在用人大权这方面，最终拍板必须是皇帝自己。
其次，清朝时期，还规定了将领在升调离任时不准许携带兵丁，并对此做了非常严格的惩罚制度，带十人以上者，直接降职一级。
自然他们也就不能再建立自己的独立势力，世统一军的现象自然也就破除了。
对于朝廷，这样的好处就是，士兵和将领之间没有了过去那种紧密的个人关系，士兵们不再认识将领，将领们也不再认识所有的士兵。
这种管理制度，通过中央集权有效地避免了武将权力过大对朝廷的威胁，避免了地方势力的膨胀，加强了对将领和士兵的控制，确保了中央集权的稳固和国家的安全。
二
到了乾隆时期，更是出现了在检阅场上“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的可笑场面。
八旗的腐败，绿营就崛起了吗？错了。。。绿营的战斗力很快也没落了。
曾国藩当年办团练之前，经常用到两个词形容绿营兵，“承平日久”、“绿营习气”。
“承平日久”好理解，好久没打仗了嘛。那“绿营习气”又是什么鬼？
我们知道，从乾隆中期开始，战事已经开始减少了，绿营兵长期没有战事，平日训练都是敷衍了事，反正散居各地，皇帝想看也难得看到。
特别是随着军事力量本身的官僚化，进一步导致了军队体制的僵化与内部管理的腐败化，而贪图安逸之风在军营中盛行，从而使军队一步步丧失战斗力。
到崇祯时期，更是“箭断刀缺，听到炮声就捂耳朵，马还没跑就掉下来。”（矢折刀缺，闻炮声掩耳，马未驰辄堕）。
更不要说绿营兵实行的是 “兵者恒兵，农者恒农 ”的兵制，将兵民相分引向极端，直接影响到军队战斗力影响到军队与社会的关系。
那朝廷想不想裁掉绿营呢？最高层是想的，但是下面抵触很大，动不动就被威胁“要以明末裁撤驿站为戒，裁兵过骤，难免有明末 “闯、献之祸 ”。
道光时期，时任四川总督的琦善谋求整顿该省军务，就遇到此类问题，因为裁汰老兵招募乡兵不令兵家子弟挑补，以至“合营大哗"，后来经过道员正式签署印章凭证，保证再不裁汰，众兵始退，此次裁撤也就无疾而终。
到了清中期，绿营基本上开始土著化，“安家业，长子孙”，当兵倒像是副业了。更不要说八旗的所谓养育兵制度，基本上就是养育懒汉的恩赐了。
我们知道，兵员准备都应该有预备役制度，清朝当然也有，就是这些八旗养育兵和绿营的“余丁”制度。
最初想法是好的，军人子弟于军事训练耳濡目染，募补之后会很快熟悉军队生活。但实际效果却大相径庭，绿营子弟因为生计问题，对当兵已无多大兴趣，拨补充兵只为点卯吃饷而已。
这件事一直到曾国藩时代才发生变化，勇营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发生变化，而且收入和抚恤等等都高了许多，而且有上升阶梯，这点，对清末建立新军都有一定指导。
基于这些原因，所以我们在读清朝历史时，除了平定三藩、平定太平天国等等，很难看到清朝军事行动，人数上有很大优势的情况，基本上用兵都在十万之内的样子。
三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当然清廷也会选择一些应对措施来处理这个问题。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来了解一下清军的装备情况。
我们知道，清军在入关之前，仍处于游牧经济时代，擅长骑射，并不会制造和使用火器。
八旗劲旅仅凭弓矢刀矛等冷兵器，与装备火铳以及西式鸟枪、佛朗机和红夷重型大炮的明军对敌交战，易造成很大伤亡。
天聪七年（1633年），皇太极发动旅顺之战，又是火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后金炮兵占据马头、黄金山，架设火炮连续轰击要塞外围城墙三天，第四天起又将五尊西洋大炮推到城下抵近射击，并“轮班昼夜”攻城，终于在第五天轰塌城墙东北角，攻陷旅顺。
后金占领旅顺，从此无“南顾之忧，”又扼“水路喉之处，”既可西进无后患，又足以威胁登。莱，对明造成极大战略威胁。
至此，后金以缴获的大量火器，迅速扩编装备火器的汉兵，并且设立了炮局、药局，使火器、火药、火箭制造更为专业化，对俘获的明军火器技术人员也优赏有加。
清军入关后，对于西方火器技术进一步传播以及在战争中的普遍使用，引起作战方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平定三藩时，康熙就有上谕兵部：“大军进剿需用火器，著治理历法南怀仁铸造大炮。”
从这个时期开始，清朝无论是造炮规模、数量、种类，还是火炮的性能和制造技术，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到康熙三十五年的时候，噶尔丹再次叛乱时，康熙亲征时，火器营成为战斗主力部队，其中满洲每旗装备轻便马驮子母炮5门，汉军每旗装备马驮子母炮9门，龙炮1门，左右两翼各配冲天炮1门，并命大同、宣化府炮队携神威将军炮48门，分赴西路和中路协同作战。
此战中清军动用的炮兵部队的数量和规模都达到空前的程度，火器营作为主力和先锋部队，发挥了巨大的攻坚战斗力。
在乾隆平定回部大小和卓叛乱的战争中，如黑水营防御战、呼尔满大捷、伊西洱库尔淖尔之战，火器都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那时像小和卓霍集占方面也不是没有鸟枪和炮，但是相对于清军的大神炮、威远将军炮要逊色得不是一点半点。
当然，到了清后期，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定都天京后，太平军通过外商和各种渠道大量购买西方军火器械，特瑞著《上海史》就有记载：“在一只船上获得字据，于1862年4月有一上海洋行供给太平军以步枪3046支，野炮795尊，火药484桶及10947磅，子弹1800发，另炮盖4亿5000万个以上。”
所以这个时期，清军一下又开始捉襟见肘了。
在此之前，正是这些火器大规模的运用，中国古代那种大规模的通过人力的战争开始逐渐被淘汰，不需要那么多人，也能达到效果，所以在大部分的战争中，清军人数不占优的情况下，也能获得胜利。
五所谓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军队战时后勤保障是平时后勤能力建设在战时的体现。其保障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后勤建设的成败，并对战争的胜负产生重大影响。
而在清代，中国军事由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转化的重要时期，中国军队的战时后勤体制也随着这一进程走向了近代化。
这就是清军战时后勤保障的重要机构———粮台。
清代粮台实际上就是战时军队后勤机构的通称，它既包括战时后勤领导机构，又包括具体的执行机构。
清军小规模出征且道路较近时，粮饷均需自备，平时的粮饷即可应付；
遇有大战事，朝廷于大军出征之外，会另派大员专门负责此事，各地方有关机构的官员均受其节制，共同组成一个后勤领导机关———粮台。以全权负责清军的战时后勤保障事宜。
通过清康雍乾时期的频繁战争，清军的战时后勤建设在领导、组织结构、运输等方面逐渐趋于规范化，所以，清军每每出去打仗，都是武装人员。而其后勤保障人员并未计入其中。
因此，粮台有着正规化的战略物资来源渠道，同时配合上另一套系统，那就是驿站网络，对于物资运输就显得要高效和正规很多。
清廷在战时，主要利用驿站进行军事交通运输，若战事发生在已有驿站之地，则就地利用原有驿站系统；若发生在偏远的无驿站之处则根据战事需要由负责粮饷的官员酌量设置驿站。
这些临时驿站，若无长远价值，则战后即行裁撤，若有其长远价值，则在战后纳入国家正规的驿站系统之中，成为永久的驿站。
所以我们说，粮台的出现，相比于清之前的传统战争中的后勤制度中的“就地取给”、“因粮于敌”等战略思想和举措，是有着非常大的进步的。
而这一部分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我们往往是忽略掉的，没有计入战争人员中，所以导致了我们的印象中清军每次出动就只有那个数目的总人数。
结语清朝时期，兵力不足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历史现象。这首先从其军制上就暴露出了一定的弊端。八旗兵和绿营兵的战斗力下降、兵员管理上的重大缺陷，都是导致兵力不足的主要原因。
在兵员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也看到，清廷通过大规模火器的应用和粮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短板，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在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进程中，清王朝无意中改变了已人力作为衡量战争胜负的基本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