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80年正月，南京城菜市口的积雪被鲜血染红。当胡惟庸的头颅滚落刑台时，这位独掌中书省六载的丞相不会想到，他的死亡将掀起持续十年的政治海啸——三万余颗人头落地，两千余家士族覆灭，最终终结了延续千年的丞相制度。

洪武十二年的外交乌龙，暴露出相权对皇权的侵蚀。当占城贡使秘密入京月余未被奏报，朱元璋在深宫惊觉：六部奏章皆经中书省过滤，帝王竟成朝堂的局外人。

胡惟庸把持的相权网络已渗透至礼部、都察院，甚至能拦截藩国情报。这场权力危机，让出身草莽的帝王回想起郭天叙、张天祐等早期盟友的背叛——历史证明，任何分权者终将威胁朱家江山。

胡惟庸之死仅是开端。锦衣卫诏狱的刑具在十三年间从未冷却：韩国公李善长因侄子私运茶盐被牵连，七十七岁高龄遭满门抄斩；吉安侯陆仲亨私占民田二十万亩，成为"胡党"谋逆的实证；延安侯唐胜宗更因在浙江强征铁匠私造兵器，被定为"北联蒙元"的铁证。

朱元璋借"胡党"之名，将淮西二十四将的后裔尽数清洗，洪武开国勋贵仅汤和、郭英等四人得以善终。

中书省的消亡绝非突发奇想。秦汉以来的丞相开府制度，在元代演变为中书省统领六部的集权模式。朱元璋深谙其弊：元末权相伯颜曾私控全国三分之二的军队。

1380年的血腥清算后，六部直隶皇帝，但政务压力令帝王不堪重负——洪武十七年九月，朱元璋八日内批阅奏章1660件，处理国事3391件，日均决策424件。这种极端集权，为后世内阁制度的畸形发展埋下伏笔。

废除丞相的祖训未能阻挡权力结构的自我修复。宣德年间，三杨内阁通过"票拟"重建决策中枢；嘉靖时严嵩掌控批红权，实质已复相权之实；至张居正更是创"考成法"，六科给事中皆成其耳目。吊诡的是，万历朝的内阁首辅权势，早已超越洪武年间的任何丞相。当朱元璋废除的相权借内阁还魂时，历史完成了一次黑色幽默式的循环。

胡惟庸案最残酷的遗产，是开创"政治罪"株连先例。那些被定为"胡党"的罪状，从私通倭寇到勾结北元，皆为锦衣卫刑讯所得的"拼图式证据"。当南京城的血渍被雨水冲刷殆尽，留给后世的是一个皇权无限膨胀，却失去制衡的官僚体系——这或许正是大明王朝276年国运中，最深重的制度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