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对越自卫反击战是在1979年2月17日全面打响的。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战争正式打响前11天，云南省金平县的藤条河畔，就已经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这场战斗由31师91团副团长廖锡龙指挥，是中国军队首次越过边境对越军发起的规模性军事行动。当廖锡龙透过望远镜，发现一名越军中尉军官正警觉地向我军潜伏位置张望时，一场惊险的遭遇战即将打响。这场战前的首次交锋，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波澜起伏？廖锡龙又是如何在千钧一发之际，做出那个关键性的决断？
一、战前准备阶段
1979年2月初，云南省边境线上的气氛格外紧张。11军31师91团驻扎在金平县界河地区，这里的地形以山地和丘陵为主，植被茂密，沟壑纵横。藤条河蜿蜒流过，成为天然的中越分界线。
1979年2月3日，91团团部接到上级一份特殊任务：为即将展开的反击战获取重要情报。任务要求在莱州省封土县以北地区，抓获越军活口，摸清316A师的部署情况。这是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需要选派经验丰富的指挥员带队执行。
团长当即决定由廖锡龙副团长负责此次行动。廖锡龙曾在边境地区担任连长多年，对当地地形和越军活动规律了如指掌。接到任务后，他立即组织侦察排，开始了细致的前期准备工作。
2月4日凌晨，廖锡龙带领侦察排的6名战士，装扮成当地苗族村民，背着竹篓，手持农具，借着晨雾的掩护接近边境线。他们在界河沿岸，仔细观察对岸越军的活动。通过连续两天的侦察，发现在班盆河西南方向的799高地上，驻扎着一支越军部队。
更为重要的是，廖锡龙注意到一个细节：每天早晨7点半左右，越军都会派出固定人数的士兵去附近的村庄打饭，这些士兵会在中午12点返回阵地。这个规律性的活动，为我军的突袭行动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多次实地勘察后，廖锡龙最终选定了572高地作为行动地点。这个高地距离我方阵地较近，地形开阔，越军的工事尚未完全构筑完成，只有一个班的兵力驻守，是理想的突击目标。
2月5日上午，廖锡龙召集参战人员，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他将行动部队分为三个小分队：捕俘分队、火力分队和接应分队。捕俘分队由师侦察参谋杨绍先带领16人，配备轻武器；火力分队21人，主要负责火力掩护；接应分队36人，负责接应和伤员转运。
每个分队的武器配置和具体位置都经过精心安排。火力分队的三挺重机枪，被布置在班盆河西侧的有利地形上，可以对越军阵地形成交叉火力。接应分队则分散在马鹿塘东南方向的制高点上，确保撤退路线的安全。
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后，廖锡龙再次召集各分队负责人，逐一核实任务细节。他特别强调了行动时间节点的把握，以及各分队之间的协同配合。同时，还制定了应对突发情况的备用方案。
二、渡河潜伏行动
1979年2月5日晚上8点40分，夜幕已经完全笼罩了藤条河畔。捕俘组的16名战士，全副武装，每人都涂抹了黑色迷彩，携带着专门准备的渡河装备。为了避免发出声响，所有武器都用胶带缠绕，弹药和手榴弹也用软布包裹。
此时的藤条河水流湍急，河面约有30米宽，水深在腰部以上。按照事先的计划，捕俘组采用了＂人链＂渡河方式：由水性最好的战士带头，其他人依次手拉手形成人链，借助预先架设的细钢丝绳渡河。整个过程在寒冷的河水中持续了近40分钟。
凌晨3点，捕俘组全部成员成功渡过藤条河。为了避免在潮湿的地面上留下足迹，战士们将湿透的作战服拧干，穿上准备好的干燥衣物。随后，按照预定路线，利用地形掩护，向572高地推进。
在向目标区域推进的过程中，捕俘组遇到了意外情况。原本预计的行进路线上出现了越军的新设哨点，这迫使他们不得不绕道而行，通过一片荆棘丛生的灌木区。每个战士都必须匍匐前进，用匕首小心翼翼地清理前方的障碍物，以确保不发出任何响动。
早上5点45分，捕俘组终于抵达预定的潜伏位置。这是一处距离越军阵地约100米的隐蔽点，周围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茅草。战士们立即开始构筑临时掩体，用随身携带的伪装网和现场的植被进行伪装。
与此同时，火力分队和接应分队也各就各位。火力分队在班盆河西侧的3个制高点架设重机枪，形成了对越军阵地的交叉火力网。接应分队则分散在马鹿塘东南方向的多个隐蔽点，确保了撤退路线的安全。
到了早上7点30分，全部分队完成了战斗准备。此时，晨雾仍未完全消散，能见度不足200米，这种天气条件对行动非常有利。越军阵地上一切如常，几名哨兵正在交接班，丝毫没有察觉到潜伏在附近的危险。
然而，随着太阳升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捕俘组派出3名战士前往敌军阵地背后侦察，试图寻找更有利的接敌路线。但是，那里的茅草太过茂密，地形也比预想的要复杂得多。侦察人员在9点时不得不返回潜伏点。
上午10点10分，捕俘组尝试了第一次接敌行动。两个小组同时由南向北推进，但茅草晃动的幅度太大，极易暴露目标。在推进到距离越军阵地约60米处时，不得不放弃这次尝试。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原本计划中最佳的行动时机——越军外出打饭的时段即将结束。这意味着整个行动方案可能需要重大调整。师侦察参谋杨绍先立即提出两个备选方案：要么等到天黑后再行动，要么改为强行突击。方案的选择取决于火力掩护是否能及时展开，以及敌军的警戒程度是否会因为时间推移而加强。
三、意外情况的出现
1979年2月6日上午10点30分，当我军各个分队仍在等待合适时机时，越军阵地上突然出现了异常情况。原本应该按时外出打饭的越军士兵迟迟未动身，而是在阵地周围加强了巡逻。这一反常举动立即引起了廖锡龙的警觉。
通过望远镜观察，越军阵地上的士兵们不再懒散地躺在工事里休息，而是全副武装地在阵地间来回走动。更不寻常的是，他们的目光频频投向我军潜伏的方向，仿佛已经察觉到了什么。
上午10点45分，一名身穿制式军装的越军中尉军官出现在阵地上。这名军官手持望远镜，不断地观察周围地形。从其举止来看，这显然不是例行检查，而是有针对性的搜索行动。
事态的发展远远超出了预案的设想。此时，我军各个分队已经在潜伏位置坚守了近5个小时，体力消耗巨大。更糟糕的是，随着太阳升高，茂密的草丛开始出现晃动，这极易暴露潜伏人员的位置。
11点整，情况进一步恶化。越军中尉带领4名士兵，开始沿着572高地的等高线向我军潜伏方向搜索。他们行进的路线显示，很可能已经发现了我军渡河时留下的些许痕迹。
在搜索过程中，越军采取了三角形搜索阵型，走在最前面的士兵不时用枪托拨开茅草，仔细查看地面的情况。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近，已经进入了100米的危险区域。
11点15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出现了。原本部署在南侧的接应分队报告，发现有一支约20人的越军巡逻队正在向这个区域靠近。如果让这支巡逻队与阵地上的越军形成合围之势，我军将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
此时，越军中尉已经带队搜索到距离我军潜伏点不足80米的位置。他突然停下脚步，举起望远镜仔细端详前方的草丛。在这个距离上，任何细微的动作都可能暴露目标。我军战士们不得不保持着高度紧张的姿势，一动不动地匍匐在地。
11点25分，局势到达了最危急的时刻。越军中尉似乎已经发现了异常，他放下望远镜，正准备举枪示意。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南侧突然传来一阵枪响，显然是接应分队与越军巡逻队遭遇。
这突如其来的枪声打破了战场上的宁静。越军中尉立即转身，向身后的士兵下达了什么命令。但他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被南侧的枪声所吸引，这给了廖锡龙一个难得的机会。
11点30分，双方的距离已经近在咫尺。越军搜索小组与我军潜伏点之间，只剩下一片稀疏的茅草。任何一方的轻微动作，都可能引发一场血战。此时，廖锡龙必须在几秒钟内做出决定：是继续潜伏等待，还是抓住战机主动出击。
四、关键性战斗
1979年2月6日11点31分，廖锡龙果断下达了突击命令。他用手势向各个战斗小组发出信号，同时通过步话机命令火力分队立即开火掩护。三挺重机枪同时咆哮，形成了密集的火力网，将越军搜索小组牢牢压制。
突击组迅速分成两队，采取包抄战术。左翼突击组由杨绍先带领，右翼突击组则由廖锡龙亲自指挥。两个突击组呈半月形快速逼近越军搜索小组，距离迅速缩短到30米以内。
越军中尉显然没有料到我军会在这个时候发起进攻。当他意识到危险时，已经来不及组织有效防御。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他的5人小组被迫分散，无法形成有效的火力点。
11点35分，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左翼突击组与3名越军士兵展开近距离交火，子弹在茅草丛中划出道道火线。右翼突击组则逐渐将越军中尉和另外一名士兵包围。此时，南侧的枪声仍在继续，这意味着援军暂时无法增援越军搜索小组。
战斗中出现了一个关键时刻。越军中尉试图用手榴弹反击，但被我军狙击手提前发现。一声清脆的枪响，手榴弹在越军中尉手中爆炸，当场击毙两名越军士兵。这个变故彻底打乱了越军的部署。
11点40分，突击组开始了最后的冲锋。在20米的距离上，我军战士使用冲锋枪进行点射，准确地压制住越军的火力点。同时，班用机枪手灵活转移，不断变换射击位置，让越军无法判断火力来源。
越军中尉身负重伤但仍在顽抗，他试图爬向附近的掩体。廖锡龙立即命令两名战士迂回包抄，切断其退路。一场近距离的追逐战在茅草丛中展开，最终越军中尉被我军活捉。
战斗进行到11点45分时，形势已经明朗。越军搜索小组的5名成员中，2人阵亡，2人重伤被俘，1人在混战中逃脱。但更大的危机正在逼近，越军阵地上的增援部队已经开始集结。
11点50分，廖锡龙当机立断下达撤退命令。按照预定计划，突击组分成三路撤离。第一路负责押送俘虏，第二路掩护撤退，第三路断后。火力分队的重机枪持续开火，为撤退行动提供火力掩护。
撤退过程异常艰难。越军的迫击炮开始轰击撤退路线，炮弹在茅草丛中爆炸，腾起阵阵烟尘。接应分队及时展开反击，用机枪火力压制越军炮兵阵地，为主力部队撤退争取了宝贵时间。
12点整，第一批撤退人员已经安全渡过藤条河。此时，越军的增援部队终于赶到，但为时已晚。在接应分队的掩护下，我军各个战斗小组有序撤退，通过预先准备的渡河点，陆续撤回我方阵地。最后一批断后人员在12点15分安全撤离战场。
整个战斗持续了45分钟，这是自1969年珍宝岛事件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主动越过边境对越军发起的规模性军事行动。通过这次行动，我军不仅获得了重要情报，更打破了越军在边境地区的嚣张气焰。
五、战后影响
1979年2月6日傍晚，这次成功的捕俘行动在军区司令部引起了强烈反响。通过审讯两名越军俘虏，我军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其中最重要的是确认了越军第3军团在边境地区的具体部署，以及他们计划在春节期间对我边防哨所发动突袭的详细计划。
2月7日凌晨，军区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调整边防部署。根据俘虏提供的情报，我军在老山、者阴、法卡山等重要关隘增派了预备队，并加强了炮兵火力配置。这些部署为随后的边境反击作战奠定了重要基础。
2月8日，越军果然按照俘虏交代的计划，对我边境多个据点发动进攻，但都被我军有效阻击。在法卡山地区，我军凭借提前布置的火力点，一举击退了越军的两次进攻，毙伤敌军31人，缴获步枪15支，轻机枪2挺。
这次成功的捕俘行动还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2月10日，军区根据这次行动的经验，专门制定了《边境特殊任务行动条例》，将捕俘组的作战经验系统化、制度化。条例详细规定了渡河、潜伏、突击等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为后续类似行动提供了重要参考。
2月15日，军区召开总结会议，对这次行动进行了全面分析。会议认为，这次行动的成功关键在于：首先，选择了最佳的战机，即越军换防期间；其次，采取了正确的战术，将主动突击与被动防御相结合；第三，各个分队之间密切配合，特别是火力分队的支援非常及时。
2月20日，军区授予廖锡龙＂战斗英雄＂称号，并将这次行动的经验编入军事教材。在随后的三个月里，边防部队又先后组织了5次类似的捕俘行动，共俘获越军9人，获取了大量情报。这些行动都借鉴了藤条河战斗的经验。
3月1日，越南方面通过外交渠道提出交涉，要求我方归还被俘人员。我方则以越军多次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为由予以回绝，并要求越方停止一切挑衅行为。这次外交交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多个国家的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
3月15日，军区对俘虏进行了战俘政策教育，并安排他们给家人写信。这些书信后来通过国际红十字会转交给了越南方面，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影响，展示了中国军队文明执法的形象。
4月1日，军区将这次行动的全过程制作成教学片，在边防部队进行巡回放映。影片重点介绍了渡河技术、伪装方法、战场指挥等关键环节，对提高部队的实战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次行动的成功，不仅打击了越军的嚣张气焰，更重要的是为后续的边境反击作战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此后的战斗中，我军多次运用类似战术，有效遏制了越军的边境挑衅行为。从军事史的角度看，藤条河战斗是一次典型的特种作战行动，其战术价值和实践意义一直延续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