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经费十分困难，五战区中将发国难财做大老板，被李宗仁处决

1938年的徐州会战时期，国难当头，抗日物资匮乏，每一分军费都显得格外重要。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位身居高位的五战区中将却干出了令人发指的勾当。他不顾国家危难，携带巨额军费潜逃，在后方悠闲地经商发财。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此人竟敢在一年后大摆筵席，邀请曾经的上司李宗仁赴宴。他是否真的以为时过境迁，昔日的罪行就能一笔勾销？面对这位昔日的部下，李宗仁又会作出怎样的选择？

一、蒋桂之争与抗战初期的形势

1929年3月的蒋桂战争，源于桂系军阀与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激化。当时，李宗仁与白崇禧统率的桂系部队在江西、湖南一带与中央军展开激战。战事持续两个月，桂系战败，退回广西。蒋介石随即以＂叛乱党国＂的罪名，开除李宗仁的党籍，撤销其所有职务。

李宗仁退守广西后，在南宁重整旗鼓，组建了护党救国军。他任命自己为总司令，白崇禧担任前敌总指挥，下辖第三、第八两路军。此时的桂系军队虽然退守一隅，但仍保持相当的军事实力，拥有约15万部队。桂系与中央的对立局面持续多年，其间又参与了中原大战，但再次遭遇失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侵华步伐。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平津地区危在旦夕。面对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李宗仁意识到继续与中央政府对抗将助长外敌入侵。他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与南京方面接触，寻求和解。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日呼声更加高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与桂系终于实现和解。白崇禧率先赴任南京，出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这一任命显示了蒋介石对桂系的重视，也表明了桂系对抗战的坚定态度。

随后，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接到任命后，他立即在广西展开全面动员。李宗仁调集广西民工北上支援抗战，并组织各类后勤保障。他还在广西设立兵工厂，开办军官训练班，为即将到来的持久抗战做准备。

与此同时，日军在华北和华东战场连续得手。平津、太原相继陷落，上海、南京也在激战后被攻克。面对日军的咄咄逼人，第五战区成为了抗战的关键战场。李宗仁临危受命，率部进驻徐州，准备在这里与日军展开一场关系全局的决战。此时的第五战区，辖区包括山东、江苏北部、河南东部和安徽北部，地域辽阔，战略地位重要，成为了抗战初期最重要的战场之一。

二、五战区的战略地位与徐州防御

1938年初，徐州已经成为了抗日战争中的关键战场。这座位于江苏西北部的城市，地处黄淮平原，是津浦、陇海两大铁路的交汇点。徐州北连山东，南接江苏，西通河南，东临微山湖，四周群山环绕，河流纵横，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日军占领南京后，立即将目光投向了徐州。他们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打通津浦铁路南北段的连接，切断陇海铁路沿线的中国军队防线，最终实现华北、华中两路日军的大会师。为此，日军调集了大量精锐部队，准备对徐州发动猛攻。

在这危急时刻，第五战区的防务却遭遇重大打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路军司令韩复榘，违抗军令擅自撤退，导致济南、泰安等山东重镇相继失守。这一变故使得津浦路北段门户洞开，日军直指徐州。

面对如此险境，许多人劝说李宗仁将司令部迁往河南归德或安徽亳州等相对安全的地区。但李宗仁坚决驳回了这些建议，并提出了四点重要理由。

第一，当时日军南北两个战场的重心都集中在第五战区。这种态势恰好为中国军队创造了有利的内线作战条件。只要坚守徐州，就能通过内线调动来粉碎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

第二，徐州是第五战区的通信枢纽。这里有完善的电话、电报网络，铁路和公路交通便利，非常适合作为指挥中心。如果将司令部迁往他处，所有作战命令和情报都需要依靠电报传输，这将严重影响作战指挥的时效性。

第三，徐州的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控制徐州，就能有效分割日军的华北、华中两个战场，并对日军的侧翼形成威胁。这样一来，北线日军不敢轻易进攻郑州，南线日军也难以向武汉推进，为后方争取了宝贵的部署时间。

第四，如果不战而放弃徐州，将对军心士气造成致命打击。韩复榘的临阵脱逃已经让第五战区蒙受了巨大损失，如果李宗仁也撤离徐州，前线将士的斗志必将受到严重打击。

为了加强徐州防御，李宗仁立即调整部署。他命令部队在运河沿线构筑工事，在枣庄、峄县等地设立前哨阵地。同时，他还派出工兵部队在微山湖区域布设水雷，阻止日军的水路进攻。在城防工事方面，李宗仁下令加固城墙，构筑环形堡垒，并在城外设置多道防线，形成纵深防御体系。

这些周密的防务部署为即将到来的徐州会战奠定了基础。李宗仁的坚守决心，不仅稳定了军心，也为后续的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台儿庄会战的胜利与影响

1938年3月下旬，日军第十师团和第五师团在台儿庄地区集结，准备向徐州发起进攻。台儿庄位于山东省南部，是津浦铁路上的一个重要站点，也是通往徐州的门户。日军选择在此发动进攻，意图一举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

李宗仁接到日军调动情报后，立即调整部署。他命令第二集团军司令孙连仲率部增援台儿庄，同时派遣第三十一师和第二十七师在运河沿线构筑工事。此外，李宗仁还调集了大量民工加固城防，在城内储备了充足的弹药和粮食。

战斗从3月24日开始。日军首先对台儿庄展开猛烈炮击，随后派出精锐部队发起正面进攻。中国守军采取了灵活的战术，利用城内错综复杂的街巷进行阻击。每座房屋都被改造成据点，每条街道都设置了多重防线。

在城外，中国军队采取了包抄战术。第二十七师在运河东岸设伏，切断了日军的补给线。第三十一师则在运河西岸发动突袭，迫使日军主力不得不分兵应对。这种前后夹击的战术，使日军陷入了被动局面。

战斗最激烈的是在城内的巷战。日军多次突入市区，但每次都在守军的顽强抵抗下被击退。双方展开了逐屋争夺的巷战，甚至发生了多次白刃战。守军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采取游击战术，给予日军沉重打击。

4月1日，战况出现转机。李宗仁调来预备队第二十师和第六十师，对日军发起全面反击。这两支部队从日军侧翼发动进攻，成功切断了日军的退路。被包围的日军陷入困境，不得不向北方突围。

在突围过程中，日军遭受了重创。中国军队在运河沿岸设置的多道防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量日军在突围时被击毙或溺水。最终，日军第十师团和第五师团损失惨重，不得不撤退至临沂地区。

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在正面战场取得的重大胜利，极大地提振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其次，这次胜利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计划，为后方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第三，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证明了中国军队完全有能力在正面战场上击败日本精锐部队。

台儿庄大捷后，第五战区军心振奋。但同时，李宗仁也发现了一些严重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军费使用不当的问题，这直接影响到了后续作战的补给保障。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一起震惊全军的军费贪污案件即将浮出水面。

四、军费贪污案件的发现与调查

1938年5月，一份来自五战区后勤部的军费报告引起了李宗仁的注意。报告显示，在台儿庄战役期间，有一笔数额巨大的军费支出去向不明。这笔军费原本是用于购买弹药和医疗物资的，但最终却没有转化为实际物资供应。

李宗仁随即派出专门的调查组展开秘密调查。调查组首先查阅了后勤部的账目记录，发现这笔军费的支出凭证存在多处疑点。凭证上的签字与实际经手人的笔迹不符，且部分印章明显是伪造的。

顺着这条线索深入调查，调查组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笔军费被一位姓王的中将级军官私自截留，并用于在后方进行商业投资。这位中将在南京沦陷后，利用职务之便，以采购军需物资为名，将大量军费转移到了重庆的私人账户中。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位中将不仅贪污军费，还与日伪势力有秘密往来。调查人员在其住所搜到了与日方代理人的书信往来，内容涉及军事情报交易。这些信件显示，他不仅将部分军费据为己有，还向日方提供了五战区的部队部署信息。

为了掩盖罪行，这位中将还精心设计了一个骗局。他在重庆开设了几家空壳公司，伪造了大量军需物资采购合同。这些公司表面上是在采购军需物资，实际上却从未进行过真实交易。所有的账目都是通过虚假单据来平账，而真正的军费则被用于个人投资和挥霍。

调查还发现，这位中将在重庆购置了多处豪宅，经常出入高级娱乐场所，过着奢靡的生活。他甚至计划在战后将这些非法所得转移到国外，已经秘密联系了香港的银行开设账户。

1939年春，这位中将似乎觉得事情已经平息，竟然大摆筵席，邀请各路军政要员赴宴。这场宴会的规模之大、排场之豪华，引起了众多人的侧目。消息很快传到了李宗仁的耳中。

此时，调查组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这位中将在战争最艰难的时期，贪污了相当于一个师装备费用的军费。这些钱本可以用来购买大量武器弹药，挽救无数将士的生命。而他不仅中饱私囊，还与敌人勾结，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叛国罪。

李宗仁接到完整的调查报告后，立即召开了军事法庭。案件的性质极其恶劣：在国家危难之际，身为高级将领不思抗日，反而贪污军费、通敌卖国。这种行为，已经严重危害到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国家安全。

五、军事法庭的审判与惩处

1939年4月15日，五战区军事法庭在徐州城内一座古老的衙门内开庭。这座见证过无数大案要案的清代建筑，如今又将见证一起震惊全军的重大案件。被告席上，那位曾经意气风发的中将已经换上了囚服，面对着十余项严重指控。

法庭上，检察官首先出示了大量账目证据。这些证据详细记录了被告从1938年初至1939年初的军费挪用情况。仅在台儿庄战役期间，被告就以采购军需物资为名，侵吞了足够装备一个完整师的军费。这些钱原本可以购买3万支步枪，或者200门火炮，但却被用于个人投资和挥霍。

更为严重的是通敌罪证。检方提供了被告与日方代理人的多封往来信件。这些信件不仅记录了情报交易的具体内容，还详细载明了收付款项的时间和金额。其中最为恶劣的是，被告曾在台儿庄战役前夕，向日方透露了中国军队的部署情况。

法庭还传召了多位证人。一位军需处的文书详细描述了被告如何通过伪造单据进行贪污。另一位重庆银行的职员则证实了被告开设多个秘密账户的事实。最关键的证词来自被告的一名亲信，他交代了整个犯罪网络的运作方式。

在铁证如山面前，被告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他交代，早在1937年底，就开始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军费。起初只是小额挪用，后来胆子越来越大，甚至勾结日方特务，进行军事情报交易。

法庭审理持续了三天。期间，被告的家属多次试图通过各种关系说情，甚至提出愿意以全部家产赎罪。但李宗仁严令法庭依法办案，不得受任何干扰。最终，军事法庭根据《战时军法条例》，认定被告犯有贪污军费、通敌卖国两项重罪。

1939年4月20日，法庭当庭宣判。根据判决书，被告因犯有贪污军费罪和通敌罪，判处死刑，剥夺军籍，没收全部财产。同时，法庭还对其家属涉案财产进行了查封，所有赃款被追缴并返还军费账户。

判决第二天清晨，在徐州城外的刑场上，这位曾经的中将被执行枪决。行刑前，他递交了一份长达数十页的忏悔书，详细交代了自己的犯罪经过。这份忏悔书后来被作为军队教育的重要材料。

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被完整记录在案。五战区司令部将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编撰成册，印发各部队作为警示教材。同时，军需处的管理制度也进行了全面改革，建立了更严格的监督机制。

这场审判在军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部队开展了专门的警示教育，重申了军纪军规。各级军需部门也开展了自查自纠，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而那座见证了审判过程的清代衙门，也被后人称为＂清軍镜＂，警示后人戒贪防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