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表起伏程度图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逐步入侵东北后，当时的中国暂停废除治外法权与收回租界的努力。上海以及其他在天津、汉口、厦门等有损主权的岛屿，那时还看不见外强掌控终止的日期。因此，虽然就在门外的战争造成极大压力，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和法国租界的公董局开始管理这片领土。

日本侵华示意图

1938年，上海工部局的年度报告表示为了改善社会与工业福利，他们参与日内瓦的国际劳工组织、开设新的公共图书馆分馆、搬迁老旧墓园、推动校园交通安全活动，并在上海首处圆环开展交通管制。地方纳税人年度大会花了大把时间讨论工部局交响乐团的未来，废除交响乐团的议案彻底受到反对。

《支那事变和日苏关系绘地图》

所以上海依旧正常营业。更不用说，这座城市继续生产、交易，继续扮演抵抗日本的角色，或单纯维持经济发展——认真工作，也认真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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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3月，日军恐怖分子的目标是舞厅和夜总会，因为中国打仗的岁月就是民国高管富豪跳舞的岁月。炸弹落下时，在跳舞。就连手榴弹丢进舞厅、餐厅、饭店时，也在跳舞。1937年后，整座城市在日军包围之下变成“孤岛”；虽然危险，但在外国控制之下仍旧保持中立——仍在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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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被轰炸之后，日军终于进入上海，在高耸的大楼升起日旗。直到1945年8月，这座城市再度回到国民政府控制。

1941年中国

那是鸡尾酒、现代音乐、现代造型与现代人的流水年华。中国从未如此国际化，如此繁忙，如此受到摧残，如此身负重伤。

民国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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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狂热大约从1927年至1928年开始。专为欧洲顾客设置的跳舞场所之前就有，但是从这个时间点开始，老板眼见快速成长的跳舞市场，纷纷开设新的夜总会和舞厅。

民国才女

1922年，瑞典裔的美籍乐队指挥“小白”史密斯抵达上海，他表示“中国人还没学会西式舞步。”

跳舞示意图

“小白”1937年离开时，跳舞已经停不下来。横越太平洋的船运越来越便宜且快速，货物与外国人从美国来到中国的速度也更快。战争期间与战后，美国城市的舞厅宛如雨后春笋，这种风潮也迅速地吹向海外各地。

跳舞

1922年，美国一位年轻的记者伯奈．贺许说：

“装着爵士的货柜轮船正通过金门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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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大胆地说：

“没有爵士乐的上海，就不是上海。”

夜上海

化为乐谱与唱片的音乐，随着乐手一起旅行，可见大众喜好。舞台上的舞者跳着一起飘洋过海的新舞步，也有一群又一群的学生航向海外留学。他们带着学位证书与海外生活归国，他们的观念变了，衣服、发型与习惯也变了，而且迷上了爵士乐和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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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街市上车水马龙、灯红酒绿。到了上世纪30年代，歌舞厅成了显贵巨商夜生活的首选之地，夜幕中的霓虹一个劲地渲染这里的风花雪月。

百乐门

当时，百乐门、大都会、仙乐斯和新仙林合称上海的“四大舞厅”。

百乐门

百乐门两层舞厅全部启用，可供千人同时跳舞。大都会则是自成一体的建筑风格，外呈八角形，里面正中一个穹隆顶，顶下正对圆形舞池，四周画栋雕梁，装潢得古色古香、富丽堂皇，与洋味十足的百乐门舞厅风格迥异，用现代的话来说，也算是“错位竞争”。

仙乐斯

仙乐斯当时是英籍商人沙逊的私人俱乐部，在1935年完全按照美国纽约“仙乐斯舞官”的图纸开始建造，1936年11月全部完工，1937年5、6月间，才正式对外营业。新仙林由于屋前有一大片花园，占地面积比另外那三家都大，厅内的舞池和座位也比那三家更多。

跳舞

《支那事变和日苏关系绘地图》

没有什么比上海的爵士世界，对英国文化控制权产生更迅速且全面的破坏。

时局图

住在通商口岸的外国人过去在饭店的舞厅跳舞，到了上世纪20至30年代，专门的舞厅和夜总会也加入不断变化的夜生活。

1933年开幕的上海百乐门舞厅，被誉为“东方第一乐府”。图为整修后今貌。

1939年3月，永安百货的大东方舞厅等场所引起了民间治安组织注意，这间舞厅建于跳舞高潮的1928年。

大东跳舞场

这是针对都市居民与学生的平民文化事业，他们聘请知名女舞者当家，舞厅因而声名大噪。霓虹招牌高挂在南京路，招牌上有穿着舞衣的女人和穿着燕尾服的舞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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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百货的五楼就是天堂舞厅，这也是另一间高贵精致的舞厅，采职业伴舞制度，共有60位舞者，客人买票轮流跟她们跳舞。对照之下，1936年内部营业的仙乐斯舞宫可称为极致奢华的夜总会，目标客群是外国菁英。仙乐斯以装饰派艺术风格，闪闪发亮的霓虹高耸建筑物是沙逊爵士投资的地产之一，外滩的华懋饭店也是。

老上海

在这些公共场合交错相遇的男男女女，在当时的社会可谓相当大胆。而这些地方也代表这座城市复杂的外部环境。大东方舞厅的老板是澳洲裔的中国人，舞厅深受日本与中国顾客喜欢。在夜总会演奏的乐手有非裔美国人、菲律宾人、俄国人和日本人，之后还会加入德国的犹太难民。

民国女性

1934年，第一支均由国人组成、由帮派赞助的乐队，在国人经营的新饭店演奏。夜总会和舞伴制的舞厅雇用俄罗斯舞者。记者亨利．钱普利写道：

“半裸的身躯穿着夜宴裙衫。随着世人共享的爵士乐，挽着穿长袍或民族服装的黄种人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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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曝光后，这里面的世界便再也难以掩藏：所有夜总会都灯火通明；天堂夜总会甚至聘请了自家霓红灯设计师，而夜总会在许多层面都代表象征享乐现代主义闪闪发亮的峰塔。钱普利等欧洲种族主义者、社会评论家与教育家，还有威胁现代主义的爱国人士，这些也是焦虑发作的源头。

老上海

百乐门的标志

逸园舞厅正是1930年代上海的文化、科技、现代与犯罪关系错综复杂又互相影响的例子。舞厅的正式名称为“法国赛场”，公共租界的赛狗事业瓦解，法国赛场正好得利。

法国租界

悉心规划的赛场盖在法国租界，这片广阔土地原为《字林西报》拥有者的地产，1928年末开幕时，馆场可容纳两万观众，包括跑道、田径场和一栋艺术风的饭店与舞厅，从饭店还可远望灯火通明的赛场。

老上海地图

比赛往往是一瞬间的眼花缭乱，却如中邪似地大受欢迎，该公司的赌注收益自然惊人。法国租界政府从收益抽成，但须透过独立的公司，因为法国法律禁止政府单位从赌博牟利。众所皆知的上海青帮涉入这桩生意，他们透过法国代理人在董事会内运作。每名观赛的中国观众其实都违反了法规，因为现身赌博场合便已是违法，但狗还是照跑。走进场馆的大门要花五毛钱，对都市的劳工阶级而言是天文数字，而楼上的舞厅又更是尊贵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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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4月13日，非裔美国人巴克．克莱顿与他的“哈林绅士乐队”在逸园舞厅首次演出，蒋介石的夫人和她的姊姊宋蔼玲（丈夫是财政部长孔祥熙）也在观众席。光是舞池本身就比克莱顿在美国表演过的任何一家夜总会大。克莱顿回忆：就像在“不同的世界”。

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中国军队在上海及其周围等地区抵抗日本侵略军的战役。

淞沪会战后为了让观众回流，舞厅引进烧烤餐厅，放了一个“电视架”播放赛场的赛事，他们吹嘘说是“电视的前身”，用餐的人不用离开桌子就能跟上比赛进度。此外，他们也使出奇招，雇用动物训练师和猴子团，让猴子穿上衣服、马裤再戴上帽子，将猴子绑在狗身上，训练成骑士。赛场经理吹嘘：“整场秀闹疯了。”

1937年11月从黄浦江上向浦东攻击的日军舰艇。

一切尽是完美的组合：爵士乐与装饰艺术、帮派与政治菁英、新式赌博与粗俗的特技表演，一切都在法国殖民力量的保护伞下。难怪上海吸引了洒狗血的记者、小说家与电影导演等。他们前来寻求灵感，也真的得到了灵感。他们根本就不需要捏造任何东西，上海本身就超乎所有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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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上海

1937年，正在监制美国电影《大地》的杜庭修、认真致力改革全国体育与精神的基督教青年会，以及童子军运动与协助录制《耶稣恩友》的胜利唱片公司，全都一败涂地。

大地

1934年后，日本的威胁越来越大，那时发起了“新生活运动”。精神优于物质成为了新生活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礼义廉耻”是新运的中心思想，把“礼义廉耻”结合到日常的“食衣住行”各方面。

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呼吁模范公民：

“早睡早起、准时、排队、不赌不嫖、向长辈敬礼、遵守礼仪、帽子戴正、鞋子穿好、呼吸新鲜空气、不酒醉、不乱丢垃圾或抽烟、不在茶室、戏院与车船喧哗、节俭。”

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想要做到的，不仅是表面的市容清洁、谨守秩序，而是“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从根本上革除陋习。

新生活运动

然而，都市人嘲笑这些命令；上海也听不到青年合唱团在被敌军包围的西边高唱杜庭修的歌曲。

新生活运动

上海充斥美国爵士唱片和日渐流行的“黄色音乐”（即流行歌曲），在唱片公司的上海工厂制成唱片，整日在1930年代如雨后春笋的广播电台播送，当然还有惊人的电影产量。想要在跳舞面前将社会军事化，相当棘手。在炸弹四射之前，人们难以听见政治；当炸弹停了，人们只听见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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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前，不断尝试勒紧这种都市文化的动作，包括电影审查、广播与出版管制，以及喊到沙哑的爱国与道德教条。 1934年末，新生活运动之一就是上海的大学生组成小队，追查赞助舞厅的老师和同学。但是修改一部电影或禁止一首歌曲造成的改变微乎其微。上海已经懂得太多，也对自己的世故自信满满，对自己的堕落蛮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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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社会讽刺剧也拿此开玩笑，说着上海男人为了太多选择而为难。漫画家萧剑青1936年的选集《漫画上海》带领读者进入许多景象：在舞厅、夜总会与澡堂等地，或透过旅游仲介、在街上、在舞台上以及穿着摩登的女大学生，满足肉体的欲望。

《时代漫画》

1934年一本色彩缤纷的图画杂志《时代漫画》发行，之后开始有人仿效，而新生活运动也正好挞伐。发行三年以来，这本月刊集结身体与社会讽刺与尖锐评论、诙谐。刊物的画家受到乔治．格罗兹、约翰．哈特斐德、詹姆士．瑟伯与其他墨西哥、日本的漫画家影响。这本漫画就与这座城市一样，兼容并蓄，完全现代。一篇介绍“现代语言”的文章收录了探戈、爵士、华尔滋、查尔斯顿与狐步，当然也有咖啡、咖喱、土司、爱克发及柯达，而且当然不会漏了——帝国主义。

《时代漫画》

“黄色”与游乐两者在《时代漫画》密不可分。两者都非常戏剧化，而且显著。虽然也有女性艺术家，但男性想像的女体满地绽放——或大或小的色情意象，充斥1930年代的视觉艺术。赤裸的女人身穿透明衣裳或衣不蔽体，在读者面前大方炫耀现代泳装，或干脆坦露胸脯令读者眉开眼笑。

前进画报-展现军阀和帝国主义之害的画报

比如著名的作家鲁迅关注过“女性问题”，但仍始料未及种种以现代自由为由的社会奇观。啤酒、香烟、威士忌、可口可乐和煤油，透过广告上穿着泳装或旗袍的女人（喜笑盈腮、妩媚诱人、短袖、短发、暴露双腿），遍布中国的视觉艺术。中国兴盛的电影工业、当地的电影明星（如阮玲玉、胡蝶）及电影杂志，皆与《时代漫画》纵横交错。漫画内页到处可见夜总会、俱乐部和舞蹈。

上海特有的广告宣传画月份牌，在1920-3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画中的人物穿着也成为当时的时尚指标。

《时代漫画》里的抨击以得意的中产阶级和贪污的官僚为典型，有时还算安全。这些是无人反对的。由于国民政府希望在变得够强之前不要挑衅敌军，而整个1930年代中期都与日本玩拖延游戏，所以当不能说出日本国名时，《时代漫画》就用“XX国”代替。

阮玲玉

同时，军队展开一连串动作。1933年，校长说日本是“表皮的病痛”。1937年6月，《时代漫画》社会文化版一篇漫画，则是关于载满枪枝的“XX国”军舰，拉着和平天使行经无法无天的太平洋。

胡蝶

校长的另一个比喻，我们或许可以称为“灵魂的疾病”：西化的文化在不受管束的《时代漫画》扉页，或在上海的舞厅地板散布；条约国更以武力及细则保护这种文化。当然，多数人没有跳过舞，或没读过《时代漫画》，甚至不识字。很多人有闲钱到逸园看赛狗，但广大的民众无法。

抗战胜利，上海光复，舞厅更加热闹起来。

他们的故事也是上海的故事：贫穷的都市、居留地边缘的违章建筑与难民营。1937年7月后，百万人涌进公共租界和法国租界就不离开了。这些人需要吃，需要工作。应付这场危机消耗了外国当局许多精力。但至少他们在这方面还有点事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