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这个身份，在许多影视剧和文化作品中，都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

有时是年轻英俊的学生郎形象，如《聊斋》中的宁采臣或《西厢记》中的张生，有时又是乡镇中知识渊博却又古板刻薄的中年教师。

光是在鲁迅一人笔下，就写出了许多种秀才，既有如孔乙己那般落魄的读书人，又有如《阿Q正传》中，赵秀才那般富裕且瞧不起其他穷人的。

那么，秀才在中国的各个时代里到底都是扮演着什么角色，每个时代下，他们的境遇又有何不同？古时的秀才如果按照选拔录取率，换算到现在又该是什么学历呢？

秀才的缘起

我们都知道，治国理事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流程，中途要涉及多个环节，牵扯各方家族和势力的利益。最早的，能够在君主与地方势力间起到“润滑”效果的人，以及能够帮助统治阶级对土地和人民进行管理的人，都被统称为“才德俊秀之人”，在《管子·小匡》中，也被称为“才之秀者”。

《管子·小匡》这篇文章，是齐桓公与管仲探讨治国之方的故事，在谈及何人适合管理百姓时，管仲为未来的“秀才”下了定义，谓之：

“质信极仁，严以有礼，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

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管仲认为，够资格管理人民的人，必须要做到以诚信待人，同时心怀仁慈之心，在做事时还需要严肃认真，并且对任何身份的人都有礼有节。

可见，在先秦时代，“秀才”这个身份其实与是否饱读诗书无关的，而更偏向于个人品行与心性的要求。

而在后来的《礼记》中也进一步提到了“秀士”一词，由于要避开刘秀的名姓，故在很多文献中以“茂才”提及。

从汉武帝时代开始，朝廷普遍开始将选拔官员的程序进一步规范化。由于当时施行“罢黜，独尊儒术”的文化导向，同样也是为了避免地方大族的权力扩大。汉武帝时期开始了察举制和征辟制选拔制度，也被儒家称为“举孝廉”。

“举孝廉”

察举制和征辟制的核心被“举孝廉”三个字完美概括。在儒家看来，治理国家的人才除了要通读四书五经外，还需要考察他的性格品行。只要让品行好的人当官，便可以避免贪污腐败滥用职权等损民之事发生。所以察举制也是以考验受试者品行为最高标准，至于出身或本身的才能方面，却并没有做严格要求。征辟制也是由皇帝亲自进行任命和废除的制度。

但是，治理国家这种事，如果交与门外汉之手，是大概率要出乱子的。并且到了汉代后期，许多地方大族开始笼络考官，将自家心腹送上中央执政，一时间搅乱了朝纲，引起了后续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

并且，这种贿赂行为显然也是对公平竞争的破坏，选拔上去的人都以各自家族的利益为最优先，国家利益则其次。如此多这样的人上朝为官，社会又谈何稳定呢？

察举制的问题在很多传统故事中都有所体现，比如在《三国演义》中，魏蜀吴三国君主都普遍广招谋士，但这些谋士大部分却都没有经过察举制流程来获得正式官职。

比如我们最熟知的诸葛孔明，他就是因年纪太大，且考察时人不在原籍，因而没有经过地方官员的选拔。被他骂下马的王司徒，倒是正常依靠察举制在汉朝朝廷当官的，但他却为了曹操而随军来到前线参加讨伐蜀国的战役。

同样，作为地方大族，性格常为人所诟病的曹操，也是年纪轻轻就通过了考察，这也包括袁术。

在后来宋代流传的民间乐府诗中，就有一首《举孝廉》是专门形容察举制问题的：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九品中正制”

在东汉灭亡后，曹操作为察举制的实际受益者，同时也是极为爱才的一位君王，他对察举制制度有了更多反思。于是在他的努力下，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开始有了更多变化，慢慢产生了后世“九品中正制”的雏形。

后来延伸到西晋，中央与地方的人才选拔开始以“九品中正制”为核心。简单来说就是，君王可以任命委属各地的人员到中央赴制，中央的官员再任命各自所属郡县的人才在本地任职。层层任命，共分九等。

我们可以看到，曹氏的“九品中正制”，对如何吸纳各方人才，有了更多要求。但这一制度仍有漏洞。

九品中正制的等级制关系，让许多高门大族“同气连枝”，从上到下严重腐蚀了君主的统治基础。以往的察举制可能还会放一些漏网之鱼入仕，但在九品中正制下，所有的人才都与地方豪门深深绑定，有权利选拔与任命人才的“中正官”被垄断，寒门子弟彻底没有了上升渠道。

以至于到了晋代，许多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自知上升无望，普遍开始崇尚起玄学，开始以炼丹药的名义大量使用致幻药物排解苦闷。

科举制上线

在晋代以后，中国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乱世，各地世家大族通过九品中正制笼络了大量人才，各自分据一方。直到隋朝的出现，才结束了这场乱世。

隋炀帝的历史评价较为复杂，但在选拔人才上，他却非常开创性地直接废除了九品中正制，设立了以试题测验来“试经”的新制度。这一制度虽然在隋朝并未取得什么成就，但在后来的唐朝却得到了发扬光大。

在唐太宗治下，科举考试有了统一且公平的标准，不论任何人都要经过科举考试才能为官。科举考试分三科九品，“秀才”便是第一科考试第一名的称号。

但由于制度刚刚建立，许多流程还没有完善，以至于长时间内，全国科举考试选拔出的“秀才”每年都仅有个位数。

这也跟初唐蓬勃的武德有关，初唐时期的人更偏向用战功来选贤举能，许多诗人也随军了各类豪情万丈的边塞诗，而靠读书考试来取得官位的形式确实比较难。由于后来盛唐的疆域越来越广，唐高宗便废除了“三科”中的秀才科，更加细化了考试科目，将秀才设为了考试的最基础等级，这得到了许多百姓的拥护。

后来的中国，经历过隋炀帝的统一，以及武则天对世家大族的针对性打击，根深如长孙无忌这种皇亲国戚，都被连根拔除，寒门子弟也得到了更加公平的选拔机会。

科举制一直被延续到了宋明清，元朝则干脆废除了一切庶民入仕的途径。到明代及以后，科举制渐渐稳定了下来，秀才的选拔也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规矩。只要经过地方“童子试”或者“院试”的学生，都可得到秀才的称号，再参加过乡试并被录取后，便可称为“举人”。

《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就是卡在童子试的途中，一路考到了老。

秀才的地位

秀才是明清官场上最为底层的存在，也没有什么实权，但却在百姓中有一些潜移默化的特权。这个原因其实也比较简单，只是因为秀才往往比平民更长接触到实际的官员，能够及时得知更多来自朝廷的消息。

如在公堂上，秀才则也有不对官员下跪的特权，且与官员不同，秀才可以合法赚取其他收入，借此成为联通地方富户和上层官员的渠道，因此社会地位也较高。

但到清末之际，各地的秀才数量已经十分庞大，且各地地主的土地兼并，也让穷人和普通农民的家里更难培养出一个“举人”，这就造成秀才群体的普遍贫困。除了那些本就出身豪门的秀才之外，如孔乙己一般的穷秀才几乎到处可见。

明清时期，童试的录取率约为1%左右，而现代清华大学的平均录取率约为3%左右，所以，明清早期秀才的含金量是要高于清华的本科生的。而难度更高的乡试及以上考生，则可以视为如今取得“985”“211”级别院校研究生资格的硕士或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