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月，邓小平第3次复出。

由于前一年，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不幸病逝，复出后的邓小平需要承担越来越多的工作。1977年8月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原本多项职务的邓小平，又被推选为副主席。

这么多职务压在肩头，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实在太多，着实是有些忙不过来。所以，仔细考虑后，1979年年底，邓小平做了一个重要决定：不再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

要知道，以邓小平的资历和能力，兼任总参谋长职务，全军上下都是服气得很。现在他要卸任，这新总参谋长的人选无疑是个难题。

事实也证明，新总参谋长的人选确定，确实是“一波三折”。本期，笔者就带大家走进那段尘封的历史。

邓小平决定不再兼任总参谋长职务后，他便把物色新总参谋长人选的事情，交给了时任军委副主席的老帅聂荣臻负责。

对此，聂帅第一时间想到了一个人：开国上将杨成武。

聂帅会想到他，其实也在情理之中。此时的杨成武在福州当军区司令员，同时也兼任着总参副总参谋长的职务。

调到福建军区前，杨成武在北京担任总参第一副总参谋长。当时的总参谋长职务正是由邓小平兼任，那个时候邓小平就公务繁忙，没有太多时间主持总参的工作，所以杨成武虽然名义上是第一副总参谋长，但实际上总参的工作基本由他来主持。邓小平也曾公开说过：“成武同志是咱们的班长，我只是挂名而已。”

而且就连杨成武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也是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亲自点的将。因为当时原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将军因意外去世，福州和台湾隔海相望，台湾当局和美帝国主义都是虎视眈眈。为了稳住福州军区的形势，邓小平这才让杨成武去福州军区坐镇。

所以，聂帅考虑新总参谋长人选时想到杨成武将军，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为此，聂帅还专门给军委写信，将这一想法汇报了上去。但遗憾的是，聂帅的提议在当时还是有人觉得不太合适。

没办法，邓小平决定亲自负责此事。在广泛征求了党内、军中的一些老同志的意见后，一个新的人选浮出水面：开国上将杨勇。

这个人选，在当时来说可谓是再合适不过。因为自从1977年9月，在邓小平的建议下，杨勇就开始担任总参副总参谋长。在另一位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兼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后，总参谋长邓小平又有太多其他事务需要处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总参谋部的常务事务其实都是杨勇在具体负责。

这期间，还发生过一件趣事。

1978年6月，杨勇率团访问南斯拉夫。南斯拉夫方面考虑到杨勇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他们的总统铁托便没有出面接见，只是让南斯拉夫人民军总参谋部对等接待。

结果，3个月后，南斯拉夫人民军总参谋长斯塔查·波托查尔率团访问中国。在访问期间，斯塔查·波托查尔才搞清楚，原来杨勇名义上是副总参谋长，但实际上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当家人”，而且是赫赫有名的将军。

这件事也让斯塔查·波托查尔颇为难为情，他还为此郑重其事地向杨勇道歉：“我明白了您在中国军队的身份，我们当时接待您的规格不够啊！”

从这件事上，我们就能看出杨勇在军中的影响力。

也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当邓小平和党内军中老同志沟通后，杨勇接替总参谋长这件事基本上属于“板上钉钉”了。甚至，当时军委的一位领导还找张震将军谈过话，在张震将军的回忆录中，关于这次谈话是这样描写的：

“考虑到杨勇一直当指挥员，对参谋业务不太熟悉，决定调你任第一副总长，协助他工作。”

通过张震将军的回忆，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军委已经决定让杨勇接替总参谋长职务，甚至都已经开始为他选副手了。

然而，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件事即将落定之际，又出现了新的变故。

由于杨勇担任副总参谋长，主持总参谋部日常工作期间，办事雷厉风行，始终坚持原则，这也导致有些人对他有意见。因此，当杨勇接替总参谋长职务的消息出来后，这些人开始写举报信寄到军委等有关部门。当然，这些举报内容都经不住检验，所以这些写举报信的人连名都不敢署，都是写的匿名举报信。

虽然组织对杨勇将军很是信任，但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不查清举报信中的那些事情，杨勇确实不便接替总参谋长职务。后来举报内容查清楚后，邓小平还专门托人给杨勇带过话：“你的那些信查了，你没有问题。”

然而，因为举报信的事情，杨勇接替总参谋长职务这件事只能搁置。

事情到了这一步，该怎么办？邓小平和几位老帅们，只能反复商量。最终，一个合适的人选出现在他们的讨论里：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上将。

杨得志要出任总参谋长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来。此时，难免有人担心杨勇将军的态度。虽然大家都知道杨勇一向服从组织安排，但毕竟早前他要上几乎是铁板钉钉的事，现在换了他人，大家还是有些担心他心里会有失落。

但事后，大家才发现这样的想法实属多虑！在得知最后人选是杨得志将军后，杨勇心服口服。他一见到杨得志，就直喊：“哥，老杨哥！”

那么，杨勇和杨得志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往事？能让杨勇对杨得志这般心服口服？

杨得志和杨勇是湖南老乡，两人都很早就参加个革命，杨得志比杨勇年长两岁。1928年，杨得志参加了湘南起义，这一年他只有17岁；1930年，杨勇加入中国工农红军，这一年他也是17岁。

不过由于所属部队不同，杨得志和杨勇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只闻对方之名，不曾见对方之人。直到1936年在陕西召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已经成长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一路军第一师副师长的杨得志，才第一次见到成长为第四师第四团政委的杨勇。

闲聊中，两人才知道彼此是湖南老乡，而且老家还是相邻的两个县。杨勇得知杨得志比自己大两岁后，当即脱口而出，叫了杨得志一声：“老杨哥。”从此以后，这一声“老杨哥”也就成了杨勇对杨得志的固定称呼。

而且，在此后的漫长战争岁月里，杨勇还曾先后两次给“老杨哥”担任副手。

1941年7月，鲁西军区和冀鲁豫军区合并，统称冀鲁豫军区。原本担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和担任鲁西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得以在同一单位共事。杨得志担任新的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勇则担任副司令员。

后来，由于解放战争局势的原因，两人分开。杨得志在晋察冀军区战斗，参与了解放华北的一系列战斗，后来则率领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挺进大西北；而杨勇则随着刘邓大军南下，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后来率领着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挺进大西南。

虽然分属不同的战略区，但他们的大名早已在军中传开，他们经常能从别人口中，听到对方又在哪里打了大胜仗的消息。距离，并没有淡化他们间浓浓的战友情。

新中国成立后，杨得志担任陕西军区司令员，杨勇担任贵州军区司令员。

就在全国人民都以为久违的和平来到，终于能够好好地建设新中国之际。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撺掇“联合国军”进入朝鲜。最终毛主席力排众议，决定出兵抗美援朝，为新中国打出“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和平局面。

于是，早已凭借赫赫战功打出威名的杨得志和杨勇，在组织的安排下，先后率领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和第二十二兵团入朝。当时，践行的周总理还打趣道：“要把你们三杨（杨得志、杨勇、杨成武）都拿出来，叫做‘三杨开泰’！”

就这样，杨得志得以和杨勇继续并肩作战。后来，杨得志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杨勇担任副司令员，杨勇再一次给“老杨哥”当起了副手。

从朝鲜战争回来以后，由于表现突出，杨得志和杨勇被组织委以重任，在不同的军区担任司令员，但地理上的距离并没有隔断他们之间的浓浓战友情。

尤其是在那段特殊的年代，杨勇落魄，杨得志顶着压力专门邀请他来自己坐镇的济南军区住。对杨勇来说，杨得志是在关键时候愿意为自己挺身而出的过硬交情。正是由于他，杨勇在那段时间少吃了很多苦。

相信看到这，很多读者朋友应该就能理解：为何当得知接替总参谋长的人选是杨得志的时候，杨勇会那般心服口服，因为他的“老杨哥”确实有足够的资历和能力。

就这样，1980年2月，杨得志正式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而杨勇则继续担任副总参谋长，给“老杨哥”当副手，协助“老杨哥”主持总参工作。

当时杨勇的身体欠佳，但为了让杨得志能够熟悉部队情况，他经常陪着杨得志到外地视察。1982年的时候，杨勇被确诊为肺癌，病情严重，杨得志得知情况后劝他休息，但杨勇却执意不肯，依旧奋战于工作岗位，直到身体完全不能支撑工作，他才住院接受治疗。

然而，由于常年的劳累，杨勇的病情始终没有好转。期间，杨得志多次到医院探望，但每次杨勇都会劝说老杨哥：“我的病情我知道，你工作多，不要为我分散精力。”

1983年1月5日，杨得志接到医院通知：杨勇病危。他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看着医务人员抢救杨勇，情况稳住后他才返回继续工作。但不幸的是，就在他离开后的次日凌晨，杨勇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