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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湖北的一名研究生在带着她的母亲上学的过程中，两人同住一个房间。然而，突然之间，她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她把两条毛巾打了结，然后半蹲在厕所的水龙头上吊死了。在她离世之前，她留下了一段令人深思的遗言："没有人愿意被脐带拴一辈子。"她试图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摆脱母亲长期以来对她的无休止的控制。
杨元元，1979年生于湖北宜昌，曾经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在她年幼的时候，家庭条件还算不错，父亲在一家化工厂工作，收入相当可观。
母亲则是小学毕业，担任家庭主妇的角色。尽管父母之间的文化背景存在巨大的差异，但这并没有影响这个家庭的幸福氛围。然而，这段美好的时光并未延续太久，因为在杨元元六岁那年，她的父亲不幸被诊断患有肝癌，终因病去世。
这一打击让这个家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尽管他们的家庭条件曾经相对优越，但大部分收入都是依赖于杨元元的父亲。现在，家庭的经济状况已经大不如前。杨元元从未外出工作过的母亲被迫承担起家庭的全部负担。
她在一家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领着微薄的工资，努力养育着她的两个孩子。没有了父亲，生活变得异常艰辛，但是杨元元的母亲望瑞玲从未考虑过离开她的姐弟。然而，生活的压力逐渐使望瑞玲变得偏执，她将外界的所有负面情绪都发泄在年幼的杨元元身上。
在杨元元的父亲去世后，望瑞玲的心情变得沉重，她不断抱怨着现实的不公，同时不停地对女儿强调要努力读书，将来要挣大钱。在望瑞玲无休止的叮嘱下，女儿最终成功考入了武汉大学。
起初，她本想报考大连海事学院的法律专业，然而母亲坚决反对，认为离家太远，不便于照顾，而学习经济专业才能赚钱。虽然杨元元内心对此颇为不满，但她深知父亲离世后，母亲经历了诸多辛苦，将她抚养成人，这让她无法因这个而对母亲怀有怨恨之情。
由于家中弟弟仍在读高中，母亲的工资微薄，杨元元别无选择，只能申请助学贷款来支持自己的大学学业。她在学业之余也得在业余时间打工。
然而，在大学的头两年，她过得还算自在，但随后，望瑞玲却前来武汉，坚持要和女儿住在同一个宿舍。面对母亲的要求，杨元元不敢反抗，只能默默忍受同学们的疏远，勉强容忍母亲住进她的宿舍。这使得她在身心上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经历了极大的痛苦。
原来，望瑞玲由于工厂要进行搬迁，地点太远而不愿意去，于是她辞掉了工作。为了不让自己独自承担租房的费用，她竟然将目光转向了杨元元。
尽管杨元元内心拒绝，但她母亲的坚持使她无法抗拒。虽然她与母亲住在同一个宿舍，但由于童年的经历，她对自己产生了自卑感，觉得与其他同龄人相比处于劣势地位。
这种自卑情绪使得她在宿舍里变得沉默寡言，与室友也几乎没有交往。然而，面对母亲的强势要求，杨元元又难以抗拒，只能硬着头皮同意母亲留在宿舍。
起初，室友们并没有表示太多的反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望瑞玲并没有离开的意图。尽管他们多次尝试劝说，但都未能取得结果。面对这一情况，他们决定集体向学校领导反映情况，希望望瑞玲能够搬离宿舍。
学校在了解了杨元元的家庭情况后，也与她进行了谈话。鉴于她在学业上的出色表现，校方决定为母女俩提供一个单独的房间。这一举措旨在改善她们的生活环境，帮助她们度过困境。
然而，在获得单独的房间后，望瑞玲的行为变得近乎病态，将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杨元元的身上。她甚至开始干涉杨元元的社交生活，使得杨元元感到喘不过气来。由于需要同时上学和养活母亲，杨元元倍感压力。
因此，当临近毕业时，她还未能完全偿还自己的助学贷款。这一情况导致学校暂时扣留了她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杨元元的处境显得异常艰难，不仅需要应对毕业的压力，还要面对母亲对她生活的过度干涉，这使得她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
经历了多年的苦学，杨元元对于毕业证和学位证被扣留的结果感到难以接受，但她却陷入无可奈何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她不得不带着母亲离开了学校，开始通过各种兼职来维持生计。尽管面临重重困难，她仍然努力追求着自己的希望。
最终，她成功考入了湖北和广西两地的公务员岗位，这本应是一次良好的机遇。然而，这次机遇却受到了母亲的反对。望瑞玲认为这些地方离家太远且挣钱不多。
因此，她建议杨元元继续深造，考取研究生，并告诉她，如果要考研，就应该考去上海，因为她本人对上海有着特殊的情感。
杨元元再次顺从了母亲的意愿，尽管如此，她并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她努力重拾书本，展现出自己的天赋和才智，成功考入了上海海事大学的法律专业。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意料。望瑞玲对学校提供的免费宿舍产生了兴趣，坚持要跟杨元元一起前往上海，并住进研究生宿舍，继续对她进行监视。
然而，杨元元的室友们都是成年人，不会轻易同意这种安排。他们坚决反对望瑞玲与杨元元同住，要求她搬离宿舍。面对这一局面，尽管望瑞玲不愿意，但最终学校不得不将她赶出宿舍。
杨元元感到深深的羞愧，由于经济拮据，她没有多余的钱来租房。望瑞玲只能在学校礼堂过了一个晚上。寒冷的冬天使得杨元元感到刺骨的寒意，她无法从中找到一丝温暖。同时，受到母亲的不断控制，她无法体验到丰富多彩的研究生生活。
在2009年11月的某一天，她决定租一个更好的房间，以改善她和母亲的生活环境。然而，上海的房价相对较低，但环境却并不好。
当杨元元和母亲看到这个房间时，它不仅小而简陋，还充满了寒冷和潮湿。这种情况仿佛成为了压垮杨元元的最后一根稻草。尽管她请求母亲考虑其他选择，但母亲对她的请求漠不关心，听而不闻。在绝望中，杨元元只能失望地回到宿舍。
第二天天亮后，她去了学校，晚上却没有返回住处。望瑞玲试图通过电话联系女儿，但电话却一直无人接听。学校也感到担忧，担心发生了什么意外，于是前来宿舍寻找。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在宿舍的洗漱间里，竟然发现了杨元元。在那里，她将两条毛巾绑在一起，然后将它们挂在水龙头上，半蹲着，以这种决绝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举动显得极其坚决，没有丝毫的犹豫。
在她离世前，杨元元留下了令人深思的遗言：“我想活成我自己的样子”。这次自杀行为成为她对母亲最后一次反抗的表达。
然而，杨元元的母亲对女儿的死并没有自我反省，反而试图将责任归咎于学校，并以此为由要求学校赔偿350,000元。虽然学校最初拒绝了这个要求，但考虑到此事件发生在学校内，最终还是同意支付给母亲160,000元作为赔偿。这被视为一种妥协，以应对这起导致人员伤亡的事件。
事实上，杨元元之所以做出自杀的决定，是因为长期以来她母亲过度的控制行为导致了家庭的紧张关系。杨元元进入学校学习后，学校并没有出于过错要求她们离开宿舍，反而为母女提供了替代的住所。因此，学校的行为并没有违法，也不能被认为是推波助澜导致了这一悲剧的发生。
在杨元元自杀后，学校采取了及时的抢救措施。因此，可以明确地认为杨元元的自杀与学校无关，学校不存在任何过错，也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从公平原则来看，杨元元的死主要是由于其母亲长期的过度管控行为所致，这对杨元元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最终导致她选择结束生命。学校并没有在这一过程中有过失，因此要求学校支付高达35万元的赔偿是不公平的。
虽然杨元元的母亲的行为对她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根据法律规定，杨母并不因此应该承担杨元元自杀的民事责任。杨元元的自杀是她自主的选择，母亲不应因此而负法律责任。
回顾过去的20多年，杨元元感觉自己就像是被母亲这座山一样压迫着。她是武汉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已经30岁了，但却在一事无成中孤独度日，没有朋友可言。
如今她甚至沦落到露宿街头的境地。一切都归咎于她的母亲。正是因为母亲的干涉和控制，她才感到如此疲惫。如果不是因为母亲的不断阻挠，她或许早就成为一名律师，或者是稳定的公务员，拥有一份好工作和幸福的家庭。她感到自己的整个一生都被母亲掌控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