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被歧视，激励了我们发奋向上

我们年轻时，因家庭境况下降，逐渐体验到生活的艰难。那时要读书就不那么容易了。清朝末年，家里将乐至县的土地和房屋都卖掉，搬到成都租人家的地种，过富农生活，又维持了几年。到民国8年(1919)完全破产，全家回到乐至连房子都没有，只好去住祠堂，完成了由劳动人民发家成为地主， 又破产沦为赤贫的全过程。

地主阶级也了解这种转化的规律，不过他们不 承认发家是靠剥削，败家 是由于内部的腐化和倾轧。 他们想了许多办法来防止自己向破产方向转化。

例如地主阶级内部通过结亲来达到联合和巩固权势的 目的。陈家和黄家就是两代的姻亲，祖父的妹妹嫁给黄家，生的女儿又回门嫁给陈家，就是我的母亲。黄家是更大的地主，还没有走向衰败。

这种联合本身就包含着矛盾，黄家瞧不起陈家，骂陈家子弟没出息，是“败家子”。地 主阶级内部的这种矛盾是经常存在的，当权的和不当权的有矛盾，大地主和 中小地主有矛盾，钱多的和钱少的有矛盾我们当时出生在行将没落的地主 家庭，对这个矛盾有亲身的感受。那时我们受黄家的歧视，感到受压抑，抬 不起头来。但这也激励了我们发奋向上，要重整家业。我们年轻时参加了这个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

搬家到成都以后，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成分。当时清朝已被推翻，但 当权的还是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工具——军阀。一般劳动人民没 有地位，就是我们这样的破落地主家庭子弟也被人歧视。在学校里有许多军 阀、官僚的子弟，老师对他们非常优宠，而我们这些人，家里没有多少钱，靠 借钱来交学费，或者靠一点奖学金(那时没有助学金)过日子，被人叫做“乡下 佬”、“穷学生”,这样就形成尖锐的贫富对立。

这种对立还不是阶级之间的对立。从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 也可以反剥削反压迫，但目的是要由自己来剥削，来压迫，不过是说你不能 剥削压迫我、我可以剥削压迫你而已。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要革命，就是从 这个立场出发的。

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则不同，它是要从根本上铲除剥削和压 迫。当时我们是统治阶级中没落了的一部分，感受到压迫，一方面要反抗压迫，另一方面又羡慕压迫者的地位，想爬上去，因此就发奋图强，拼命用功 读书，期望将来有一天向那些压迫者们报仇。但是还不懂得劳动人民的苦难， 也不是想为劳动人民谋解放。

1918年，我和大哥陈孟熙一起考上了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第二 年又考取了官费留法，使我们得到一个机会，跳出四川这个小天地，见到了 广大的世界。

那时家庭已经破产，没有钱读书了，但又不愿意去当工人，几 乎没有什么出路。得到去法国的机会是一个大解放，但实际上不过是到国外去做工。事实证明，在那个社会不参加革命是没有真正的出路的。当然，当 时还不可能有这种认识。

一听说要留法去，外祖父黄家的态度立即改变了，又来夸奖我们“有出 息，有前途”了，这使我们更感到地主阶级腐朽的势利眼可憎。我们就是怀 着要争一口气的思想，走上了留法勤工俭学的道路的。

今天讲这一段，是为了说明地主、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分裂，其中有 一部分可以分裂到革命阵营去。

上次讲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可以引起分裂， 一部分参加到革命中去。 但要记住，这只是地主阶级内部当权派的改变，还不是劳动人民反对压迫的 革命，我们走上革命并不是由此引起的。但这种斗争对我们也有好的影响，使 我年轻时就感受了人间的不平，懂得了艰难困苦。

两年寄人篱下的生活，看到官场的勾心斗角， 也看到劳动人民的苦难下面，接着讲我年轻时的经历。

从外祖父黄福钦当官开始讲。

外祖父家里有钱。地主阶级有了钱就要搞功名。当时清朝政府财政困难，靠卖官来敛钱。

做官有两条途径， 一条是通过考试，叫科班出身；

一条是用钱买，叫捐班出身。

外祖父花了二百两银子， 捐到湖北省利川县建南司当巡检，是个九品官，还不是正的，是个副的，叫从九品。官阶虽然很低，但是一个实缺，在山区里面，可以十几年不调职。外 祖父赴任以后，需要一个帮手，他的儿子不成器，便找我父亲去当书办，即文书。他又没有孙子，就让父亲把我这个外孙带去。

这样，我7岁随父亲离开乐至，到了湖北利川县。开始是走路，到遂宁 后，坐船一直到万县上岸，就坐轿子。

父亲说：“前面就到了，我们是做官去 的，不坐轿子不行。”故意摆威风。

到了接官亭，有衙役来接姑老爷、外孙少爷，给我们戴上红帽子，迎进了官府衙门。

这个巡检官在官场里是很低的，只能叫做是小老爷，但在老百姓眼中仍 是大老爷。统治阶级内部也有矛盾，勾心斗角，但对付劳动人民又是一致的。

编者查注：

清朝的巡检相当于现在的乡镇派出所所长。巡检司巡检是正九品官，主要负责地方治安事务，办公地点通常设在重要关津要害地带，专门负责缉捕盗贼和盘查奸伪，配备少量步兵。

巡检的职责包括训练甲兵、巡逻州邑，职权颇重，但受所在县令的节制。在明清时期，巡检司通常设立在镇市、关隘要害处，作为主官正九品，归县令管辖。

我刚去时，很得外祖父喜欢，待遇很好。有一个跟班周恒专门来教我官场礼节，我逐渐懂得了官场的一套底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天地，我 开始感到社会的复杂，不是像乐至家乡那样简单。

衙门里三天两头审案子，经常动刑拷打犯人。特别是盗窃案，属于阶级 斗争性质， 一定要将被告苦打成招不可。老爷在大堂上审案，签筒里插着五 根签，扔下一根就是十大板，五个签子一起扔下，就要打五十大板。

有一天， 周恒来对我说：“今天老爷要审一个案子，犯人抵死不招，非动大刑不可，但不能打死，打死了就没有苦主了，所以要你出去求个情。”

果然，审案时看到犯人快受不住了，老爷就示意周恒把我领到堂前跪下：“求老爷看在孙少爷面上免打。”

老爷马上就接过去：“照准，免打。”

回到后堂，就夸奖我说：“你能做点事了，很好。”

这里看出外祖父维持统治的手段，动刑是讹诈，免打是缓冲，两手中缺了一手都不能混。虽然求情是假的，但我看到犯人挨打的痛 苦，却产生了同情心，逐渐感受到劳动人民的苦难。有时老爷没有示意，我会主动去求情，但是不被允许。

外祖父要周恒领着我到当地的大地主家走动，拜老庚，认干亲，别人也 招待我一些糖果吃。这也是一种手法，利用孙少爷做媒介，达到统治阶级内 部的联合以及争取对他的支持。他又利用老爷、太太、孙少爷做生日请客，实 际上是既搞了联合，又敲了竹杠。对这一套，我逐渐理解了。

外祖父私自把官府过境的公文拆开，偷取情报，还告诉我不要对外面讲。他利用这样搞来的情报，去笼络邻县的小老爷。

又有一次，外祖父抓住了一个江洋大盗秦碰喜，虽对他施以酷刑毒打，他不屈服，反而痛斥狗官，骂不绝口，后来他勾结衙门里的内线，越狱跑了。 一出去他就打了两个土豪，上司严令定期捉拿归案，并派了一个新军连来。外祖父慌了手脚，送了很多礼，又搬出地方上的豪绅出来讲情，才没有丢官。

一年以后，父亲与外祖父发生了矛盾，父亲不愿意白给外祖父帮忙，先辞职走了。此后外祖父对我也就很冷淡了，衣服鞋子穿破了，也不给做新的。

周恒给我出主意，要我出老爷的丑，趁他请客时，穿着破衣服，站在大门口， 惹得外祖父大发脾气，我也闹着回家。后来我和他决裂了，父亲来把我接回 去。

这两年的生活，给了我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对官场中的勾心斗角， 印象很深。特别是看到了劳动人民的苦难，自发地同情劳动人民。这个外祖 父在辛亥革命后也丢了官，但他刮了一大笔钱。他回乐至买女孩子当丫头，然 后卖到湖北去，或送给官府和豪绅。当时我很同情这些女孩子的悲惨遭遇。有 人骂外祖父干人贩子的勾当，将来要断子绝孙的，我们是同情这种说法的。

以后，我回到乐至，又到成都，上洋学堂，也读唐诗、晋字、汉文章。这 时，开始接触到一些资产阶级思想，要搞实业救国，崇拜外国，向往出国留 洋。但基本上仍是封建主义的思想，最大的刺激是被黄家瞧不起，被学校里 的纨绔子弟瞧不起。家中经常鼓励的，就是出人头地，当大官，超过黄家。所 以，那时候基本上是属于破落的地主阶级思想感情，如鲁迅所描写的“破家 子弟”那样。

在法国感受到无产阶级的痛苦，学到了 马克思主义，下面讲讲到法国的经历。

到了法国，那是另一个天地。资本主义的思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无政 府主义的思想，改良主义的思想，等等，都在影响着我们，逼着我们去选择。

1919年6月，我们离开成都到了上海，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中心。在这 里，我经历了思想上的第一次动荡。为了欢送我们这一批学生，同时也是为 了在年轻人中发展他们的信徒，许多有名的人来向我们演说。

吴稚晖攻击孔夫子、孟夫子是最大的坏蛋。“害了我一辈子，你们年轻人不要再上当。”什 么“四书”、“五经”,应该拿去糊窗子，“二十四史”拿去揩屁股。中国现在 需要的是机关枪对打，把老古董全打烂。他又挖苦孙中山是孙大炮。

张继是 无政府主义者，他鼓吹劳工神圣，说发财是盗窃，要学生们不要去犯罪。

日 本留学生来讲“明治维新”,说中国也要走日本的路。

参加过五四运动的青年 来讲中国积弱，外国强盛，号召我们起来讲科学，争民主，作白话文、白话 诗。(那时我们把科学叫做“赛先生”,把民主叫做“德先生”。)

有人讲教育 救国。还有人讲关税救国，等等。那时，思想真是一天一变。

开始对反孔孟 感到不平，对白话文、白话诗感到没意思，但很快就站过来了。读《拿破仑 传》、《华盛顿传》、《孙文传》,感到很入迷。

我觉得世界变了，中国也要变， 但究竟怎样变，思想上不清楚。

10月，乘轮船到马赛，我开始踏上了法国的领土。这以后，我经历了一 个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由崇拜到失望的过程，逐渐靠拢马克思主义，靠拢无 产阶级。

刚到法国，觉得是到了天国一样，社会秩序安定，城市清洁繁荣，对法 国文明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中国古代文明是一钱不值了，再也不想读古书、 作古诗了。但是，实际生活打破了我的这种迷信。

因为在船上我患了脚气病，在马赛住了两个月的华工医院。这些华工是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到法国的，有几十万，为法国作了很多贡献，战后不需要 了，就一脚把他们踢开了。

他们对法国社会认识很痛切，介绍了它的黑暗面。 法国人贫富非常分明，和中国一样。中国人在这里不仅没有钱的要受歧视，而 且还多了一重种族歧视。

一个江苏人，在法国做了四年工，积了一笔钱，交 给一个法国军医保存。回国前，他去取钱，法国人不认账了，才知道受了骗。 他大哭一场，对我说：“陈先生，你看到了吧，我们中国人到处受人欺负，你 要为我们报这个仇。”

以后到了巴黎，在蒙达尼补习了几个月法文后，我到施奈德公司的一个工厂做工，实际体验了工人阶级的生活。开始我当杂工，打扫卫生，搬运货 物，工作很重，而且制度很严，迟到了就不准入厂， 一天的工资就没有了。

几天以后，我感到难以忍受，因为自己是世代书香的地主家庭子弟，对于 劳动和劳动人民是轻视的，今天当了工人，听人使唤，感到抬不起头来，深悔 自己为什么不多读几年书。我不甘心长此下去，决心还是要搞一点积蓄再去 读书。

但时间长了，对工人阶级的遭遇有了深切感受，开始了解工人阶级了。 工人告诉我要注意监工，监工来了就卖力气干，监工走了就偷懒。反正我们 是被人剥削，为什么要给他们卖劲?

法国工人中，社会主义思想流行，许多人 说列宁好，希望生在俄国。有一次我的手受了伤，厂方只准休息三天，养伤 费发得很少，工人们就来慰问，骂资本家没良心。这些活生生的阶级教育，使 我们站到工人阶级一边来了。

1920年五一节，法国工人举行大规模罢工，我们在工厂做工的 几个同学开会，决定和工人一起行动，为中国 争光。这个行动受到法国工人的热烈欢迎。

当时，在法国做工的学生，因感受到无产 阶级的痛苦，不少人自己组织起来学习马克思 主义。在我们这个地区鼓吹马克思主义最得力 者是蔡和森①。我们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很赞 成他的主张，并开始读了《共产党宣言》。

这 本书里面有很多深刻的分析、新鲜的提法，引 起了我们很久的思索和讨论。如说一切历史都 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代资产阶级的国家，不 过是资本家的事务所，等等。这些论断我们感到确是真理。这引起了我思想上的第二次大震动。

我将参加罢工的事向留法 学生团体报告，蔡和森很支持，他说世界上只有无产阶级最有前途，它没有 国界，它可以联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头脑中高扬，于是 我逐渐参加政治活动，向革命方面靠拢了。

①蔡和森：复姓蔡林，名稣仙，字润寰，号泽膺，学名彬，别名和森。祖籍湖南双峰县永丰镇，生于上海。1913年， 蔡和森来到长沙。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时与毛泽东结为挚友。1918年4月与毛泽东等组织新民学会。1919 年偕母亲、妹妹蔡畅与女友向警予前往法国勤工俭学。

但是，生活本身是按辩证法前进的，不是那么简单。我们是官费派往法 国的，在勤工俭学生中境遇又好一点。到工厂三个月后，我被提为技术工，工 资也增加了，没有什么额外的负担，开始有了点积蓄，这时候又自满陶醉起 来，感到自己有办法，有前途，可能爬上去，可以当个文学博士。

所以又不 大愿意和搞革命的人来往，怕被别人利用，要自己走出一条路子来。下了工 就补习法文，读文学作品，想搞文艺。只是后来法国发生经济危机，工厂紧 缩，自己被抛上街头，后来又被押送回国，才被迫放弃了文艺救国的梦想，被 迫参加了革命。从这种意义上讲，我干革命是被逼上梁山的。

1920年冬天，我参加了工学世界社(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前身和外围 组织)的活动，1921年春被工厂解雇，从此全心全意地参加学生运动。

秋天， 我参加了向里昂中法大学的进军，蔡和森是湖南学生代表，我是四川学生代 表。这个行动的结果，就是北洋政府和法国当局勾结，把我们一百零四个学 生代表武装押送回国了。当时押送的军警说我们是布尔什维克分子。我们还 是第一次被加上这个罪名。有的学生说，那好吧，我们就去当布尔什维克吧!

回国后，感到不革命就没有出路， 加入了共产党

1921年11月回到上海，当时还没有下定决心干革命，又经历了一次动摇。 一百零四个同学在船上向中国驶近时，感到前途茫茫，除了依靠自己团结的力量外，别无出路。

当时，我是学生干事会的成员，极力主张大家齐心， 共同斗争，争取一个好的安置。船到香港时，一部分同学上岸去找孙中山，我 劝他们不要分散，他们不听。后来，他们在广州见不到孙中山，又跑到上海 来找我们。那时，我说服了其他同学，把争得的安置费分给他们一份。

刚到上海时，我作代表向各界呼吁。我们住在旅馆里，付不起房钱，英 国巡捕来干涉。我们对他们说与你英国无关，请你转告法国当局。

后来，法 国巡捕来要护照。我们说护照被扣留在法国里昂的市政厅，你们不准我们入 境，可以把我们再送回法国。他们也无计可施。法国领事只好找上海县长出 气，骂中国政府不该借法国军警的力量压迫学生，我们也大骂这些地方当局， 那些家伙只好赔小心：先生们有事好商量。

我说，我们在国外敢和洋鬼子斗， 在国内就敢和卖国政府斗。他们说，先生不要唱高调，要体谅中国是一个弱 国的处境。

斗争的结果，是政府出一笔旅费让大家回家；另外，允许学生入 北京中法大学学习。

为了进一步解决在法几百名学生的求学经费问题，同学派我当代表回四 川向各阶层交涉。在上海和蔡和森分别时，蔡劝我参加党，或去苏联。当时 我没有下决心，还要回四川去试试看，但答应发行党的书刊。

1922年初到重 庆，后又到成都，去找刘湘、杨森等军阀，他们根本不理睬，他们的参谋、秘 书怕我们这些留法学生抢他们的饭碗，甚至不给通报。

在家乡我受到更大的 歧视，说我是不好好做工，被人家赶回来的，饱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想 找一个职业，但找不到，比较理想的，人家不肯给，说是我这个小庙容不下 你这个大菩萨；人家愿意给的，我又嫌太低了，不肯俯就。家庭无地位，个 人无职业，又目睹了军阀内部的腐朽，知道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什么出路，心 情很苦恼。

就这样，经蔡和森通信介绍，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后来，我给《新蜀报》写了大量稿件。《新蜀报》主编宋南轩，聘请我为 《新蜀报》的主笔，每月舆马费(即薪金)十五元。应聘后，杨森的秘书长沈予 白，在请客席上婉转地说：“请陈先生在报上多谈点国际形势吧。”暗示我不要接触四川的实际，尤其不要触及军阀们的利害。由此可知在这个社会里混 一碗饭吃是不容易的。

后来，我果然因为写了一篇批评军阀武装的文章，惹了祸，被礼送出川。

从此才下决心去找党，1923年10月我到北京入中法大学， 11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回国后在四川这两年，是又一次摇摆。最后认识到不革命就没有出路，才下决心干革命。这中间，蔡和森给了我很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