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近日一群有影响力的保守派和立法者警告特朗普政府，如果印太地区爆发战争，美国没有合适战术核武器来对抗中国。

这不由得让人回想起70多年前，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由于没有核武器，遭到美国的核威胁，被逼得只能节衣缩食发展核武器，这个过程艰难而悲壮。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70多年后的今天，美国保守派智库突然“发现”自己缺乏“对付中国的战术核武器”。

历史仿佛完成了一次轮回，但真相远比表象复杂——正是当年美国的核讹诈，塑造了今日中国的核政策逻辑。

1945年广岛长崎的蘑菇云，让世界第一次见识核武器的毁灭性威力。但毛泽东对此的回应却充满哲学意味：“原子弹是纸老虎，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

这种论断并非盲目乐观，而是基于解放战争中“小米加步枪”战胜美械装备的实践经验。

1950年11月，志愿军将美军逼退至清川江以南。杜鲁门在记者会上威胁使用原子弹时，毛泽东正在部署第三次战役。

次年4月，美国特使通过香港传话：“若继续战争，中国发展将倒退几十年。”

然而志愿军仍按计划发起第五次战役，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美国的核威慑，在朝鲜多山的战场和深挖地洞的志愿军面前，成了“打不中目标的昂贵玩具”。

历史档案显示，毛泽东早在入朝前就预判到核威胁。1950年8月，他对邓华说：“要准备他打原子弹。”这种清醒认知源于更深层的战略思考：核武器既是军事工具，更是政治筹码。

1949-1953年间，中国并未将核武器研发列入优先议程。

转折点出现在1954年第一次台海危机：美军第七舰队介入的同时，美国媒体再次炒作对华核打击。

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感叹：“帝国主义估量你只有那么一点东西，就来欺负我们。他们说‘你有几颗原子弹？’”

此时，两个契机改变了历史进程：苏联承诺提供核技术援助，广西发现铀矿。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召集钱三强、李四光等科学家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正式启动“两弹一星”工程。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上强调：“要对人民进行核教育，反对使用原子弹，但我们必须掌握它。”这标志着中国核政策从“战略藐视”转向“战术重视”。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的蘑菇云升起时，中国政府声明开宗明义：“中国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这句话背后藏着耐人寻味的辩证逻辑——既要打破核垄断，又要避免陷入美苏式的军备竞赛。

毛泽东时代的核政策呈现出三大特征：

非对称威慑：保持“最低限度”核力量，1964-1980年间仅生产约200枚核弹头，仅为同期美苏的百分之一。

道德制高点：全球唯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将核力量严格限定为防御性工具。

技术克制：1966年成功试爆中子弹后，中国再未公开新型核武器进展，避免刺激军备竞赛。

这种“以质代量”的策略，使得中国用不到西方十分之一的核投入，构建起有效战略威慑。

2024年，美国传统基金会宣称“缺乏对付中国的战术核武器”，恰似1950年代核讹诈的镜像反转。

但数据揭示另一番图景：美国现有核弹头约5500枚，中国不足500枚；美军2023年核武器现代化预算达340亿美元，是中国同年国防总支出的三分之一。

更值得玩味的是历史逻辑的延续——

1950年代，美国渲染“中国威胁”为介入朝鲜战争正名；

2020年代，同一话术被用来升级印太军备。

而中国始终恪守1964年声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回望历史，毛泽东那句“原子弹是纸老虎”常被误读为轻视核武器。实则他早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就阐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这种辩证思维塑造了中国核政策的双重性：既发展“以核止核”的能力，又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伦理。

若毛泽东得知今日美国讨论“对华核武器不足”，或许会想起1955年与尼赫鲁的谈话：“原子弹是要花本钱的，我们一下子还搞不起来。”

但历史证明，真正的威慑力不在于武器数量，而在于使用武器的意志与智慧。

当某些国家仍在用“核优势”推行霸权时，中国用60年践行着一个承诺：核武器的终极目标，是让自身永远不被使用。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6期）《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抗美援朝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核工业发展史》（国防工业出版社）《二十世纪中国军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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